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旅游标准建设研究

回顾了生态旅游产生的背景,简要叙述了生态旅游发展的三个阶段.从生态旅游发展及其影响、生态旅游标准缺失的后果以及生态旅游标准体系的作用等方面论述了生态旅游标准体系建设的必要性.对比了国内外生态旅游标准体系建设现状,提出了我国的生态旅游标准建设应加快专业队伍组建,标准多元化和国际化等工作.     

中国资源管理模式的发展历程与改革思路

研究资源管理模式对实现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在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过程中，经过了供给管理、需求管理、资源化管理、资产化管理等几个不同的管理模式，在分析比较这些管理模式的产生背景、主要内容和优缺点的基础上，借鉴国外发达国家资源管理模式的成功经验，认为中国应该采用资源化管理与资产化管理相结合的资源管理模式，提出了部分对策建议。     

资源型城市转型与旅游资源开发 --以铜川市为例

资源型城市的共性问题是产业结构重型化、经济结构单一，经济发展相对停滞，居民收入水平下降和生态环境严重恶化。特别是我国加入WTO后，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型成为资源型城市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开发旅游资源、着力发展旅游业是资源型城市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措施之一。本文在分析旅游业对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作用的基础上，以铜川市为例，提出了资源型城市发展特色旅游业的对策。     

西藏生物质能开发的资源、环境基础分析

开发生物质能是缓解能源供应紧张、环境污染严重这两大难题的理性选择。而由于生物质能蕴藏于生物质中,生物质又与区域自然地理特征息息相关,因此,各地发展生物质能具有明显的区域特性,不可一刀切。论文分析了西藏发展生物质能的资源条件和环境基础,认为西藏生物质能资源总量大而单位面积的生物净初级生产量不高,自然环境脆弱且生物质能利用与环境关系紧张。在前人关于西藏的太阳能、生物量、净初级生产量研究基础上,从生物质能转化过程的角度,提出了可利用生产量的概念及生物质能可持续利用的模式,继而估算出了西藏的生物质能资源总量2400×10⁴tce/a。最后,在肯定西藏生物质能开发的可行性的同时,提出了因地制宜,适度开发的战略。     

中国消费端食物浪费规模及其资源环境效应测算

食物浪费及其产生的资源环境问题与全球粮食安全密切相关,减少食物浪费逐渐被认为是保障粮食安全的Plan B。消费端是造成食物浪费的重要环节,消费者作为消费端食物浪费的主体,其在消费阶段产生的食物浪费是食物损耗与浪费的主要来源。本文采用直接称重法,在全国典型地区（北京、上海、四川、山东、河南和西藏）获取居民食物浪费的一手数据,首次在全国尺度上测算了消费端食物浪费总规模及其资源环境效应。结果显示：（1）2018年全国居民消费端食物浪费共3432万t,人均食物浪费量67.33 g/d,其中粮食浪费量占比最高（35.44%）,其次是蔬菜（34.83%）和肉类（15.38%）。（2）2018年全国居民消费端食物浪费所占用的生态足迹达6254万hm²,人均生态足迹为448 m²,按中国人均生态足迹1.5 hm²计算,相当于4169万人的生态位被挤占;水产类（39.28%）和肉类（34.22%）的生态足迹占比最大,分别为2456.23万hm²和2140.25万hm²。研究结果有助于推进我国消费端食物浪费的减量化,对于缓解食物浪费的环境影响和资源消耗压力、改善全球粮食安全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中国反食物浪费监测与评估体系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食品浪费法》的颁布与实施,标志着中国的食物浪费从理论研究转向实践应用。为了推动食物浪费的减量,亟需构建覆盖全国的、系统性的监测和评估体系并实现食物浪费的定量监测与评估。本文面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食品浪费法》实施过程政府及社会中各界的主要关切,通过系统梳理国内外食物浪费的相关研究,辨析了食物浪费的定义及主要演变,论述了全球食物浪费监测与评估情况。在此基础上,本文重点分析了中国食物浪费监测与评估进展,提出了通过餐厨垃圾,将食物浪费从传统概念向广义概念延伸的理念,并提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反食品浪费监测与评估指标。本文旨在为中国相关政府部门开展食物浪费的监测和评估提供科学参考,从而为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12.3的实现提供借鉴。     

中国自然资源消耗与国家资源安全变化趋势

在大量消耗自然资源与付出一定环境代价的基础上 ,中国经济得以高速增长 ,未来我国将处于世界发展格局的工业文明边缘极 ,注定将消耗更多的自然资源 ,整个社会经济体系对自然资源和环境问题更为敏感 ,我国对国际自然资源的依存度越来越强 ,其它国家的“中国威胁感”增强。鉴于上述基本趋势 ,中国未来资源安全以不出现重大资源危机为目标相对合理 ,在争取资源安全策略方面应采取的方式为 :①逐渐调整我国社会经济结构 ,使之适应自然资源短缺的现实 ,使整个经济体系资源利用效率化 ;②科学地养护我国现有自然资源基础 ,提高自然资源供给能力 ,使其免遭不可恢复的破坏 ;③全面增强各领域的国际影响力 ,积极建造有利于我国充分利用外国资源的国际秩序。     

