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旅游综合体生命周期特征及形成机制研究——以西安曲江为例

城市旅游综合体是城市旅游经济发展的重要空间系统,其生命周期特征及形成机制是构建城市长效发展动力的重要决策基础。以历时性游客接待数据为基础,结合Logistic分级模型,在对西安曲江城市旅游综合体的成长过程及趋势进行模拟的基础上,揭示其旅游地生命周期特征及形成机制。结果显示,曲江城市旅游综合体并没有经历Butler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所描述的探查和参与阶段,而是直接进入发展阶段;在经历了近10年的快速发展阶段后,其以2009年为拐点进入巩固阶段,并于2018年达到游客接待量的最大值,之后将进入停滞阶段。研究认为,作为一种新兴旅游目的地形态,城市旅游综合体与自然增长型旅游地的成长机制明显不同,即在行政力量主导的非市场因素作用下,以"经营城市"为核心理念寻求土地综合开发价值、以土地收益推动城市发展和休闲产业体系构建,是城市旅游综合体生命周期特征形成的根本原因。     

协同演化与集群成长——河南禹州钧瓷产业集群的案例分析

集群演化是经济地理研究的一个前沿方向,演化经济地理学和新生命周期理论可用于解释集群从形成、成长、成熟到衰退或再生的过程。与已有文献强调企业—产业—网络的协同演化不同,本文构建了以企业为核心的技术—制度—政府—市场协同演化的分析框架,通过对禹州钧瓷产业集群的案例分析,结果发现：① 集群的浮现与成长是一个多因素、多机制协同演化的过程,技术—制度—政府—市场的相互作用以及内在的路径依赖与路径创造、知识外溢与企业衍生、规模报酬与循环累积等机制,在集群发展的不同阶段发挥着各自不同但彼此协同的作用。② 以本地资源禀赋和历史文化传统为基础的制度—技术的协同,具有路径依赖机制,塑造了钧瓷产业发展的初始优势,是集群浮现和生命力维持的基础。③ 由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转型与国企改革等制度转型,通过企业衍生机制促成了民营钧瓷企业的兴起;而钧瓷消费市场扩大与新市场空间拓展所形成的市场规模效应,则为企业衍生和规模扩张提供了有效的需求;政府—市场的协同在循环累积机制作用下,形成了钧瓷生产规模与市场规模相互强化机制,促进了钧瓷产业集群的快速成长。④ 集群演化是路径依赖与路径创造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的复杂自适应过程,钧瓷烧制技术、工艺、釉料、产品和造型及功能创新成为企业生存和竞争力的根本来源,地方独特的产业氛围使知识外溢和路径创造成为钧瓷产业集群持续壮大的核心动力。     

国内外葡萄酒产业集群研究进展

随着"新世界"葡萄酒产业的高速发展,葡萄酒产业集群的研究已受到国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当前的研究已涉及葡萄酒集群的形成、组成结构、因特网使用、竞争战略、研发与创新、公司间网络、管理与升级、市场运作、集群问题与发展建议等许多方面,研究内容正在向深度和广度方向发展,研究方法也在由定性研究向定性与定量相结合转变.但对葡萄酒集群的研究仍然较少,现有的研究不但对于葡萄酒集群的形成与发展、集群的组成等仍存在认识上的分歧,而且在很多问题领域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由于中国葡萄酒产业起步较晚,国内的相关研究还相当少,且主要停留在对葡萄酒产业集群的描述分析上.为了迎接葡萄酒产业的国际化挑战,文中提出了一些有待国内学者进一步探究的问题,旨在吸引国内学者对葡萄酒产业集群研究的重视,促进中国葡萄酒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和提升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中国城市动画产业时空格局及其成因研究

