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关系的动态性和模糊性描述

完备和形式化的空间关系语义描述方法一直是GIS理论研究的重点,空间关系的动态性和模糊性决定了描述方法的复杂性。该文提出一种空间关系动态性和模糊性的描述方法,该方法顾及0维、1维、2维空间目标,在空间关系语义描述中,引入计算语言学的“施动”和“受动”概念,将语义的产生归因于“施动者”空间目标对“受动者”空间目标的作用,将空间目标间空间关系的语义空间分解为分割度、覆盖度、接近度和环绕度,并给出这些量度系数的表达方法和计算方法。其有助于空间关系语义的形式化描述。     

中国区域水资源系统韧性与效率的发展协调关系评价

在界定水资源系统韧性概念的基础上，综合应用赋权法、SBM-DEA模型及发展协调度模型对2000—2016年全国31个省区的区域水资源系统的效率、韧性以及两者之间的发展协调关系进行评价。结果如下：① 中国区域水资源系统效率整体上处于非有效区，在研究期间呈现出在波动中上升的趋势。② 中国区域水资源系统韧性的平均值为0.39，总体水平较低，研究期间整体上呈波动上升趋势。③ 中国区域水资源系统效率与韧性的发展度总体呈现平稳上升—较快上升—急剧下降—上升的趋势，呈倒“U”型发展；协调度在研究期间呈现波动中上升趋势，大部分省区的发展度较好，而协调度较弱。④ 2000—2016年，水资源效率与韧性的发展协调度一直维持着“东?中?西”阶梯式递减格局，失调省区的数量降低，初级协调、中级协调、良好协调省区的数量逐渐提升，整体向协调趋势发展；空间格局上呈现由2000年倒“E”型对称式分布格局向如今北部围绕天津、中部围绕上海、南部围绕广东的三级格局演变，格局分布与中国三大经济区基本吻合，可知中国水资源系统效率与韧性的发展协调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有明显的关系。     

2005~2014年中国农村水贫困与农业现代化的时空耦合研究

水贫困与农业现代化问题是影响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的两大重要问题,研究二者的耦合关系有助于促进中国资源环境与经济可持续发展。以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为研究单元（不含西藏和港澳台）,建立农村水贫困和农业现代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评估农村水贫困与农业现代化的耦合协调性,并利用空间自相关方法分析2005~2014年农村水贫困、农业现代化及二者耦合协调关系的时空变化。研究结果表明：① 2005~2014年中国农村水贫困程度降低14.68%,西部降幅高于东、中部,且农村水贫困程度一直保持“中-西-东”递减态势;② 农业现代化水平提高5.50%,西部地区增幅高达26.88%,但始终保持着“东-中-西”阶梯式递减态势;③ 农村水贫困与农业现代化水平协调度的区域差异趋于减小,基尼系数降低31.62%,但协调度一直保持着“东-中-西”阶梯式递减趋势;④ 农村水贫困与农业现代化水平协调度的冷点区呈收缩态势,热点区呈扩张态势。最后,提出了降低农村水贫困、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及二者协调性的建议。     

地理教学中的“点”“线”“面”三要素

地理教学中存在着“点”、“线”、“面”三要素，与《福建省历年高中地理会考提要》中指出的3种能力要求一一对应。本文旨在通过三要素与3种能力的对应关系，阐述在高中地理教学中注意把握和理顺它们的关系，以全面提高地理教学的整体质量。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绿色贸易格局的时空演变

绿色贸易是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延伸绿色产业链、引导绿色投资方向以及优化绿色产业布局等方面均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基于有序聚类、中心度、贸易竞合关系等方法与模型，对2000—2019年“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绿色贸易的地位及时空变化以及中国与域内国家绿色贸易竞争合作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从地位和空间结构来看，2000—2019年沿线国家绿色贸易地位在世界范围内有显著改善，区域绿色贸易的“多核心”空间结构进一步增强，东南亚一直处于“核心”梯队的主体地位。(2)从中国与沿线国家绿色贸易关系来看，中国长时期处于逆差状态，虽然竞争优势呈现逐年提升的趋势，但仍然较弱；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的绿色贸易具有较强的互补性，产品结构逐步趋向更加合理。     

