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梯田撂荒程度及空间格局分异研究

在城镇化和工业化的驱动下,中国丘陵山区耕地逐渐被边际化,耕地撂荒范围也迅速从劣质的坡耕地延展至优质的梯田,大规模梯田撂荒将会引发一系列社会和生态效应,科学评估中国山区梯田的撂荒程度及空间分布将有助于有效地应对耕地撂荒问题。本文通过全国抽样调查的方式对中国梯田的撂荒程度进行了调查,利用获取的中国329个县的560份村问卷测算了中国梯田撂荒规模,并进一步分析了梯田撂荒空间分异特征及驱动因素。结果显示：(1)全国梯田撂荒现象分布广泛,发生梯田撂荒的村庄占总调查村庄的比例为54%,撂荒面积占梯田总面积的比例达到9.79%;(2)梯田撂荒程度呈现“南高北低”的特征,南方丘陵山区较为严重,尤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最;(3)梯田撂荒的主要因素可归结为农业劳动力外出务工、梯田耕作机械化程度、灌溉条件、耕作交通条件等。减缓梯田撂荒,应因区精准施策,提高梯田区机械化水平等措施具有普适性,针对质量较差的梯田,可有序“退耕”,对于质量较好的梯田,可采用调整种植结构、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鼓励流转与规模经营等方式。     

劳动力非农转移对农户耕地撂荒的影响

以福建省长汀县农区为研究区域,依据1978-2008年社会统计资料和农户调查数据,构建农业劳动力非农转移对农户耕地撂荒影响的多项式回归分析模型,采用社会统计和比较分析方法,研究长汀县农业劳动力非农转移对于农户耕地撂荒的影响．结果表明：近30年来,长汀县农业劳动力非农转移与农户耕地撂荒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即自改革开放至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农业劳动力非农转移程度虽逐渐提高,而农户耕地开垦面积却呈现上升趋势;但自2000年以来,农户从耕地净开垦转向耕地净撂荒,农业劳动力非农转移推动着农户耕地撂荒面积的不断增加．同时发现,与外出务工以及本地雇佣劳动相比,从事传统农业较高的务农机会成本是农户耕地撂荒的根本原因,也是农业劳动力非农转移对耕地撂荒产生影响的主要中介．     

农村劳动力转移背景下山区农地规模流转的障碍因素研究——以武陵山区为例

探析山区农地规模流转的障碍因素,对促进山区农业的规模化经营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武陵山区三个典型区县563份农户调查数据,分别从规模流转的供给和需求,即规模转出和规模转入的角度,运用二元Probit模型对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背景下的山区农地规模流转的障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在劳动力大量转移的背景下,山区农地流转现象普遍,但规模流转不发达;(2)农村劳动力转移并未促进农地的规模转出,影响山区农地规模转出的主要因素是地区的发展状况和农户对耕地处置的可能选择以及耕地资源禀赋特征;(3)山区农地的规模转入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密切相关,劳动力转移带来的非农收入的增加对农户的农业生产具有一定的投资效应,有利于提升农户的规模转入意愿;(4)随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农户的农地转出意愿大于转入意愿,实际的农地流转规模取决于规模流转的需求,即规模转入。因此,规模转入需求的不足及大型经营主体的缺乏是造成山区农地规模流转不发达的直接原因。基于此,本文提出应出台有效的政策吸引务工人员返乡创业,培育山区规模种植大户,促进山区农地规模流转的政策建议。     