以动画产品为研究对象,利用国家广电总局官方统计数据与新媒体网络数据,对中国城市动画产业发展的时空格局及其成因进行了分析与探讨。首先,从产业规模、产品质量、产品集中度3方面构建动画产业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三角模型法与GIS技术分析中国城市动画产业时空格局,发现：中国动画城市不断增多、发展范围梯度扩散,动画城市多数处于萌芽阶段、整体发展水平较低,动画城市之间差距较大、“二元三核”格局逐渐形成,四大板块差距明显、东中西梯度发展;其次,运用主成分分析和相关分析方法,探讨中国动画产业空间格局成因,结果表明生活质量、包容度、创新精神等内生条件是中国城市动画产业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文化资源、政策支持等外在条件也影响较大。     

中国资源枯竭城市产业功能特征

当前中国多数资源型城市进入资源枯竭阶段后陷入了发展困境。产业功能严重失衡是造成资源枯竭城市产业发展不可持续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依据经济基础理论、产业生命周期理论,借鉴城市功能研究方法,以国家发改委确定的24个地级资源枯竭城市为案例,对中国资源枯竭城市产业功能特征进行了研究,探讨了1997年以来样本城市产业功能变化的动态过程。结果显示:资源枯竭城市产业功能较多体现在其基本功能方面(采矿业及相关行业),但在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以及大多服务业功能上存在缺陷;约半数资源枯竭城市优势产业功能已经由采矿业转向了制造业,但各城市间存在差异;依据产业功能特征,将24个案例城市分为四大类别,分别探讨其1997-2011年间的产业功能变化。     

北京市产业网络结构特征与调节效应

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分析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科学议题。资源、劳动力、资本、技术或知识、制度以及空间因素等诸多因素逐步纳入分析的视野。投入要素的规模与产业规模均与产业网络的结构特征有关,需要将产业网络的结构特征引入到产业规模的解释框架之中。利用2005年北京市42部门的投入产出表数据,建立了产业交易链接网络,分析了该网络的基本特征;基于调节变量回归分析方法,讨论了产业网络在产业发展规模中的效能。结果发现:①不同产业间特有的经济技术联系使得产业间交易链接稀疏,集聚系数不高;②不同产业的供给市场数和需求市场数组合差异悬殊;③产业网络结构参量对产业规模的影响是双重的,其一表现为解释变量,如介数中心性;其二是半调节变量,强化了劳动力投入、固定资产投资与产业规模的因果关系,同时,对产业规模也有一定的解释作用。     

中国内地农区产业集群研究——以河南为例

目前,学术界对内地农区产业集群的研究还较为薄弱.基于对河南农区产业集群所做的实地调查,初步探讨了内地农区产业集群的形成原因、演变的阶段与机理,以及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主要结论:内地农区产业集群形成的原因主要是具有企业家素质的个别农民利用偶然机遇开拓出商业机会,特定地区传统生产工艺与产业文化所决定的产业发展"路径依赖"效应,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的区位优势,人际关系带来的产业发展机遇,打工农民返乡创业所产生的扩散效应.其演化过程可分为手工作坊生产与原始积累,机械化生产与快速发展,内部分工与地方生产系统形成3个阶段.这个过程主要受4种机制的支配,即,创新与模仿的交互作用,促使产业集群不断实现规模扩张;低价格要素组合,低管理成本,形成了产业集群的低成本竞争优势;市场的成长引导产业集群的发展;产业集群的规模扩张成为推动其自身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动力源泉.解决农区产业集群发展中的问题,在许多方面都有赖于地方政府的合理干预.     

长三角海洋经济发育现状及其综合实力测度

从海洋资源、海洋产业和空间发展格局3个方面分析长三角海洋经济发育现状。从海洋经济规模、海洋产品、海洋产业和海洋科技4个层面构建了海洋经济综合实力评价指标体系。基于熵值法,采用2006年中国海洋统计年鉴数据,对沿海5个主要经济区海洋经济综合实力进行测度。分析认为:①长三角拥有丰富的海洋生物资源、海洋空间资源、海洋矿产、海洋能源和滨海旅游资源;②长三角海洋产业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同期国民经济增长速度,海洋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且海洋经济产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新的增长点;③长三角基本形成了"三角两翼"状海洋经济空间发展格局。研究结果显示,长三角除海洋产品实力稍低于环渤海经济区外,海洋经济规模、海洋产业和海洋科技3个海洋经济子系统以及海洋经济综合实力指标值均居首位。     

