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区划调整对政区位势的影响与定量化测度——以重庆市为例

行政区划调整是提升行政管理效率和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由此改变政区的位势和发展轨迹,重塑城市发展活力和区域发展格局。政区位势的测度可以较好的评价行政区划调整的效能。建立基于生产函数的政区位势模型,以重庆市为案例,测算其设立直辖市前后的政区位势及其区划调整的相对区位势能,以探析影响政区位势变化的机制。研究表明：① 政区位势与该地的交通通达度、资源控制能力及综合发展规模有关;② 行政区划调整对政区位势变化具有正向作用,但该影响效果具有滞后效应;③ 设立直辖市对重庆市而言不仅意味着行政级别的提升,政区位势也不断上升,相对区位势能均大于1,但该提升幅度正从快速优化趋于平缓发展。     

行政区划调整对政区位势的影响与定量化测度

行政区划是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行政区划调整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在全球化与区域化背景下,适时推进行政区划调整是重构区域发展格局,改变区域政区位势的基本途径。本文立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视角,构建基于区域相互作用理论、空间场能模型和幂指数函数的政区位势模型,以合肥—芜湖地区为例,测算2011年原巢湖地级市拆分后其政区位势的变化情况以及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效能。研究表明:① 政区位势与政区的行政管辖能力、行政资源和区域协调发展潜力密切相关。② 2005—2015年期间研究区整体政区位势和协调发展潜力增幅分别由地级巢湖市撤销前的61.79%和0.21%提高到116.51%和3.05%;且行政区划调整后政区位势增速明显快于经济发展与人口增速。③ 运用政区位势模型能对行政区划调整进行测度和空间化表达,其测度结果既能与社会发展等复杂影响相区别,又能与真实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相符合,既重视个体发展又兼顾区域协调发展。行政区划调整能显著提高研究区的政区位势,促进社会经济进步,且有利于破除空间障碍和行政壁垒,推进区域协调可持续发展。     

成德绵地区政区位势与行政区经济耦合的时空演化与优化路径

行政区划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支撑,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深入探究行政区划与区域经济的时空耦合关系与优化路径,有助于制定区域一体化发展政策。本文以成德绵地区为例,基于政区位势模型、行政区经济模型和位序规模理论,定量识别2005—2018年政区位势与行政区经济的耦合与空间演变,并从体制机制改革、行政区划调整等角度提出优化路径。研究表明：① 成德绵地区政区位势和行政区经济分别经历了“沿交通线轴向扩散”和“中心极化-中部辐射递减-外围塌陷”的演化过程。② 根据政区位势位序规模相对于行政区经济位序规模的耦合关系,将政区耦合类型划分为位势靠前、区划适应型,位势靠前、区划约束型,位势落后、区划适应型,位势落后、区划约束型。③ 研究区耦合类型表现为“位序落后型收缩-区划适应型增加-位势靠前型主导”的演变特征,位势靠前、区划约束型占比最高（45.0%）,市辖区和北部外围政区发展潜力大幅提升的同时,三市交界处行政区经济约束相对较强。成德绵地区作为中国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未来应结合不同政区类型的实际情况,通过增强政府间合作、充分利用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效应、转变政府职能和审慎稳妥推行行政区划调整工作等方式,促进区域一体化和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     

行政区划调整对土地利用空间特征演变的影响——以广州市南沙地区为例

行政区划调整是推动地方发展与重构空间权力的重要策略,但现有研究缺乏对行政区划调整的影响机制的关注.文章以土地利用为研究对象,选取广州市南沙地区为研究区域,梳理其自1992年以来行政区划调整的历程,利用ArcGIS空间分析软件对其土地利用空间特征的演变进行分析,探讨行政区划调整对土地利用空间特征的影响过程与机制.结果表明,行政区划调整通过行政资源在空间上的布局直接与间接影响土地利用的空间特征.其中,直接影响通过政区类型、隶属关系、等级权限、组织体制等行政资源与体制在空间的布局调整而产生影响;间接影响是行政区划通过对城市发展动力、经济发展模式、其他空间政策、行政主体以及市场主体等其他因素而对土地利用空间特征产生影响.     