地块质量特征对西南山区梯田撂荒的影响——以贵州剑河县白都村为例北大核心CSCDCSSCI

为分析西南山区梯田撂荒地块质量特征及影响因素,厘清山区梯田撂荒与可持续利用机制,本文以贵州省剑河县白都村为例,综合运用农户调查数据与无人机高分辨率影像数据探讨梯田的撂荒规模、空间分布情况及地块质量特征;构建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影响梯田撂荒的各地块质量因素作用大小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①白都村样本农户的梯田面积为62.518 hm^(2),多集中分布于耕作高差、坡度和耕作距离较大区域,其撂荒面积为21.354 hm^(2),撂荒率为34.16%。②梯田的地块质量因素对其撂荒的贡献程度表现为:灌溉条件>动力使用状况>田埂坍塌状况>耕作面积>综合地形条件,其中灌溉条件、动力使用状况、耕作面积与梯田撂荒均呈负相关,田埂坍塌状况和综合地形条件与梯田撂荒呈正相关。研究结果对于推进西南山区梯田的可持续利用与管理具有重要的理论及实践意义。     

重庆市武隆县农地流转下农业劳动力对耕地撂荒的不同尺度影响

在农地流转市场日趋完善的背景下,农户间的耕地流转无疑会缓解因部分农户劳动力不足造成的耕地撂荒现象,但仅从农户尺度上分析难以揭示农业劳动力数量与耕地撂荒间的关系。运用重庆市武隆县17 个乡镇40个自然村的308 份农户调查数据,通过二分类Logistic 回归模型、简单相关和偏相关分析,从农户和村庄两个层次上探讨农业劳动力对耕地撂荒的影响程度及农地流转对两者关系的影响。结果显示：① 农户尺度上亩均农业劳动力对耕地是否撂荒的影响不显著,而在村庄尺度上显著。② 亩均务农劳动力与耕地撂荒规模的偏相关回归分析中,控制耕地流转和不控制流转条件下,农户尺度上两者的偏相关系数和简单相关系数分别为-0.138 和-0.027,前者在1%水平上显著,而后者不显著;村庄尺度上,控制流转和不控制流转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273 和-0.294,均在5%水平上显著。③ 在农地流转市场较为完善的地区,选择在村庄尺度上进行农业劳动力对耕地撂荒影响分析研究是比较合理的。     

不同类型农户撂荒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重庆市12 个典型村为例

近年来,耕地撂荒因与耕地流失及粮食安全紧密联系而备受关注。反映撂荒现状并揭示其影响因素,有利于政府制定科学的政策、规划和计划。现有的研究多将农户作为一个整体,较少考虑到不同类型农户撂荒的差异。以重庆市12 个典型村为例,在农户类型划分的基础上,分析不同类型农户撂荒的差异,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定量分析不同类型农户撂荒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① 不同类型农户撂荒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撂荒户数比重、户均撂荒面积、撂荒面积占承包地面积比重随耕作半径的变化情况、撂荒地现状及不同时间段撂荒面积;② 野生动物影响和人均耕地面积是影响不同类型农户撂荒的共同原因。此外,影响基本型农户的因素包括户主外出经历、耕作半径和房屋离集镇距离;影响自然资产型农户的因素包括农业劳动力比重、户主外出经历、地块平均面积和耕地收益;影响人力资产型农户的因素包括家庭人口、非农收入、耕地转出面积和耕作半径。     

基于定性比较分析法(QCA)的村域耕地撂荒影响因素分析

弃耕是一个全球性问题,被认为是土地利用变化研究中最重要的研究领域之一。明确撂荒耕地驱动因素对于提高农村地区耕地资源利用效率、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采用定性比较分析法(QCA)对赣州市49个村庄的耕地撂荒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1)耕地撂荒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农业机械化水平低是赣州耕地撂荒发生的必要条件,对耕地撂荒具有重要影响。(2)导致耕地撂荒现象的路径不具有唯一性,研究区有5个导致耕地撂荒现象产生的组合。它们分别是组合A1(交通便利、农业生产设施完善、农业机械化水平低、土地流转程度低、无政策扶持产业相结合),组合A2(农业生产设施完善、农业机械化水平低、土地流转程度低、农业劳动力充足、无政策支持产业相结合),组合A3(交通便利、农业生产设施完善、农业机械化水平低、农业劳动力充足、无政策支持产业相结合),组合A4(交通便利、农业机械化水平低、土地流转程度低、农业劳动力充足、政策扶持产业相结合),组合A5(交通不便、农业生产设施完善、农业机械化水平低、土地流转程度高、农业劳动力充足、政策扶持产业相结合)。(3)在耕地撂荒现象的条件组合中,核心条件与辅助条件共同对耕地撂荒产生影响。最后,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以期能更深层次地揭示耕地撂荒的机理,为政策制定者正确决策提供全新的思路和方法,进而促进耕地的有效利用。     