中国娱乐传媒产业全球生产网络的发展路径与地理特征

利用2012年和2017年《福布斯中国名人榜单》中娱乐明星行动轨迹数据探索中国娱乐传媒产业全球生产网络的空间组织模式。研究发现：① 中国娱乐传媒产业的全球化经历了“产品引进”“产品输出”“对外投资并购与跨国生产”几个阶段,具有明显的内需驱动式全球化特点;② 中国娱乐传媒产业生产网络形成较为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相较于典型制造业生产网络表现出更加快速的动态演化特征;③ 娱乐传媒产业各类价值活动的地理分布呈现出显著的差异,反映出不同价值环节的需求与各区域平台、资源或市场条件的战略耦合关系;④ 中国娱乐传媒产业的国外活动呈现出向西方发达国家和亚洲邻近国家集聚的趋势,体现出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娱乐传媒市场结构以及“地理-文化邻近效应”的作用。     

全球价值链下的顺德家电产业集群升级

以全球价值链理论为指导,分析顺德家电产业集群的形成方式、内部组织结构、产业链结构以及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等基本特征,研究其升级过程,认为顺德家电产业集群正面临功能升级的阶段;通过深入分析影响其产业集群升级的本地大企业、地方政府、本地创新能力以及市场环境等因素,并将这四大因素归纳出与波特"钻石体系"相类似的结构体系,提出未来顺德家电产业集群升级应重点加强本地创新能力的建设,以期为其它区域产业集群的升级提供案例借鉴与政策建议.     

中国区域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计量经济分析

全要素生产率(TFP)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质量和技术进步、管理效率提高的重要标志,正确、科学测算TFP对区域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及政策研究非常重要。运用空间统计和空间计量经济学的空间自相关Moran指数、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方法,基于2003年中国大陆31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工业企业统计数据,对中国大陆省级区域工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空间计量经济测算分析。结果发现,空间统计与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在测算我国省域工业全要素生产率中具有较好效果,利用这种方法测算的2003年中国大陆31个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实证结果比较符合工业生产率发展实际;在影响我国省域工业生产率的因素中,工业资本投入是造成工业经济增长率在东中西部地区之间和各个省域之间存在巨大差异的主要原因;劳动生产率水平偏低是制约我国省域工业生产率提高的主要瓶颈因素;2003年我国省域工业生产率增长是由资本和技术共同推动的。     

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

提高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是实现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运用超效率SBM模型、标准差椭圆、空间自相关、地理加权回归等方法实证分析了2002—2016年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显示：① 2002—2016年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由2002年的0.58上升至2016年的0.80;② 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重心整体呈“西南—东北—西北”的变化格局,移动距离和速度逐渐缩小。标准差椭圆主要位于中国中东部地区,转角呈“缩小—增大—再缩小”的趋势,由偏东北—偏西南方向向正北—正南方向不断偏移,在偏东北—偏西南方向的空间分布趋于分散,在偏东南—偏西北方向的空间分布趋于极化;③ 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空间相关关系逐渐减弱,高—高集聚区主要集中于江苏、上海等华东地区,低—低集聚区主要集中于陕西、甘肃、四川等地区;④ 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素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特征,金融发展是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因素,对外开放、产业集聚和交通基础设施是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重要正向影响因素,信息化水平阻碍了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基于数据包络分析的中国旅游业发展效率特征

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通过测度中国旅游业发展的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分析了自1999-2006 年中国旅游业发展的效率特征。研究表明：① 1999-2006 年中国旅游业发展的总体效率偏低,未能充分挖掘出现有资源的潜力,旅游投入总量处于规模不经济的状态。② 1999-2006 年旅游业纯技术效率的均值为0.658,现有技术使用的有效程度较低,技术进步的潜力较大。③ 各省区旅游业的发展存在后发优势,技术效率低的省份技术进步效率增长较快。④ 中国各省份TFP增长率存在显著的差异,呈现出从东部、中部到西部依次降低的格局,区域之间旅游业发展效率存在明显差距并呈现扩大趋势。最后根据分析结果,提出优化投入要素比例,整合旅游产业链,完善旅游业的创新体系,加快技术进步,制定相应的区域发展倾斜政策等建议,以促进增长方式的转变,推动中国旅游业持续高效发展。     