中国省级行政区划设置的时空演化特征及现实影响

采用边界稳定系数、面板随机效应模型等方法,对中国省级行政区划设置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其影响进行定量测度。结果表明：(1)在政区规模方面,省级政区规模呈持续变动的特征,当前规模总体小于历史上实施“三级制”的多数朝代;(2)在划界原则方面,“山川形便”和“犬牙相入”始终是省级政区划界的重要原则,当前省级行政区划“犬牙相入”的特征更加明显;(3)在边界稳定性方面,中国省级行政边界呈整体变动与局部稳定并存的特征,当前中国省级行政区划设置与清代(1820年)高度相似;(4)在影响效应方面,省界附近县级政区的经济增长速度明显低于非省界地区,省级政区的长期稳定正在不同程度上制约着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建议从行政层级、政区规模和行政体制等方面对省级行政区划进行系统改革,高度关注“市制”改革问题,推进行政区划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区域经济一体化视角下“行政区经济”约束强度的定量测度及时空演化分析——以成德绵地区为例

“行政区经济”作为行政区划框架下自身发展和区域竞争相互作用的经济运行现象,对区域协调发展影响深远。论文立足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视角,构建基于“行政区经济”函数和改进潜能模型的“行政区经济”测度模型,以成德绵地区为例,定量刻画其2005—2018年“行政区经济”约束强度的时空演化特征。研究表明:① 研究期内成德绵地区“行政区经济”约束强度历经“累积上升—快速下降—波动起伏”3个阶段,行政区划对经济一体化的刚性约束总体上呈下降趋势,区域一体化态势明显;② 2009年是其变化的拐点(峰值),各阶段“行政区经济”约束强度变化与政策以及行政区划调整耦合性较强,“行政区经济”测度模型具有较好适用性和合理性;③ 2005—2018年间研究区“行政区经济”类型结构具有阶段性稳步降低的特点,高强度型和60%的中强度型政区转为较低强度型政区,较低强度及以下类型政区占比由51.7%提升至91.4%,表明“行政区经济”的约束强度明显降低,区域一体化水平显著提升;④ 成德绵地区“行政区经济”空间格局经历了“中心极化—中部辐射递减—外围塌陷”的过程,研究区在区域协调发展方面采取了有效的措施且效果显著,推动“行政区经济”重心向南偏西3°方向位移10.08 km。未来还需通过改革行政组织结构和适时推进行政区划调整等途径优化体制机制,弱化行政区划约束,构建良好的一体化发展模式。     

1949年以来东北地区行政区划演变格局与成因分析

东北地区是中国北方一个完整而独立的地理和文化区域。建国以来,东北地区的行政区划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主要分为以下5个阶段：1949~1955年,省级政区大调整阶段;1955~1969年,省级政区稳定,地级、县级政区频繁分合阶段;1969~1979年,内蒙古东部地区划归东北三省阶段;1979~1996年,地级、县级政区调整频繁阶段;1997年至今,行政区划调整较少、以县市改区为主,政区相对比较稳定阶段。经济发展水平、交通条件、历史文化、自然地理和政策标准等因素对东北地区行政区划格局与调整产生了重要影响。最后分析了目前东北地区行政区划不同层级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并针对性地提出了行政区划调整的优化路径。     