功能区定位约束下农户参与农地流转决策的关键因素——以湖北省武汉、孝感的832个农户为例

以湖北省武汉、孝感的832个农户为例,运用Bivariate Probit模型分析不同类型功能区农地经营权流转市场状况及影响农户流转决策的关键因素,探寻促进流转市场建设的差别化激励措施。结果表明:(1)重点开发区、农产品主产区农地流转市场活跃度与生态功能区相比具有比较优势,调研农户农地流转率依次为50.73%,70.50%,28.94%。(2)农地流转市场活跃度较高区域租金水平及非农就业率对农地流转起主导作用,农民生计转型依赖于收入水平能否满足家庭需求;活跃度较低区域家庭收入水平对农地流转起主导作用,农户流转意识相对薄弱。(3)重点开发区受无收入成员比重、非农就业率及规划管制影响显著,农地转出市场活跃;农产品主产区受男性劳动力比例、就业率及收入水平影响显著,小农经营模式短期内难以改变;生态功能区受劳动力人均耕地面积、非农就业率及收入水平共同作用,适宜发展生态农业。     

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用地流转意愿的影响——以新疆玛纳斯为例

随着劳动分工的加剧,农村剩余劳动力纷纷外出务工从事非农经营,这无疑加速了城市化进程,对城市工商业的繁荣起到了促进作用,由此也推动了中小城镇的飞速发展。以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为切入点,处理好劳动力转移与农业持续发展、分散农户经营与规模经营、小农经营与现代农业的衔接,对构建政府农地流转政策体系、提高西部地区土地生产率和农业综合效率乃至增加农民非农就业收入均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在2013年1月对西部地区新疆玛纳斯县369户农户实地入户调研的基础上,基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视角,运用结构方程模型(SEM)这一方法对影响农户农地流转意愿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劳动力转移特征对农户农地流转意愿产生正向显著影响,劳动力转移特征赋值每提高一个单位,农户农地流转意愿就会相应增加0.621个单位。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应加强对农民技能培训,实现劳动力的优化配置和合理转移;完善区域性的农村劳动力市场、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尤其是水库等灌溉配套设施的投入力度;着力培育形式多样的农地流转中介服务组织等举措可以有效推进农地合理有序流转的进程。     

生计多样化背景下种植业非点源污染负荷演变

依托三峡库区典型村农户访谈数据,基于收益最大目标决策框架,设定农村转型发展中3种农户生计类型情景：农业主导生计、兼业转向生计和非农主导生计,解析种植业产污负荷随主导生计非农转向的演变特征,探讨主导生计类型转向的动力机制。结果表明：① 样区耕地经营现状呈自耕、流转与撂荒并存的多元化发展格局,且表现出“入”小于“出”的特征,不同农户家庭类型间实际人均耕种规模为“半劳动力家庭”>“无劳动力家庭”>“劳动力家庭”;② 种植业单位面积产污负荷中,“半劳动力家庭”最高,“劳动力家庭”次之,“无劳动力家庭”最低,“劳动力家庭”内部又随劳动力人数增加呈先增再减趋势;③ 样区农户生计类型由农业主导向非农主导转型过程中,种植业产污负荷最大减幅达72.01%,兼业转向生计情景下削减幅度为19.61%~29.85%,非农主导生计情景下减幅为35.20%~72.01%,但TN、TP的减量特征并不一致;④ 劳动力配置与生计来源“非农化”促使农户主导生计类型向非农转化,生计非农演变的潜在农户收入/福祉权衡亦驱使生计决策转向非农化,不同农户家庭类型对生计转向的敏感程度表现为“劳动力家庭”>“半劳动力家庭”>“无劳动力家庭”;⑤ 在新型城镇化快速推进和创新新型工业体系构建过程中,山区农户生计类型进一步向非农转变,而这一过程又将促使种植业产生的污染负荷量进一步减少,要大幅削减种植业产污负荷,就必须制定有助于山区农户生计非农化的调控对策。     