六盘山生态旅游区旅游步道对人类践踏干扰的响应研究

从生态系统响应和游客主观认知的双重视角,对六盘山旅游区旅游步道对人类旅游践踏干扰的响应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①自然状态下旅游践踏干扰主要集中在旅游步道边缘1~3m范围内,但不同生态系统差异较大。在调查的3个景区中,小南川景区乔灌草生态统主要集中在旅游步道1m左右;凉殿峡景区高山草甸生态系统集中在1~2m之间;野荷谷景区华北落叶松林下生态系统则达到3m左右;②采用地表覆盖物响应指数(Index of Land Cover Impact,ILCI)和游客可接受改变限度(Limits of Acceptable Change,LAC)来衡量受干扰旅游步道响应程度,在1m范围内各调查样区ILCI均达到4级或5级严重冲击程度;1~2m间以凉殿峡景区ILCI值较高(39%),介于1~2级之间,而小南川与野荷谷景区ILCI值属1级轻微影响;3m及以外三者影响基本较小。游客对游道沿线土壤裸露度可接受改变限度为55.7%,3个调查样区1m范围内植被覆盖减少率(CR)均超过此水平;③调查样区旅游步道响应强弱与游道坡度、边坡坡度以及游道宽度具有一定相关性;④地表覆盖物响应指数因与其它各响应变量间显著相关,可作为评估旅游干扰系统响应的一项简易而有效的指标。研究结果也表明,目前旅游践踏干扰已对游道沿线环境以及游客游憩体验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改变目前景区开发无序状态,加强旅游步道规划设计和游客行为规范,建立长期环境监测系统,将对制定防治游憩冲击策略,促进六盘山生态旅游区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指导价值。     

60年来的资源科学:从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到资源科学综合研究

走过60年,资源科学研究已从最初的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发展成了一门综合性的资源科学学科体系。期间,国家先后编制了7次科技发展规划,尤以《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和《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对资源科学的形成与发展影响最大。前者推动了中国自然资源综合考察事业的形成与发展,后者促进了中国资源科学考察事业的发展与壮大,进而推动了资源科学的形成与发展。60年来的中国资源科学可以初步划分为大规模的自然资源综合考察时期(1950—1960年代)、区域资源综合科学考察与资源科学研究时期(1970—1980年代)和资源科学学科体系的形成与发展时期(1990—2000年代)等三个阶段;2000年前后中国资源科技工作者先后完成的《中国自然资源丛书》、《中国资源科学百科全书》和《资源科学》等三项标志性成果的出版,为我国建立资源科学体系奠定了科学基础;2008年《资源科学技术名词》正式颁布,必将进一步促进中国资源科学的发展与完善。     

中国草地资源利用：生产功能与生态功能的冲突与协调

草地生态系统具有多功能性,既提供多种畜牧产品,同时也具有多样化的生态服务,诸如防风固沙、保持水土、维持生物多样性等。因此,健康的生态系统是生产功能与生态服务和谐并存的统一体。我国有各类天然草地 4×10⁸hm²,其中80%的草地主要分布在干旱、半干旱的北方地区,即主要分布在兴安岭-燕山-吕梁山-秦岭-西藏高原东缘一线以西的广大地区, 这一地区自然条件差,生态系统脆弱。因此,草地生态系统具有保障北方地区畜牧业发展和维护我国生态安全的双重角色。1949年以来,我国草地资源利用中由于长期追求生产功能最大化,忽视了对生态功能和服务的养护,造成生态系统退化,从而影响生态服务的发挥,导致了生产功能与生态服务的冲突。一是在突出生产功能的政策导向下,片面追求草地生产功能最大化,导致大量优质草地被大面积开垦,天然草地资源缩减,出现结构性和功能性的生态退化,生态服务功能受到显著损害。二是由于生产要素投入不足,使得草地系统输出和输入不平衡,难以维持正常的物质和能量循环过程,从而导致生产功能与生态功能的冲突。这主要是由于草地资源是我国的公共财产资源,即使实行草地承包制度后,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加上缺少政策制度的约束,因此形成了牧民对草地资源的掠夺式利用。三是我国畜产品生产需求增长与生态功能保护需求的矛盾愈加突出。在草地资源开发利用中“重用轻养”的失误既阻碍了我国草地畜牧业的现代化进程,更加剧了我国草地生产功能与生态服务的冲突。所以,在我国人口趋多,耕地趋少,粮食趋紧、畜产品消费趋增的态势下,充分利用占国土面积41%的草地资源,建立生态保护约束下的草地资源利用模式,协调草地生态系统的生产功能和生态服务关系,是解决我国耕地资源不足、维护我国生态安全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