广东省经济增长的扩散回流与市场区效应实证检验

利用广东省2001—2017年121个区县的空间面板数据，对广东省区域发展格局进行了空间探索性分析。并从经济发展水平、区域经济差异和行政等级网状布局3个视角，采用3种中心?次级?外围划分模式，构建基于空间分解的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扩散回流和市场区效应。研究发现：广东省区域经济发展正在向广深?珠三角非广深?非珠三角的格局演变；上级区域对下级区域的影响仍以回流效应为主，扩散效应逐渐显现；次级区域和外围区域的发展仍受制于行政区划层级的制约，行政区划下的城市等级体系依然显著影响区域经济的扩散回流和市场区效应；下级区域对上级区域的市场区效应依赖于下级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当经济发展水平相差较大时，下级区域难以形成支撑上级区域经济发展的消费市场，广州和深圳2个城市的市场主要是全国和国际市场，珠三角其他城市和非珠三角地市中心城区的市场依然是本地市场。     

碳排放空间依赖视角下环境分权的碳排放效应

以环境管理人员在不同层级政府间的配置直接测算环境分权度,通过纳入财政分权指标,采用省级面板数据和动态空间计量模型从空间视角实证检验环境分权对碳排放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中国省域碳排放存在显著的惯性依赖和空间路径依赖,本地区碳排放的增加（降低）将带动相邻地区碳排放的上升（下降）。② 国家层面上,环境总体分权（ED）、环境行政分权（EAD）和环境监测分权（EMD）显著降低碳排放,环境监察分权（ESD）和财政分权（FD）则显著加剧碳排放。同样地,ED及其分解指标与FD的交互项也均显著促进碳排放,其影响大小与环境管理分权的类别相关。③ 不同地区环境分权的碳排放效应存在异质性。西部地区ED、EAD和EMD对碳排放产生的抑制效应明显大于东、中部地区,而东部地区ED及其分解指标与FD交互项对碳排放的抑制作用强于中、西部地区。     

城市政府驻地迁移的经济绩效评估

中国城市政府驻地迁移会导致资源在空间上的重新配置,从而影响地区经济发展。以往相关研究多从迁入区或者迁出区单一区域视角切入,或以个体城市为例探讨城市政府驻地迁移对本地经济发展的影响,缺乏对迁入区、迁出区以及城市内其他区县的多区域共同研究和大样本实证检验,也缺乏作用机制的系统探讨。本文拓展了政区地理学中城市政府驻地这一政区要素的区位迁移影响经济发展的理论框架,并构建2000—2017年的面板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法检验了地级市政府驻地迁移政策对于迁出区、迁入区和其他区县的经济影响及其路径。研究发现,城市政府驻地迁移将显著促进迁入区的经济发展,并通过溢出效应带动政府驻地迁移城市中其他区县的经济发展,对迁出区没有显著的促进或者抑制作用;产业升级和企业集聚是迁入区经济发展得到促进的重要机制,政府驻地迁移城市内部的其他区县也能通过产业升级效应受益。因此合理的城市政府驻地迁移可以作为促进城市内部不同区域共同发展的有效政策工具,但严格的论证和审批是重要前提。     

Quantitative measurement of the effects of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adjustments on regional development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are the important found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social development,and the adjustment of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is a critical way to promote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 and regionalization,timely adjustment of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is a major step to reconstruct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pattern.In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Administrative Rank Potential Energy (ARPE) model to explore the mechanisms of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adjustment (ADA) under 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regional interaction,spatial field energy model and power exponential function.The results show that:(1) The development potential and influence of an administrative re-gion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administrative jurisdiction,administrative resources,and the potential of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2) The growth rate of ARPE in the study area from 2010 to 2015 was 20.7％ compared to the period 2005 to 2010,and the potential for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increased to 3.05％ from 0.21％ before the "cancelling" the prefec-ture-level city of Chaohu.(3) The measurement results of the usefulness of ADA can not only distinguish the complex impacts brought about by social development,but also accord with real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conditions.The ARPE focuses on the both region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and individual development,thereby serving as a reference for ex-plaining and evaluating adjustments to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at the macro-and mi-cro-scales.     

Theory and measurement model of administrative region potential from a perspective of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adjustment: Taking Chongqing city as a case study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 There is a lack of basic theory and method to examine the effect of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AD) adjustment on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theory and...     