人力资本促进区域旅游经济效率的空间差异研究

在DEA-MI模型的基础上，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就人力资本与区域旅游经济效率的关系进行分析，探究人力资本对区域旅游经济效率的贡献。结果发现：旅游经济效率具有典型的“胡焕庸线”空间特征，旅游业及其子行业的区域旅游经济效率以1为标准线上下波动；人力资本与区域旅游经济效率空间关系也基本具备“胡焕庸线”空间特征。宁夏等西北地区区域经济效率较高，虽然人力资本存量不足，但其贡献率较大。福建等东南地区、四川和云南等沿线地区旅游业存在“人力资本错配”现象，东南地区虽然人力资本富集，但其贡献率较低，星级饭店业和旅行社业打破“胡焕庸线”的区域特征；中等人力资本在旅游业及其子行业中能正向促进区域旅游经济效率，高水平人力资本在旅游子行业中能推进经济效率的增长，但在旅游业整体中反而抑制旅游经济效率，这说明旅游业整体上还是一个典型的劳动密集型行业，而星级饭店和旅行社业已经初步具备知识密集型行业特征；区域地理性、对外开放度、基础设施等是人力资本效能发挥的主要影响因素，制约着区域旅游经济效率的提升。因此需要健全旅游人才匹配体系，最大程度地发挥人力资本效能，科学构建人力资本与区域旅游经济效率协同机制。     

中国省际入境旅游集散优势度与旅游经济效率的空间关系

以中国省际入境旅游流为研究对象,在构建集散优势度与旅游经济效率耦合理论框架基础上,运用复杂网络分析方法和空间经济学理论揭示了2005年、2016年各省市“势-效”空间关系演化规律,并据此提出省际入境旅游与当地旅游经济间“势-效”空间关系优化的方式。研究发现：集散优势度存在显著空间分异,且随时间变化发生冷热点迁移。北京、上海、广东、四川最具集散优势。旅游综合效率值整体呈上升趋势,但两极分化现象显著,至2016年基本形成南北高低相间、东西高低分化的“S”型格局。受地区旅游经济增长、资源要素投入等因素影响,“势-效”耦合的空间关系不断调整。针对部分地区“势-效”关系存在失调,研究提出了失衡型、低水平协调型旅游地的协调机制与路径,促进“势-效”关系在空间上良性协同。     

经济地理学的关系转向评述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和实践领域经历了一次“关系转向”研究范式转折．集中研究多种地理尺度下的经济变化过程中，经济行为者的社会-空间关系的方式。文章评述了西方经济地理学“关系转向”的产生和研究进展，分析“关系转向”的特征和关系政策，探讨其对经济地理学科的影响以及对中国经济地理学科发展的启示。     

乌昌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失配度时空格局演化及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将基本公共服务作为一种民生资源，从失配视角研究其配置问题，运用熵值法和健康距离模型，分析乌昌地区2007—2016年基本公共服务失配度时空格局及其影响因素，为推进乌昌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提供决策依据。研究发现：乌昌地区8个市县基本公共服务失配度的平均值逐渐减小，2007年为0.759，属于高度失配，2016年为0.573，属于低度失配；2007年高度失配市县占比高达87.5%，2016年，基本公共服务配置较高、高度失配的市县占比仅为25%，整体上各市县基本公共服务状态有所提高，但2016年基本公共服务失配市县占比仍高达75%，说明乌昌地区仍有较多市县基本公共服务不协调。时间上，基本公共服务失配度演化主要经历3个阶段：高度失配主导阶段（2007—2011年）、失配度下降过渡阶段（2012—2014年）和中度失配主导阶段（2015—2016年）。空间上，基本公共服务失配度由均衡高度失配逐渐演进成不均衡中低度失配，并呈现出“核心、两翼”格局，“两翼”基本公共服务大多处于高度失配和较高度失配状态，而“核心”则一直处于良好或优秀状态，在变化趋势上，失配度由“核心”向“两翼”逐渐变化，离“核心”越近的市县基本公共服务失配度越早呈现下降趋势。     

