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城市低收入居民被迫搬迁后的就业变动及影响因素

依托南京市郊区近千户城市拆迁安置家庭入户调查数据,对城市低收入居民被迫搬迁后的就业变动过程及形成原因开展统计分析,利用生命历程理论构建就业变动纵贯数据库,使用事件史分析模型动态模拟了被迫搬迁后城市低收入居民的就业变动经历,探究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90%以上的城市低收入居民被迫搬迁后经历了就业变动,就业变动集中发生在搬迁后的前4 a,研究期内人均变动1.5次;被迫搬迁后的就业变动类型多样、原因复杂,呈现明显的阶段差异,并非所有的就业变动都和被迫搬迁有关。② 性别、年龄、学历等个体社会经济属性,以及搬迁前后的职住空间关系对就业是否发生变动具有显著影响,搬迁时年龄越大、学历越低、女性、搬迁前职住距离较小、搬迁后职住距离较大以及前一年在中心城区工作受访者,就业发生变动的概率越大。③ 家庭搬迁年份较晚,社区周边就业机会增多以及新的地铁线开通,对个体就业变动发生呈现明显诱导作用,即就业岗位及其可达性对就业变动发生具有显著性影响。④ 前一年的职业类型对就业是否发生变动具有显著影响,具体表现为自营职业者比工作单位员工更不可能经历工作变化,意味着自营职业者的就业状态相对稳定;此外,家庭入住年数对受访者就业变动产生了显著影响,即随着时间推移,个体就业发生变动概率在降低,安置居民的就业状态趋向稳定。     

基于GIS技术的泸水县易地扶贫搬迁方案选择

基于GIS空间分析技术,找出泸水县因居住环境恶劣需易地搬迁的自然村,并为其选择适宜的搬迁安置点。认为需搬迁的自然村需满足以下条件:坡度>25°或贫困且人均耕地<0.033 hm~2。适宜的安置区考虑以下因素:坡度<25°;具有充裕的适宜开发的土地资源和水源条件;海拔<2400m;靠近主要交通线;安置区选择与自然保护区、国家重点建设规划用地不冲突;安置区避开地质灾害隐患点;安置区所在区域居民语言、习俗尽量与搬迁村民相通。结果显示:在各乡镇都找到了合适的搬迁地,共可安置1万多人。     

非首都功能疏解背景下批发市场商户的搬迁意愿及区位再选择因素——以北京市动物园服装批发市场为例

城市转型发展背景下,通过疏解超大城市的非核心功能从而控制城市规模的过快增长已成为城市地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北京作为首都,不仅承担着一般意义上的城市功能,同时也由于其特殊的政治地位还承担着首都的特有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北京所提的非首都功能实质上也属于非核心功能的范畴。通过对北京的研究,能够为其他超大城市的功能疏解提供借鉴。以北京市动物园服装批发市场为例,借助问卷调查、深度访谈数据和资料,利用有序Probit模型探究了批发市场内商户的搬迁意愿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从非首都功能疏解的影响来看,66.38%的商户认为疏解对商铺经营影响很大;② 批发市场商户的搬迁意愿极低,仅有12.07%的商户同意搬迁,不愿意和非常不愿意搬迁的商户分别占样本总量的37.07%和31.03%;③ 从批发市场商户搬迁意愿的影响因素来看,物流、品牌效应、搬迁消息的影响、学历、搬迁计划、员工数和租金等7个因素都显著影响商户的搬迁意愿,物流条件与集聚品牌效应是影响批发市场商户搬迁意愿最重要的因素;④ 从搬迁商户区位再选择的迁入地来看,商户选择意愿最高的迁入地为北京市其他大型批发市场,交通物流条件、租金等经营成本是商户新区位选择的主要考量因素,对迁入地优惠政策的关注度并不高。     