基于行政区划调整的合肥-芜湖双核空间整合

行政区划的调整导致城市地域的空间结构发生变化, 对整个区域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2011年7月, 国务院批准了安徽省撤销巢湖市, 将其一分为三, 分别划归合肥、芜湖、马鞍山三市管辖, 合肥、芜湖两个核心城市从此相互毗邻, 合肥-芜湖双核结构是安徽省具有代表性的地域空间结构形式, 其空间整合面临着新的机遇、模式与路径。运用城市空间相互作用理论和方法, 以及双核结构原理对行政区划调整后的合肥-芜湖双核空间整合进行分析。提出在不同时期可以分别采用轴线模式、双核模式、“T”型模式和扇面模式, 采取打破行政区界限的刚性约束、加强双核轴线整体规划、扩大产业整合力度、发挥双核中间城市的比较优势、整体推进合肥-芜湖发展轴建设等措施。     

中国行政区划调整的尺度政治

行政区划调整是人文地理学研究中的重要议题,但目前相关理论研究仍显不足。本文借助“尺度政治”理论,尝试对行政区划调整的诸多类型进行理论化梳理。具体而言,行政区划调整主要涉及行政等级变更、领域幅员调整、区划类型更替3种类型;从尺度政治视角出发,行政区划调整可以理解为行政区划的尺度生产和权力的尺度修复两大过程,其中涉及各种形式的尺度上推、尺度下推和尺度更替。基于这些尺度特征,本文探讨了行政区划调整的尺度重构和尺度政治的综合性、动态性和辩证性。本研究对于深化行政区划及尺度政治的理论研究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行政区划调整与管理体制改革对经济强县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为例

以顺德为案例,对基于区域一体化的“撤县（市）设区”以及基于地方积极性的“省直管县”2个阶段中行政区划体制和管理自主权变化、经济发展变化及其相互关系进行分析,探讨行政区划体制变化对顺德经济发展的影响,并结合DEA模型,从经济增长和经济效率水平2方面对其经济发展变化进行多阶段自身纵向和区域横向对比。结果表明：1）撤市设区,有限弱化了顺德规划管理等重要事权、财权财力和核心人事权,不利于顺德经济的长期增长,降低了经济效率;2）强县扩权、省直管,推动顺德财政独立,强化其一般事权和核心人事权,有利于顺德经济增长和经济效率的提高;3）撤市设区后,行政管理层级增加,县级政府对各部门有效制衡被弱化,县域发展意志被制约,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心城市经济实力较弱,为撤并工作顺利,县级制度部分保留”的背景下,市县两级政府分歧下的区域分割等问题难以解决,区域一体化受限明显,这是顺德乃至佛山整体长期经济发展弱化的重要原因;4）强县扩权、省直管后,行政管理趋于扁平化,“大部制改革”“简政放权”权限与动力得到强化,县域发展意志得以实现,是顺德经济发展强化的主要因素。     

国内外城市型政区设置研究进展与展望

政区设置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关系到行政管理效率和政权的稳定性,因此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重视。城市型政区的设置与调整是城镇化发展进程的客观要求,城市型政区不仅包括直辖市、地级市、县级市等各级城市,还包含市辖区、建制镇和街道等。建制市是城市型政区的主要类型,中国的建制市仅有百年历史,却有着极其复杂的演变过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数量的快速增加,城市型政区设置变化较大。本文在辨析城市型政区相关概念与内涵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城市型政区的演变过程、设置模式、层级与管辖幅度,并对国内外城市型政区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梳理与总结。在此基础上,评述了国内外城市型政区研究的主要特征与存在的不足,得出以下启示：合理设置城市型政区、创新大都市区管理体制以及减少城市行政层级。最后,通过对国内外城市型政区的行政区划研究进展的总结,对未来的研究方向提出了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