中国山区耕地利用边际化表现及其机理

耕地利用边际化是当前中国山区土地利用主要变化趋势。利用《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资料,本文首先分析2003年以来农业劳动力价格快速上涨的背景下,中国农业生产成本的结构变化以及农户的响应,并对比平原和山区农户对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响应方式及程度的差异,发现平原地区能够通过大规模的农业机械替代减少劳动投入,进而有效减少劳动力价格上升所带来的影响,而山区因地形条件限制,劳动生产率提升相对缓慢,并与平原地区的差距不断扩大,导致农业劳动力成本占比不断上涨。随着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涨,中国山区耕地边际化特征明显,以玉米为代表的种植业净利润在2013年普遍降至零以下。2000年以来,中国山区土地利用和植被变化表现为耕地面积减少、森林面积增加、NDVI指数增强,而且在省级层次上,山区县范围NDVI变化率与耕地和森林面积变化率分别具有很强的负相关（r = -0.70）和正相关（r = 0.91）,证实了中国山区耕地当前边际化的发展态势。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最后对务农机会成本上升、农业劳动力快速析出背景下的山区耕地利用边际化机理进行了总结。这一研究有助于深入认识山区耕地撂荒和森林转型的发展过程。     

贫困山区农户人力资本对生计策略的影响研究——以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为例

人力资本是构建农户生计的关键要素,从人力资本视角探讨农户生计选择对于推动农户生计转型、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论文以西南贫困山区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为案例区,采用2018年508个农户样本数据,应用回归模型,估算了人力资本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结果表明：人力资本是山区农户生计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不同类型人力资本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不同,且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教育文化、健康状况对非农生计策略的选择具有正向影响,且高山区>二半山区>河谷区,健康状况对河谷区农户生计选择影响不显著;非农技能培训对非农生计策略选择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高山区>二半山区>河谷区;农业技能培训对非农生计策略选择具有负向影响,且高山区<二半山区<河谷区,但其对高山区农户生计选择并不显著;青壮年劳动力倾向于选择非农生计,务农人口老龄化问题严峻,高山区表现最为突出,二半山区次之,河谷区较不明显。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探讨了人力资本、劳动力转移与乡村发展之间辩证关系及相关政策建议。     

耕地撂荒研究进展与展望

20世纪后半叶以来许多发达国家发生明显的耕地撂荒现象,并逐渐演变为全球性土地利用现象,深刻地改变了广大农村地区土地景观.本文以"土地利用变化--驱动机制--环境效应--政策响应"的框架系统梳理耕地撂荒主要研究进展.研究表明:① 全球耕地撂荒仍主要发生在欧美发达国家,但发展程度的区域差异很大;② 社会经济要素变化是耕地撂荒最主要驱动力,务农机会成本上升等原因引起的耕地边际化是撂荒发生的根本原因,而劳动力析出是造成耕地撂荒的直接原因;③ 耕地撂荒与否,撂荒程度以及撂荒地空间分布受村镇,农户,地块三个尺度的自然条件,劳动力特征,农业生产条件和区域社会经济条件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④ 生态环境效应是当前撂荒效应研究的焦点,但该效应是以积极还是消极为主仍存争议;⑤ 增加农业补贴是当前减缓耕地撂荒的主要措施,但并非唯一和最合理的措施.未来,快速城镇化进程将促使中国耕地撂荒现象愈演愈烈,所以当前研究有待加强,本文认为应加强大范围耕地撂荒信息提取和监测,撂荒趋势预测和风险评估,社会经济效应评估及政策设计等方面研究.     