京津冀城市群制造业结构变迁与空间集聚影响因素分析

运用修正的地理集聚指数（EG），并通过构建空间滞后模型（SLM）和空间误差模型（SEM）等空间计量方法，综合分析京津冀城市群制造业空间变化趋势与集聚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京津双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转移扩散特征明显；② 资本要素对京津冀城市群制造业集聚有显著促进作用，知识密集度的影响不显著，劳动要素密集度的影响为负；③ 金融利率高低与制造业集聚呈显著负相关关系；政府干预度和宏观税负对制造业集聚有正向影响效应；④ 交通基础设施与市场规模与京津冀城市群制造业集聚有正相关性，而外商直接投资（FDI）与京津冀城市群制造业集聚呈现负相关关系。     

基于转型与协调视角的乡村发展分析——以山东省为例

在乡村转型发展进程中,各发展要素转型之间往往存在不协调现象,超前转型或滞后转型现象时有发生,阻碍了乡村乃至整个城乡地域系统的持续、稳定和协调发展。基于此,分析研究区域乡村发展要素间转型的协调性对制定乡村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综合集成传统地理学调查分析、数量模型模拟及“3S”决策支持等技术方法,构建乡村协调转型度模型,基于“人口—土地—产业”乡村发展三要素,搭建“乡村转型度—综合协调度—协调转型度”三维平台,从“转型”与“协调”视角分析了1990-2009 年间山东省乡村发展过程中乡村整体转型速度与乡村发展要素间转型协调性的关系。主要结论如下：① 乡村转型度空间结构逐渐由局部集聚向全局分散转变;综合协调度呈现小集聚、大分散的空间分布格局;协调转型度在“八五”、“九五”、“十五”、“十一五”时期与乡村转型度和综合协调度的空间分布格局呈现不同的耦合特点;② 乡村转型度和综合协调度与协调转型度之间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92 和0.61,表明山东省乡村系统与城市系统之间“人口—土地—产业”要素的全面流动促使了其乡村系统的协调转型;③“转型”与“协调”分别代表了乡村转型发展进程中的“量”与“质”,乡村转型发展应秉着数量和质量并重的原则,持续稳定推进。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城市邻避设施风险可接受度研究——以天长市为例

基于天长市1 250份问卷数据，运用SPSS进行效度及因子分析，确立公众的“风险认知”、“政府信任”、“公众参与”及“补偿措施”作为公众对邻避设施风险认知可接受度的潜变量，通过文献整理，确定原假设。运用AMOS21.0软件建立结构方程模型，检验原假设是否成立；并分析潜变量与“接受度”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风险感知”对“接受度”影响系数-0.262；其次是“公众参与”，影响系数-0.242。两者均为负向相关影响。“政府信任”及“补偿措施”对“接受度”正向影响。同时，四个潜变量之间存在一定的正向影响。人口学变量中的年龄与受教育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对“接受度”有影响。通过对天长市调查研究，分析了公众的风险接受度的影响因素，对影响因子进行量化，能够客观的比较其重要性；同时对政府及相关工作者有一定的启示，根据影响因子与“接受度”之间的关系，因地制宜，制定相关的政策与措施，来降低或避免邻避冲突。     

洞庭湖区旅游城镇化系统耦合协调性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

基于旅游产业、城镇化和生态环境耦合协调作用机理，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分析洞庭湖区2000—2018年17个县域旅游城镇化系统耦合协调性的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时序特征上，近20 a来耦合度和协调度呈现同步上升态势，两者均出现“一波三折”过程变化特点。耦合度增强的同时，协调度也随之增强，但滞后于耦合度的变化，协调水平有待提升。② 空间格局上，协调度与耦合度均呈现出“中部低、四周高”的分布特点。17个县域2个典型年份的耦合度和协调度出现了不同类型的转变，高层次耦合类型和协调类型的县域集中分布在洞庭湖外围地区，低层次的县域则集中分布在洞庭湖中部地区。③ 耦合协调类型的空间组合差异明显，由低层次向高层次转变的县域达到9个，组合类型的空间分布格局与耦合度和协调度的分异特征基本相似。④ 相关分析表明，协调度与表征旅游产业发展水平、城镇化发展水平和生态环境治理水平因子的较强相关性是形成这种时空分异格局的主要影响因素。     

