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空间视角下城市文创旅游空间的生产与演化——以上海田子坊为例

近年来,旧城更新形成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向旅游目的地转型已成为普遍趋势。既有研究对文创园区和旅游地形成的空间生产机制有所挖掘,但对文创产业园旅游转向的内生性动力的认识有待深入。本文结合列斐伏尔的三元空间理论和福柯的权力空间思想,采用实地调研、深度访谈与半沉浸式观察相结合的综合方法,从宏观-微观互动的角度对田子坊文创旅游空间的生产和演化机制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 各行动主体基于社会关系和空间主权形成权力-空间关系;② 为实现增长的集体目标,城市政府引导了具有生产性逻辑的空间制度设计,并与微观行动者进行权力的分配与互动,形成空间规训和生产机制;③ 在表征的空间中,商户的日常生活实践通过多样化的服从与抵抗的能动性策略,形成差异化的微观空间生产,推动文创旅游的空间实践与演化。研究还针对文创园区旅游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提供了治理启示。     

日常生活视野中的旅游社区空间再生产研究——基于列斐伏尔与德塞图的理论视角

在空间与旅游地空间的相关研究中,社区居民及其日常生活所扮演的角色未得到充分的重视.而本文试图转向微观层面,关注空间演化中居民与日常生活的力量.研究以世界文化遗产“开平碉楼与村落”核心区马降龙村为例,运用观察法与访谈法,探索由旅游发展所推动的旅游社区空间再生产的现象与特征.基于列斐伏尔的“空间三元论”与德塞图的“日常生活实践”理论,讨论在空间再生产的过程中,居民如何通过日常生活,对抗政府与景区管理主体构想的空间表征,体现具有反抗性的表征空间.研究发现,在日常生活中,反抗性的表征空间表现出嵌入、抵制、进攻性抵制、反噬、再生等形式.现阶段,低度开发水平下居民与政府及景区管理主体的对抗达到一种微妙的平衡状态.长期看来景区组织与居民角色的特性,以及对土地的掌控保障了反抗潜力的延续.而旅游社区的空间秩序最终将在所有旅游利益相关者的协商中形成.旅游发展中居民扮演的角色影响其协商能力,造成不同的行动机制与意义.旅游社区空间活力最终在多主体、多目标的空间生产过程中激发,这一过程始终展现出日常生活的创造力.     

空间生产视角下的传统村落空间转型过程、特征与机制——以黄山市卖花渔村为例

基于空间生产的“三元辩证法”视角,以黄山市歙县卖花渔村为例,从物质空间、社会空间和制度空间3个维度分析传统村落空间转型过程、特征及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改革开放以来卖花渔村空间转型经历了内生性缓慢转型发展、外源性空间快速扩展、有序化空间品质提升3个阶段。2）随着盆景产业复兴和乡村旅游业兴起,传统村落物质空间分化重塑、社会空间解体重构、制度空间日趋完善,呈现出空间功能复合化、社会关系开放化、空间主体多元化的空间转型特征。3）在社会关系变迁、资本投入、权力干预等共同作用下,社会空间、物质空间及制度空间互动演进,共同推动了传统村落空间转型过程。     

领域化理论视角下的乡村旅游社区社会空间变迁——以丹霞山青湖塘村为例

乡村地区的旅游发展带来乡村社会空间的快速变迁与重构。对此,现有研究主要侧重空间生产过程的分析,而空间生产与权力关系之间的联系尚未充分理论化。论文以丹霞山青湖塘村为例,借助领域化理论,分析了多元主体的领域化行为所引发的乡村旅游社区社会空间变迁,总结了其中交织的权力—空间关系及社会空间变迁机制。结果发现：乡村旅游社区社会空间变迁是一个持续的领域化过程,是由“领域的社会组织”与“社会的领域组织”之间的交互作用所引致的,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自上而下的管控权力还是自下而上的抵制权力,只有通过领域建构实现空间化才能实现真正的控制,权力关系正是在空间化中实现了生产与再生产。基于此,论文对旅游地社会空间变迁中的“权力—空间关系”进行了初步理论化,并讨论了领域化分析对于旅游社区产权制度实践、旅游地空间治理等问题所具有的启示意义。     