环境感知对农户亲环境行为意愿的影响——以大宝山尾矿区生态修复为例

在国家大力推进生态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的背景下,矿山周边的农户作为环境破坏的受害者和生态修复的主要参与者,其参与意愿的高低关系到政府环境治理政策能否发挥良好作用。以大宝山尾矿区为例,构建包括价值感知、政策感知和禀赋感知对亲环境行为意愿的影响模型,探讨环境感知对农户亲环境行为意愿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价值感知包括经济和生态2个维度,且均会对农户的亲环境行为意愿产生直接正向影响;禀赋感知包括精力和能力2个维度,且均会对其亲环境行为意愿产生影响;政策感知包括感知政府、感知矿企和邻居朋友态度3个维度,对其亲环境行为意愿不产生直接影响,但可通过价值感知和禀赋感知对其亲环境行为意愿产生间接影响。2）收入的提高、感知矿企的态度以及精力和能力的感知是农户亲环境行为意愿的重要影响因素。政府需将传统手段与新型网络平台结合,加强环境治理多渠道宣传、就业能力培养和邻里示范等,以提升农户亲环境行为意愿。     

农地整理对农户农地投入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农地整理区域农户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

研究农地整理对农户农地投入意愿的影响,对完善农地整理绩效评价和农地整理政策意义重大。依据湖北省3个县(市、区)的188份农地整理区域农户抽样调查数据,构建Logistic模型进行农地整理对农户农地投入意愿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1)农户对农地整理的满意度是影响农户流动资本投入意愿和固定资本投入意愿的关键因素,农户对农地整理的满意度越高,其流动资本投入意愿越弱,固定资本投入意愿越强;(2)农地整理的效果在不同土地规模、不同年龄和不同兼业类型农户中有所差异,土地规模大、非老龄、纯农户以及第一类兼业农户的固定资本投入意愿更强。     

乡村旅游地居民不规范行为对重游意愿的影响机理和效应研究——一个条件过程模型的验证

乡村旅游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而乡村旅游地居民不规范行为阻碍着乡村旅游健康发展.厘清乡村旅游地居民不规范行为对重游意愿的作用路径,对提高乡村旅游重游意愿具有重要意义.以福建省乡村旅游地为案例地,通过问卷调研373名乡村旅游者,应用Process宏程序揭示乡村旅游地居民不规范行为对重游意愿的影响机理和效应.结果显示:乡村旅游地居民不规范行为正向影响旅游者风险感知;旅游者风险感知对重游意愿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旅游者风险感知在乡村旅游地居民不规范行为与重游意愿间起中介作用;旅游者自我效能可调节旅游者风险感知与重游意愿间的负向关系,即旅游者自我效能越高,其缓解风险感知对重游意愿的负向影响力越强.     

城市政府驻地搬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城市政府驻地搬迁是政府重新配置空间资源以达到优化空间结构并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行政手段。然而,当前中央政府对城市政府搬迁的谨慎态度与地方政府热衷搬迁的现实行为产生了矛盾,增强了对该政策评估研究的强烈需求。同时,以往研究较少关注城市政府驻地搬迁对整体经济的影响,且缺乏大样本实证证据。本文选取1996—2016年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倍差法检验城市政府驻地搬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城市政府驻地搬迁对城市经济增长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城市发展因素会调节搬迁带来的经济增长效应,产生异质性结果。其中,搬迁距离、经济发展水平、固定资产投资率、政府干预等城市发展因素会放大搬迁产生的经济增长效应,建设用地增长率会缩减这一效应,而城市规模对搬迁带来的经济增长没有显著的调节作用。从时间效应上来看,城市政府驻地搬迁对城市经济增长具有长期促进作用,并在搬迁约7年后随时间推移逐渐增强。本研究不仅直接检验了城市政府驻地搬迁对城市整体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为优化行政区划调整提供学术依据,也对评估地方政府驻地搬迁效果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生计风险及其对重点生态功能区农户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基于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入户调查数据，在分析农户生计风险及生活满意度特征的基础上，探明生计风险对农户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结果发现：① 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农户面临的主要生计风险为自然灾害、家人患病和子女学费开支，其对农户的冲击最为严重且持续时间较长；② 农户大多遭受多重风险的冲击，其生计风险多样化指数为4.12，面临家人患病与自然灾害、家人患病与子女学费开支、家人患病与建房开支等风险组合冲击的家庭较多；③ 农户的生活满意度处于中等水平，且经济示范区高于重点保护区和恢复治理区；④ 农户生活满意度除受子女学费开支、草场/耕地质量下降、人畜饮水困难、家人去世开支、生态政策等风险的严重程度和持续时间、家人患病风险的持续时间以及金融资本、自然资本、社会资本、心理资本、生计方式多样化程度的影响外，受家人患病与子女学费开支、自然灾害与子女就业困难及生计风险的综合严重性程度与综合持续性程度交互作用的影响更加显著。最后，提出防范生计风险、提高生活满意度的政策建议。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农户生态补偿参与意愿影响因素研究——以宁夏盐池县为例