耦合视角下甘肃省县域乡村“三生”功能协调度的时空跃迁特征与影响因素

探究乡村“三生”功能协同发展水平,揭示其演化进程中耦合协同关系的时空跃迁特征及影响因素,将有利于优化乡村地域功能空间格局及开创新时代乡村发展新局面。基于1998—2020年甘肃省86个县域研究单元,构建乡村生产-生活-生态功能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LISA时间路径、LISA时空跃迁及参数最优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探究县域乡村“三生”功能耦合协调发展水平、时空跃迁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县域乡村“三生”功能耦合协调度总体上呈现出不断增长的发展态势,逐步向良性、有序方向不断迈进,但耦合协调度数值整体较低且发展速度相对较为缓慢。2013年后耦合协调状态由严重失调状态转为基本失调状态的县域比例快速增加。(2)整体来看,全省中间区域县域乡村“三生”功能耦合协调度的局部空间结构更加具有稳定性,而陇东南地区和酒泉市县域空间结构更加具有动态性。LISA时间路径弯曲度呈现西北地区向东南地区增大趋势。各县域研究单元耦合协调度的局部空间关联格局保持较为稳定,其时空跃迁具有相对较强的路径锁定。(3)经济发展对耦合协调度提升具有重要影响作用,城镇辐射对耦合协调度的提升具有明显促进作用。经济发...     

“绿道-邻里”视角下建成环境对城市绿道使用的影响——以广州为例

基于“绿道-邻里”视角，采集了广州典型城市绿道上的市民使用人数与类型等属性，并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探讨绿道周边建成环境（人口密度和土地类型混合度）与绿道使用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绿道周边建成环境作为绿道使用的潜在来源地和目的地，影响着城市绿道使用效果，步行和骑行可达范围内的居住区人口密度和绿道周边土地利用混合度均可作为绿道使用强度的解释因子，两者的增加均会带来绿道使用强度的提高；除此之外，周边居民区收入水平、年龄和时间等变量对城市绿道使用也会造成影响。研究结果可为城市绿道建设提供直接参考。     

尺度理论视角下的“一带一路”战略解读

目前,“一带一路”已成为中国的核心发展战略之一。借鉴尺度重构和尺度政治理论,分析“一带一路”战略的内涵、影响和风险。研究发现“一带一路”战略重构了现有的国家角色和地域形式,催生了以跨国基础设施为基础、以资本和经贸合作为支撑的新尺度。该尺度一方面被国际和国内的资本和权力关系不断重构,另一方面也在重构着现有的权力关系和资本积累过程。还从尺度政治视角出发探讨了“一带一路”战略中的风险因素。在国际层面,中国既面临着基于多边国际关系和地方抵抗的尺度上推力量,也面临着基于旧有边界和尺度化表达的尺度下推因素。在国内,“一带一路”战略既面临着地方政府基于政策争夺和地方保护主义产生的重复建设问题,也存在疆独势力等通过国际联系复杂化地方趋势的风险。为了更好地推行“一带一路”战略,中国必须积极应对这些尺度政治的挑战,深入研究尺度政治的机制和破解之道,努力化解海外投资、国际合作和地方治理中的风险。     

中国旅游业碳减排潜力的空间关联网络结构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2000—2018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利用“自下而上”法和Super-SBM模型测度30个省（区、市）的旅游业碳减排潜力,借助修正的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探究其空间关联网络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中国旅游业碳减排潜力的空间关联日趋紧密,网络密度和网络关联数呈增长态势,网络效率和网络等级度呈下降态势;②东部区域在空间关联网络中居于核心位置,对降低旅游业碳减排潜力所需要素的掌控与支配能力较强;西部区域在网络中居于边缘位置,难以影响和控制其他省（区、市）;③北京、天津、江苏和上海属于“净受益”板块,广东、浙江和福建属于“经纪人”板块,吉林、内蒙古等23省（区、市）属于“净溢出”板块;④空间邻接关系、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产业结构差异、技术创新水平差异和旅游业人数规模差异共同驱动着中国旅游业碳减排潜力空间关联网络结构的形成与演化。     

