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庆市1993年10～11月份社科工作大事记

10月4日 根据国家建设部和省建委关于认真开展1993年世界住房日活动的通知精神,结合我市的实际情况,围绕今年世界住房日“妇女与住房发展”的主题,大庆市房产管理处、大庆市房地产业协会广泛组织石油管理局房产处等单位,开展了以悬挂宣传标语、绘制宣传板报、召开有百多人参加的以妇女在住房发展中作用为主题的研讨会以及发动各二级单位卫生队近千名清洁女工认真清扫街区等多种形式的庆祝活动。热情宣传国家对解决人民住房问题的重视和一系列方针政策,讴歌了我市在住房建设中取得的成就,肯定了我市广大妇女在住房建设、管理以及改善居住环境等方面所作出的贡献,加深了人们对今年世界住房日及     

近现代中外文化交流的经验教训

1840年的鸦片战争揭开了近现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序幕。反思150年来中国近现代中外文化交流史,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经验教训: 一 鸦片战争以满清政府的失败告终,从此中国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国的仁人志士为了挽救中华民族,开始向西力寻求真理,诚心诚意地想让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并前赴后继地为之奋斗,结果     

谈加强领导干部职业道德修养

作为人民公仆的各级领导干部 ,承担着为人民掌权、用权的神圣职责 ,肩负着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组织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艰巨使命 ,这就决定了领导干部职业道德建设在各行各业职业道德建设中的主导地位和重要作用。为了加强领导干部的职业道德修养 ,必须从各方面努力     

马克思主义权力观简论

权力是指一定的社会主体(组织或个人),为达到一定的目的,通过一定的原则和方式,支配、制约客体政治上的一种强制力量(以下简称权力)。在阶级社会里,权力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不同的阶级、不同的组织或个人,有着不同的利益,因而在认识、对待、行使权力方面则有所不同。共产党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立的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其执政后,是通过其各级组织及其党员、干部来行使权力的。因此,共产党及其党员、干部的权力观应该是也必须是无产阶级的权力观,即马克思主义的权力观。本文就马克思主义权力观的权力来源、目的、价值以及行使权力的原则和制度等问题,谈点个人看法。     

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多种效应及应用

激励失衡效应人的感受非常复杂,当得到的东西与预想的东西不一样时,我们会感到失望甚至愤怒。当得到的超过预期时,我们又会表现得高兴甚至兴奋。然而,得到时的高兴与失去时的失望,这一喜一悲的激励效果却是失衡的,通常情况下,负激励给人们带来的失望值要远远超过正激励带给人们的满足感。应用:企业要正确把握激励工作,一方面要注重激励过程的公正性,保证激励不偏不倚。另一方面要注重激励本身的公平性,使正、负激励相互对应。美国通用公司的考核比例为20:70:10,公司重奖20%的优秀员工,同时淘汰排名最后10%的员工,通过正、负激励的相互均衡,…     

农业科技推广服务体制和运行机制创新研究

农业科技推广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关键。面对服务体制不完善、运行机制不健全等问题,我国农业科技推广服务体制和运行机制创新必须恪守"政府主导、社会介入,市场决定、民办公助,资源协同、系统集成"的原则,促进公益性、准公益性与营利性农业科技推广机构协调发展,建立"政府+服务中心+专家+协会(+企业+基地)+农户"的农业科技推广新模式,实行农科教一体化、服务内容综合化、服务形式多元化、服务队伍人才化、服务技术网络化。实行双向互动服务,全面提高服务效益,促进现代农业发展。     

中国古代行政监察制度特征研究

中国行政监察制度历史悠久。古代行政监察制度更是体系完备、独树一帜。中国古代行政监察制度适应维护中央集权制度的需要,从秦汉到隋唐以至明清逐步建立、发展和完善,具有监察渐与行政分离、职权逐步扩大、法规日趋完善、极端重视地方监察、以卑察尊成为定制、严格监察官员管理等特点。正确解读与考察中国古代行政监察制度对当前完善行政监督体制、提高行政监督效能、惩治行政腐败、建设行政监督文明有一定参考。     

殷代河岳崇拜的衰落及其原因

殷代河岳崇拜的衰落及其原因林志强在殷墟卜辞中，“河”指黄河之神，“岳”指嵩山之神。①本文仍以传统的五期分法②来研究河岳卜辞，探讨殷人对自然神的态度变化，有助于进一步了解殷代的宗教思想。一、卜辞第二、五期是河岳崇拜的衰落期。综观全五期卜辞，我们可以发现...     

大庆市1993年6～7月份社科工作大事记

6月2日 为活跃房地产业协会会员单位职工的业余文娱生活气氛,大庆市房地产业协会组织了全市房产系统职工交谊舞大赛,20个会员单位的50名选手参加综合、快、慢步单项比赛,电泵公司夺得了综合奖,采油七厂夺得快、慢步单项一等奖。 6月3日 大庆图书馆学会根据当前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结合我地区图书馆的具体情况,在全地区图     

再谈近现代中外文化交流的经验教训

前不久笔者曾就“近现代中外文化交流的经验教训”问题,在《大庆社会科学》(1990年第3期)略抒浅见。但总觉得言犹未尽,因此,不揣冒昧,又写了此续篇,以就教于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