农户参与意愿是影响生态补偿的重要因素，为了探索农户生态补偿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其重要程度，寻找提高生态补偿实施绩效的对策措施，以宁夏盐池县为例进行研究。盐池县地处我国北方农牧交错生态脆弱带，承担着区域重要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在此背景下选取8个典型乡镇、26个行政村调研，基于279份农户调查数据，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盐池县农户生态补偿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 农户家庭特征正向影响生态补偿参与意愿，它还通过自然资本拥有量、环境感知及政策认知，继而间接影响生态补偿参与意愿。（2） 自然资本拥有量对生态补偿参与意愿产生直接显著的负向影响。（3） 环境感知直接影响农户生态补偿参与意愿，且影响效应最小。（4） 政策认知直接正向影响农户生态补偿参与意愿，且影响效应最大。最后，基于影响盐池县农户生态补偿参与意愿的关键因素，提出了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的对策建议。     

旅游者感知文化距离对民族文化遗产体验意愿影响机制

基于“认知－情感－意动”理论框架,引入旅行生涯模式理论,构建了包括旅游者感知文化距离、感知新奇、感知文化风险、文化体验意愿和旅游经验等构念在内的模型,以2个典型民族文化遗产旅游目的地——广西龙脊梯田和贵州肇兴侗寨为案例地,运用PLS-SEM工具检验结构模型,结果表明：1）认知阶段对情感阶段的影响显著,即TPCD正向影响感知新奇和感知文化风险,情感阶段对意动阶段的影响亦显著,即感知新奇正向影响文化体验意愿而感知文化风险负向影响文化体验意愿;2）感知新奇与感知文化风险在TPCD对文化体验意愿的影响过程中起中介作用,该结论验证了旅游者文化体验意愿产生的心理过程遵循CAC理论模型,这是一个认知影响情感进而影响行为意愿的递进过程;3）认知积累在认知阶段对情感阶段影响路径中的调节作用部分显著,即旅游经验负向调节TPCD对感知文化风险的正向影响,但在TPCD对感知新奇的正向影响过程中的调节效应不显著。结论表明,感知文化距离在特定的国内旅游情境下同样对旅游者行为意愿有显著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旅游文化距离研究的对象范围。     

新时代自然灾害态势感知的实践与方法探索

随着人类世的到来,“常态化”的极端天气与自然灾害成为人类生存面临的首要问题。大数据智能化的技术驱动、大科学（计划）的学科基础、全球化治理与应对的需求牵引,共同构成了新时代自然灾害研究的主旋律。论文提出自然灾害态势感知的概念,并结合新时代背景提出洞悉“态”、预测“势”两个不同层次的感知。在洞悉“态”方面,论文辨析了传统灾害观测与大数据态势感知的区别和联系;并以社交媒体、手机信令、视频监控等为例,梳理了大数据在台风、洪涝、地震、极端高温等灾害态势理解中的研究与实践。在预测“势”方面,论文总结了系列大数据观测—机器学习—机理模型整合的方法,并以城市洪涝事件演进模拟为例进行说明;在区域或全球尺度,提出应在大科学（计划）统一定义的未来情境下开展跨领域综合态势的感知与预测,并服务于区域的可持续发展;特别是利用人地耦合模型,感知灾害对社会经济的级联影响和远程效应,用以消除和解决非传统安全的威胁。最后,建议国家成立相关研究机构推进灾害大数据的共享和应用,开展灾害灾情标准知识库、训练库的建设;建议进一步推进机理模型、大数据、机器学习的整合与应用,推进自然灾害人地系统的耦合,提升中国自然灾害的社会治理与决...     