Overview on China’s Rare Earth Industry Restructuring and Regulation Reforms

Rare earth elements (REEs) that are key to new technologies and green innovations are critical to life in modern societies. China continues to dominate the global REEs market despite several international trade disputes and market fluctuations. Pressured by an increasingly difficult situatio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been carrying out industry restructuring and has introduced regulatory reforms in recent years to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rare earth industry. This paper reviews the literature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are earth industry and analyzes the reform policies, combining this with an analysis of relevant macroeconomic data. It discusses the current status of China's rare earth industry, the progress of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and the main problems the rare earth industry faces.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evolution of rare earth policies from that of "open production and open supply" to that of "limiting low quality development but encouraging export of high quality rare earths" and then to "integrating rare earth resources trade". Six key policies, including those for export quotas, export duties, environmental laws, resource utilization technology, industry consolidation and stockpiling, are discussed in detail. Policy suggestions based on this discussion are put forward concerning the treatment of small rare earth mines in China: firstly, robust efforts to prevent illegal mining must always be maintained; secondly, it is certain that the formation of large-scale conglomerates should be accelerated in the near future; thirdly, the management of key sections should be reinforced; fourthly, support for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pplications industry should continue; fifthly, specific rare earths laws and regulations should be greatly improved. The paper also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on revisions to improve mineral resources law: firstly, China must increase the market access threshold and suppress low-end excess production capacity; secondly, the new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verification must be developed for all rare earth enterprises; thirdly, minimum required indicators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rare earths resources must be implemented in China. These recommendations can serve as a reference for efforts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a's rare earth industry.     

中国大都市区高新技术产业分叉过程及动力机制——以武汉生物产业为例

以演化经济地理学为理论基础,综合经济地理学、产业经济学等相关研究成果,认为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形成与发展是本地要素与全球力量、历史条件与现实努力、技术创新与制度变革共同作用的结果,并构建了基于多尺度、多要素的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分叉动力机制分析框架。同时,以武汉市作为案例区,通过梳理武汉市生物产业形成和演化历程,总结影响其生物产业发展的要素和作用形式。研究发现：生物产业与本地光电子产业之间的技术联系、高校和研究所、以及企业本身仅仅是决定生物产业在武汉市形成的一部分因素,地方政府、跨国公司和留学归国人员等主体也是促成生物产业“生根发芽”的重要主体,它们在武汉生物产业发展的各个阶段,作用程度是不同的。这一点是区别于欧美发达国家以技术为核心的产业分叉研究的,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目前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仍然停留在“量的扩张”阶段,与欧美发达国家以“质的提升”为主的发展本质有所不同。     

中国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及其产业空间格局演化——基于地级及以上市面板数据实证研究

选取1989~2015年地级市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数量及主导产业面板数据,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技术,探讨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及其产业空间格局演化特征。研究发现：① 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整体经历探索阶段、推广阶段、完善阶段和升级阶段等4个阶段;空间格局演化体现出“点轴结构、T型结构、π型结构和网状结构”4种空间形态;空间扩散方式有“点-线-面”扩散、梯度扩散、等级扩散、邻近扩散、集聚扩散和升级扩散6种扩散模式;空间相关性整体呈波动起伏且逐渐上升态势,高-高集聚区从青岛-烟台逐渐演变为长三角、京津冀和福建沿海。② 五大主导产业集中稳定,装备制造始终处于集聚态势,其余4个主导产业呈“分散-集聚”态势;三大类型产业空间布局演化与上述空间格局演化态势基本一致,空间集聚性整体呈“N型”变化态势,技术密集型产业集聚特征最为明显。     

