宋代封弥制考辨

封弥,有时亦称糊名,它作为防范考官徇私舞弊活动的一项重要措施,滥觞于唐代制举中.武则天时,“以吏部选人多不实,乃令试日自糊其名,暗考以定等第”,又一度用于吏部铨试.不久,武后以为此非委任之方而罢去.后周广顺二年(952),赵上交拜礼部侍郎,他在贡举中“申明条制,颇为精密,始复     

中国丧葬文化研究的重要成果——评《中国丧葬礼俗》

丧葬礼俗是中国古代极富特色的一种社会和文化现象,源远流长,内涵丰富。1991年10月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徐吉军和贺云翱合著的《中国丧葬礼俗》一书,是我国迄今为止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丧葬礼俗的学术专著。它系统地阐述了历代丧葬观念的演变、严密而繁琐的丧葬礼仪、形式多样的葬式葬法、精心选择的墓地,以及死者眷属的丧服制度、居丧生活等,揭示了蕴含于丧葬礼俗之中的宗教信仰、伦理道德观和等级观念。全书约35万字,另附插图70余幅,共分七章。     

介绍一件现存日本的宋代告身

告身,是中国古代授官的凭信,类似近代的任官状,它对于我们研究当时的官僚制度及其职能,研究某一历史人物的履历,都是极为难得的资料。 1986年3月,日本《亚洲史年代记研究》专号上,发表了早稻田大学文学部副教授、宋史专家近藤一成先生的《环绕收录在<长编>     

南宋名臣崔与之述论

南宋名臣崔与之述论何忠礼崔与之（１１５８年－１２３９年）．字正子，号菊坡，广州增城（广东今县）人。南宋光宗绍熙四年（１１９３年）登进士第，历仕光、宁、理三朝四十七年。晚年，召为礼部尚书、吏部尚书，不就；又除参知政事、拜右丞相兼枢密使．皆恳辞。后以观文...     

科举改革与宋代人才的辈出

邓小南认为,对"祖宗之法"的不断诠释过程,寄寓着士大夫们建树统治规范、实现长治久安的深切期望,并折射出一种整体性的社会理想;而对于"祖宗之法"不恰当的倚重与抬高,则是酿成赵宋因循保守政风乃至关键时刻无所作为的重要原因之一.葛金芳认为,宋代虽然仍以农业立国,但在高度发达的农业经济之基础上,已经生长出城市、货币、商业、信用、海外贸易等诸多工商业文明因子,雇佣劳动、包买商惯例、商业信用、集资合伙等新生事物均有踪迹可觅.张其凡认为,宋代兵制改革的特点突出表现在:军队的职业化、雇佣化;军权直接隶属于皇帝,军队成为皇帝的私兵;军队领导机构的多元化;重视禁军的选拔、补充和教阅,严阶级,劳其力;以及在兵力配置上"强干弱枝"、"内外相维"等方面.何忠礼认为.北宋的科举改革不仅有利于政治的清明和中央集权的巩固,而且还推动了宋朝社会经济、文化、思想和科学技术的繁荣与进步,其所获实效确实不容低估.李华瑞认为,士大夫们在王安石变法中所表现出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三不足的大无畏精神,以及变法措施中显现出的近现代社会经济理念的诸多端倪,等等,都是很有价值的历史遗产,其表现在精神层面的历史意义要远大于当时变法无论成败与否的经验教训.     

读《宋代教育》

<正> 当代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曾经说过:“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综观有宋一代的教育,无论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学校的建置、严密的教育制度、系统的教育理论和实践来看,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确实巳经发展到了顶峰,对今天的学校教育也产生了程度不等的影响.以往不少学者,虽然承认宋代教育是中国古代教育的鼎盛时期,从制度上对它作了若干研究,却没有发现其中所包涵的新气象.并完全割断了近代教育与古代教育尤其是宋代教育的有机联系,这样便不利于我们批判地继承宋代教育这份宝贵的历史遗产.袁征同志所撰之《宋代教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正确地提出了中国古代教育在宋代发生了历史性转变的新看法,以丰富而翔实的史料,周到的分析,通俗而富于逻辑性的语言,揭示了宋代教育的发展规律和全貌,探讨了它的优良传统和沉疴痼疾,从而加深了我们对传统文化的认识.     

南宋孝宗朝的政治生态与周必大的政治活动

宋孝宗继位以后,一改太上皇帝赵构的内外政策,对外不惜对金用兵,以收复中原失地。但是由于各种原因,这一夙愿始终没有取得成功。对内实行"独断",以防止大臣擅权。为此采取了"异论相搅"、不让三省和地方主要长官久任、重用近习等一系列措施,结果造成政治生态的严重失衡。以文学和政治见长的周必大,由进士入仕后一度受到孝宗重视,但由于他与众多大臣一起,多次反对孝宗的对内政策,因而前后二次受到排斥,出任祠官,时间长达七八年之久。后期的周必大,除了清正廉洁不变,文学才能更加出众以外,政治上已缺乏锐气,变得"圆滑"起来,从而最终被孝宗视为心腹之臣,官至左丞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