连片特困地区易地扶贫移民生计恢复力评估

借鉴社会—生态系统研究领域的恢复力概念，结合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和基于资本的评估方法，构建易地扶贫移民生计恢复力评价指标体系。运用陕南安康市3个区县的657份农户实地调研数据，采用因子分析方法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从微观农户视角实证分析和评估易地扶贫移民的生计恢复力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易地搬迁农户物质、社会资本分布不均衡，不同搬迁类型和时间对农户生计资本分化产生作用。物质、金融和社会资本积累水平以及环境、健康服务可及性等均是搬迁户提升生计恢复力的前提和基础，而搬迁类型对移民生计恢复力表现出显著的负向作用。建议政府充分发挥政策优势，针对不同搬迁类型和时间移民进行精准帮扶，着力解决搬迁户生计资本的薄弱环节，不断提升其生计恢复潜力。     

目的地特殊自然灾害后游客的认知研究——以“5.12"汶川地震后的九寨沟为例

灾后理解旅游者是目的地减少灾害事件带来经济损失的基础工作.本研究着力于探究国内游客的风险认知、灾害对旅游影响的感知与满意度、忠诚度之间的关系,在“5.12”汶川地震发生约一周年后,以灾区中的世界自然遗产地九寨沟为案例地,对正在景区游览的572位国内游客进行问卷调查.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证实:旅游者的风险认知水平越低,对...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城市邻避设施风险可接受度研究——以天长市为例

基于天长市1 250份问卷数据，运用SPSS进行效度及因子分析，确立公众的“风险认知”、“政府信任”、“公众参与”及“补偿措施”作为公众对邻避设施风险认知可接受度的潜变量，通过文献整理，确定原假设。运用AMOS21.0软件建立结构方程模型，检验原假设是否成立；并分析潜变量与“接受度”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风险感知”对“接受度”影响系数-0.262；其次是“公众参与”，影响系数-0.242。两者均为负向相关影响。“政府信任”及“补偿措施”对“接受度”正向影响。同时，四个潜变量之间存在一定的正向影响。人口学变量中的年龄与受教育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对“接受度”有影响。通过对天长市调查研究，分析了公众的风险接受度的影响因素，对影响因子进行量化，能够客观的比较其重要性；同时对政府及相关工作者有一定的启示，根据影响因子与“接受度”之间的关系，因地制宜，制定相关的政策与措施，来降低或避免邻避冲突。     

亲缘网络对农民乡村旅游创业意愿的影响 ——基于浙江浦江农户样本实证

基于“亲缘网络”这一农村基本人际关系要素,探讨家人亲戚构成的亲缘关系网对农民旅游创业意愿的影响,分析感知创业风险、创业警觉在上述影响中所起的中介效应。基于浙江浦江240户农户样本的实证结果表明：① 亲缘网络三维度（网络结构、网络关系、网络认知）对农民旅游创业意愿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② 感知创业风险在亲缘网络关系、网络认知与农民创业意愿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③ 创业警觉在亲缘网络关系与农民创业意愿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在亲缘网络认知与农民创业意愿之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结果表明,利用好亲缘关系要素有助于更好地激发农民自主创业,推动乡村旅游内涵式发展。     

动机、成本、风险：家长视角下研学旅游产品价值感知研究

以中小学生自然教育研学旅游作为具体情境,基于539份家长问卷数据阐释研学旅游动机与价值感知之间的关系,并通过成本感知和风险感知探讨其内在机制和边界条件。结果表明,家长感知的研学旅游动机越强烈,越容易感知到研学旅游产品所传递的价值,验证了研学旅游情境下动机对价值感知的积极影响,也形成了对动机与价值之间关系研究的理论补充。并且,这一动机除了直接作用于价值感知外,还会通过成本感知的部分中介作用影响价值感知,揭示了中国家长对于教育价值的重视会削弱其对“利失”的感知。此外,进一步验证了风险感知的积极影响,即家长感知研学旅游的不确定性水平越高,动机对价值感知的积极影响越明显,且会抑制成本感知对价值感知的负向作用,但风险感知水平达到一定高度时,其对成本感知与价值感知间的抑制作用将不显著。因此,面向需求设计打造产品,突出产品价值、加大宣传营销力度、把控活动安全、合理制定价格,获取家长群体的认同接受,将是研学旅游进一步拓展市场的重要考量。     