“共位集群”视角下的农业产业集群演化路径与网络——以福建省漳平市茶产业为例

结合实地调研与半结构访谈法,从集群演化生命周期视角出发,建立“路径－网络－制度”演化研究框架,在此基础上对比两种不同类型农业产业集群形成演化路径与特征,探究其共位发展的演化过程,并探讨形成“共位集群”的潜力与发展路径。结果表明：1）漳平永福高山茶集群作为外资驱动型集群,其发展显示出较强的“初动能”与正式制度依赖性,在台资驱动下经历两端在外、原生路径移植的萌芽期,叠加多级政策外力进入成长期,并逐步实现三产融合发展的路径突破,其间伴随由原生关系网络转向本地生产网络,逐步嵌入全球生产网络的演化过程,但其本地溢出效应有限且存在用地资源限制等路径锁定风险因素;2）作为本地内生型集群,漳平水仙茶产业集群具备更强的“能动性”与社会制度依赖性,在原有历史积淀及地区禀赋基础上萌芽,通过政府扶持实现路径修复,逐步恢复由地方关系网络主导的集群生产网络而进入成长期,初步形成专业化分工格局,成熟的产业氛围及较强的地方根植性使得集群创新网络已初现雏形,但因企业规模有限、外部力量不足等限制存在路径锁定风险;3）集群的共位发展可辅助消除路径锁定风险,而两者由萌芽阶段的独立共生,演化至成长阶段前期的共位竞争,并最终形成共位竞合关系,表明其具备形成“共位集群”的发展潜力与潜在路径。由此,推动地区农业“共位集群”的发展,地区正式制度安排是关键推力,而龙头企业、中小企业与农户组织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生成周期视角下旅游业内部绩效评价及其影响机制——以张家界为例

在旅游业绩效内涵及相关理论研究基础上,界定旅游业内部绩效概念及其特征,从产业生成周期视角,评价和探讨旅游业内部绩效及其影响机制。采用1989-2013年张家界旅游相关数据,结合小波分析、耦合—协调模型和路径分析等研究方法,研究发现：① 出现期,张家界旅游处于投入阶段,产业结构极度失调,高度化上下波动,内部绩效均值为1.199;② 生成期,旅游经济快速增长,结构合理性中度失调,高度化周期波动,内部绩效均值为6.265,经济绩效表现较好;③ 发展期,旅游经济绩效经历了三次下降,产业结构优质协调,高度化在调整中稳步前进,内部绩效均值为47.885,结构绩效表现较好;④ 影响机制：总体来说,经济水平、交通、旅游总需求社会固定资产和政府支出是主要影响因子,但不同阶段作用机理有所差异。研究对张家界旅游业理性发展及可持续发展具有一定科学指导意义。     

日本钢铁工业发展与空间格局演化的机制研究

日本钢铁工业发展与空间格局演变,体现了工业发展及其空间组织变化规律的内在作用,是各种区位因素变化的结果。文章通过对影响日本钢铁工业发展的市场需求、原料供给、技术进步、企业市场分割行为、以及其他微观区位条件与产业政策、地域政策等因素的分析,揭示了日本钢铁工业发展与空间格局演化过程及其内在机制,并对中国钢铁工业的发展与空间格局重组提出了若干建议。     

FDI技术转化及制造业集聚创新空间响应

基于FDI技术转化的视角,结合264个城市17年连续面板数据,运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交叉项模型、空间杜宾模型和热点探测法,分析FDI技术转化机制及制造业集聚创新空间响应路径,结论：① FDI技术转化是制造业集聚创新的重要驱动力;② 基于马歇尔外部性的分析发现集聚规模效应和FDI技术外溢的双向作用是FDI技术转化的作用机制;③ 区域、行业和区位3个视角的路径研究揭示FDI嵌入制造业集聚促进跨区域生产网络链接,推动FDI技术转化在生产网络中传导,进而促进创新生产网络形成,带动邻近空间TFP增长,缓解极化发展问题,促进区域平衡发展。该研究试图为中国构建新型开放和创新体系,促进制造业集聚转型升级和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佐证和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