旅游地快速交通优势度与旅游流强度的空间耦合分析

以典型旅游地—云南省为研究案例,以高德交通大数据、统计数据等多源数据为基础,依据“路网及站点密度+通行规模+通行功能+区位优势度+换乘便捷度”的思路,构建快速交通优势度模型;基于旅游流“规模→消费→效益→效应”的历时性维度构建旅游流强度模型;采用加权TOPSIS法对二者评价值进行测算,并运用耦合四象限模型对两者耦合类型进行划分。结果发现：① 快速交通与旅游流耦合存在显著空间差异性。昆明、红河和丽江呈现良性耦合协调,耦合类型表现为“高旅游流-高快速交通优势”,而旅游化水平低、远离交通枢纽和主要交通干线的边缘地区,旅游流与快速交通耦合效应则表现为“低旅游流-低快速交通优势”。② 快速交通优势度与旅游流强度呈正相关关系,不同快速交通方式与旅游流强度的拟合优度表现为“航空运输>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的特征。③ 云南省快速交通优势度与旅游流强度耦合水平总体偏低,快速交通发展的主导模式为协调互补模式,且缘于快速交通的“时间-空间收敛”效应和“组织-空间协同”效应,快速交通组合类型多样化与旅游流强度存在正相关关系。不同快速交通发展模式对旅游流强度的贡献效应表现出“多元共生模式>协调互补模式>单类孤立模式>低速交通维持模式”的特征。     

中国粮耕价值比与种植结构时空耦合演化及分区调控

耕地粮食产出价值与种植结构均深刻影响着国家粮食安全,探讨耕地粮食产出价值与种植结构的时空耦合变化,可理清两者关系,助力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的提升。本文以中国省级行政单元为研究对象,在深刻解读粮耕价值比和种植结构内涵的基础上,综合利用Simpson指数、耦合协调度模型和空间自相关等方法,分析2004—2020年中国粮耕价值比和种植结构耦合时空演化,以揭示其时空动态关系。结果表明：① 2004—2020年各省份粮耕价值比空间分布特征表现为“由北向南”和“由西向东”的双重递减态势;② 种植结构空间格局呈现由“胡焕庸线”沿线区域向两侧递减的空间分布形态,东北、华北和华东地区多样性递减明显;③ 粮耕价值比与种植结构耦合协调度介于勉强耦合协调与高度耦合协调之间,表现为规律性空间集聚,中西部及东北地区呈高高集聚,具有“匹配性优势”,东南沿海地区呈低低集聚,有待“匹配性改良”,总体表现为：“东北、中部高,东南部低”的态势。本文认为应依据要素空间集聚和扩散的分异特征,因区施策引导耕地粮食品质化与多元化协同演进,促进粮食结构与效益匹配发展。     

关中平原典型村落农业转型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研究

全球化和城市化驱动农产品市场需求的日益增长正在推动农村和农业的转变与重构，深刻影响着农村经济、社会和生态发展之间的关系。以关中平原典型村落—余家营和马家村为例，研究城市化影响下农业转型对农业生态系统服务产生了何种影响，对探索城乡互动机制、乡村特色农业发展以及生态景观建设等具有重要意义。通过问卷调查，半结构式访谈、野外填图等对余家营村和马家村的土地利用变化及农业生态系统服务进行测评，分析了关中平原农业转型变化及其对农业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与机制。结果表明：(1) “粮—粮”和“粮—果”转型使农业景观、种植结构、农户行为等都发生较大变化，在由传统粮食生产向水果、蔬菜、苗木花卉等现代型农业转变过程中，作物品种由低产量、低品质转为高产量、高品质，并更趋多样化；出现少许耕地转变为草地和林地的现象；农户积极性提高，科技水平有所提升。(2) “粮—粮”和“粮—果”转型的生态系统服务均以正服务为主，其中“粮—果”经济生产功能增长较大，增长了523.9%，但“粮—果”转型造成的负向生态系统服务也较高，因此在农业转型中生产经济价值增长越大对生态系统服务的负向影响就越大。（3） 农业转型主要受到城市化、国家政策的驱动，并通过影响农田的农业景观、农业结构、农户行为进而影响农业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反之，农业生态系统服务变化也会影响到国家政策以及农户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