深度贫困地区易地扶贫搬迁产业发展模式 及制约因素分析 ——以新疆南疆三地州为例

通过对南疆三地州 7 个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进行调研，定量分析了搬迁前后影响产业发展 的主要生计资本变化情况，分析认为搬迁安置点具备了产业发展的基础和条件。移民搬迁后依托 产业园区、设施农业、新开发土地、特色资源等发展优势产业，结合案例总结了 6 种产业发展模式， 每种产业模式都有特色产业及发展条件。移民就业渠道少、土地流转比例低及适应新产业难成为 制约后续产业的发展主要因素，为促进后续产业的发展，根据安置地情况，为移民提供更多就业渠 道，提高搬迁移民的就业技能。     

自然灾害韧弹性社会的理论范式

全球环境变化和经济快速发展导致自然灾害的增加,已经成为现代人类社会最严重的环境问题之一。面对自然灾害风险防控的严峻形势,人类社会必须建设得足够强大,以应对可能发生的自然灾害风险。在提出“构筑自然灾害韧弹性社会减轻自然灾害风险”的基础上,本文重点分析韧弹性的确切涵义,通过综合灾害防御、损害恢复和应急管控,诠释自然灾害韧弹性社会的内涵、组分和结构;建立自然灾害韧弹性社会的指标体系和定量表征方法,评估案例区自然灾害韧弹性社会的状况;进而针对城乡差异设计建设自然灾害韧弹性社会的途径。依此,系统性地构建了包括概念—结构—指标—途径的自然灾害韧弹性社会理论范式。建设自然灾害韧弹性社会是人类的必然选择,这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高度一致。研究旨在推动综合应对自然灾害风险,探索建设“更强、更安全、更持续”的自然灾害韧弹性社会途径,支撑国家防灾减灾战略转变、实施“关键领域与薄弱环节九大工程”。     

山区乡村居民的自然灾害感知研究——以陕西省太白县咀头镇上白云村为例

灾害感知研究对于深入理解人地关系,推动"有序人类活动"具有重要意义.乡村居民的灾害感知是居民灾害感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新农村建设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上白云村位于秦岭南坡,是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地区,以入户访谈的形式对该村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1.村民灾害感知程度较强,对灾害的认识与客观情况比较一致;2.目前自然灾害对上白云村种植业有较大影响,但对村民的正常生活影响却不大.从长远角度看自然灾害对上白云村村民生活的影响有加剧的趋势;3.在减灾过程中政府与村民配合不紧密,村民有独自面对灾害的倾向;4.居民灾后寻求帮助的对象多倾向于家人和邻居,基层政府次之,村民灾后寻求帮助的可能性随着社会距离(社会关系的疏远度)的增加呈现衰减趋势;5.村民多采用传统防灾措施应对灾害,对地震及科学技术含量较高的灾害防御知识了解不足.     

云南高原山地农户旱灾风险感知研究——以元谋县为例

云南省长期遭受旱灾打击,对农业生产和农户收益造成较大影响。农户准确地感知旱灾风险将会在防灾减灾中发挥重要作用。为了揭示旱灾风险感知作用机理,借鉴认知心理学理论分析感知过程,对其构成要素和影响因素进行区分;基于霍华德和希斯理论构建旱灾风险感知模型;运用BP神经网络模型识别感知力。结果表明:(1)旱灾风险感知过程是大脑不断感觉—感应—学习从而获得感知力的顿悟认知过程。(2)感知力由地方灾情感受力、模仿力、预判力和行为反馈力构成,受到灾情环境、经济收入和农作物种植结构等因素影响。(3)农户旱灾风险感知力处于较弱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