重庆市山区农户耕地转入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耕地流转有利于缓解耕地撂荒和闲置问题,促进土地规模化经营,但已有山区的研究侧重耕地转出,且未深入分析农户耕地转入的特征.本文运用重庆市“两翼”地区12 个典型村的1015 份农户调查问卷,从地块尺度详细分析了农户耕地转入的特征,并通过Tobit 模型,定量分析了农户转入耕地面积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农户多无偿转入耕地,但仍主要转入质量好、坡度小、离家近的地块;因受地形影响,转入地块又多为旱地,且难灌溉、面积小,并存在“去粮化”和粗放化经营.②农户特征方面,转入耕地的农户多为普通农户,经营耕地规模小、效益低,且地块细碎化程度高.③影响因素方面,农业劳动力比例、农业收入、农具数量和耕作面积对农户转入耕地面积有显著正向影响,而户主年龄、地块平均面积和地区哑变量则武隆县有显著负向影响.     

山区耕地细碎化对土地利用集约度影响——以贵州省亚鱼村为例

为探索耕地细碎化与土地利用集约度之间的关系,论文以贵州省亚鱼村为例,利用无人机高分辨率影像和农户调查数据,在对比不同通勤距离情景耕地细碎化测度模型准确性的基础上,计算农户耕地细碎化指数,并定量分析不同农户耕地细碎化水平对土地利用集约度的影响。结果表明：对比分析6种通勤距离情景耕地细碎化测度结果,发现农户耕作地块到其宅基地的道路网络距离情景下测度耕地细碎化水平准确度更高;这一情景下亚鱼村平均农户耕地细碎化指数是187.98,该村农户耕作通勤时间成本高;随着农户耕地细碎化程度加剧,农业经营中劳动力投入、资本投入和作物产值呈不同程度的下降趋势,其中资本投入中,耕地细碎化对省工性投入的影响最为显著;山区农业人口乡城迁移背景下农村细碎的耕地资源促使农户加快退出农业生产,导致耕地低效利用,甚至撂荒。     

Global understanding of farmland abandonment: A review and prospects

Since the 1950s, noteworthy farmland abandonment has been occurring in many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some developing countries. This global land use phenomenon has fundamentally altered extensive rural landscapes. A review of global farmland abandonment under the headings of “land use change–driving mechanisms–impacts and consequences–policy responses” found the following: (1) Farmland abandonment has occurred primarily in developed countries in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but the extent of abandonment has varied significantly. (2) Changing socio-economic factors were the primary driving forces for the farmland abandonment. And land marginalization was the fundamental cause, which was due to the drastic increase of farming opportunity cost, while the direct factor for abandonment was the shrink of agricultural labor forces. (3) Whether to abandon, to what extent and its spatial distributions were finally dependent on integrated effect from the physical conditions, laborer attributes, farming and regional socio-economic conditions at the village, household and parcel scales. With the exception of Eastern Europe, farmland abandonment was more likely to occur in mountainous and hilly areas, due to their unfavorable farming conditions. (4) A study of farmland abandonment should focus on its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effects, while which is more positive or more negative are still in dispute. (5) Increasing agricultural subsidies will be conductive to slowing the rate of farmland abandonment, but this is not the only measure that needs to be implemented.Due to China’s rapid urbanization, there is a high probability that the rate of abandonment will increase in the near future. However, very little research has focused on this rapid land-use trend in China, and, as a result, there is an inadequate understanding of the dynamic mechanisms and consequences of this phenomenon. This paper concludes by suggesting some future directions for further research in China. These directions include monitoring regional and national abandonment dynamics, analyzing trends, assessing the risks and socio-economic effects of farmland abandonment, and informing policy mak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