能动性视角下中国新工人空间生产的研究框架与展望

新马克思主义空间政治理论对劳动力地理的研究经历了从阶级斗争地理到劳工地理的转变。阶级斗争地理强调资本主导的空间生产发源于资本主义阶级斗争,劳工地理研究则将劳动力视为与资本一样具有“时空修复”能力的行为主体,工人能动性开始受到广泛关注。中国正在崛起的新兴产业工人——农民工群体,随着社会进步和代际变迁,其在权益焦点、表达方式及实践效能等方面都在不断发生变化,并不断以其特有的“时空修复”改变既有的劳动关系和塑造自身的经济地理景观。论文将研究视角接续到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生产理论中,尝试构建能动性视角下的中国新工人空间生产研究框架。能动性视角是一种批判性视角,在日常空间实践过程中,抗争的生产与再生产政治、融入的生活政治和创造的身份政治构成新工人空间生产的能动机制,并在全球化、在地等外部机制推动下,三元机制互动形成新工人感知空间、构想空间、生活空间等3类空间生产的基本过程,以及这一过程中社会关系格局和地方劳动力市场管制体制的重构。最后,论文展望了未来的研究方向：新工人空间生产的机制及其经济地理重构的关系研究、新工人能动性的区域差异研究、新工人能动性与地方劳动力市场管制体制的互动研究、乡村回流劳动力的能动性研究。     

旅游发展背景下民居客栈的空间生产——以大理双廊为例

在旅游发展的背景下,民居客栈成为一个特殊的时空建构,建筑风格呈现出多元化的倾向,当地的传统元素逐渐弱化。以大理双廊的民居客栈为例,基于空间生产理论从物质空间、精神空间、社会空间3个方面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民居客栈的空间实践包括原态式、改进式、创新式建筑3种。本地村民是早期的空间支配者和使用者,随着土地使用权的转移,其对空间生产的影响力逐渐降低;外来经营者作为主要的空间生产者和使用者,强化了民居客栈与当地建筑的差异性;而政府的介入相对较晚,在后期表现出较强的空间控制权;游客则通过市场选择等方式间接影响着空间的生产。旅游发展下空间生产和塑造的背后代表着资本和文化的互动以及新的社会关系的建立。     

传统村落空间的表征与话语权力：基于文本话语的分析

基于社会空间思想与话语权力理论,研究了传统村落空间的表征及其干预实践的逻辑。结果发现：全球现代化与中国城乡实践导致的村落存续危机,构成了传统村落空间话语形成的条件与基础;文化遗产、保护发展、乡村旅游等构成当代中国社会关于传统村落空间的社会表征;作为专家、学者与政府合力建构的结果,“传统村落”蕴含着现代社会秩序与发展逻辑,规约着村落实践;政治与资本主体主导着传统村落空间实践观念与制度设计进而介入实践过程,以实现其空间治理与资本增值的目的。     

地方节庆变迁的权力机制研究——以广东巽寮妈祖文化旅游节为例

以地方节庆作为一个可观测的指标,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在讨论妈祖文化旅游节表层景观变迁基础上,以权力中继机构——巽寮妈祖理事会的成立原因、过程及运作为主线,展演仪式组织阶段资本与地方间互动与协商,展现地方节庆变迁背后的权力机制。研究发现,资本与地方的博弈协商结果不局限于节庆重构本身,还催生新的权力主体。这个权力主体对资本既依附又抗争,对地方社区既强势又民主,特殊的成立动机、半官方的机构属性、复杂的内部关系使其成为节庆变迁中的中坚力量。这种基于资本与地方权力关系而产生,并同资本和地方一起推动节庆变迁的新型权力机构,补充了全球化背景下地方节庆变迁的微观层面权力机制研究。     

社区参与模式下的传统村落旅游空间生产及影响初探

传统村落的旅游开发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具体形式，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路径。虽然原住民在传统村落旅游开发中常常处于弱势地位，但也确有一些社区参与模式下的传统村落旅游开发，较多展现了村民在旅游空间生产中的权力及影响，但这是否就更有利于传统村落旅游资源的有效开发呢？本文主要借鉴空间生产的理论框架，结合对苏州市吴中区东山镇陆巷古村的实地调研，初步探究了社区参与模式下的传统村落旅游开发的特点及可能影响。研究表明，社区参与模式之所以较多体现村民的主导作用，往往是因为外部资本和地方政府的介入较少，这虽然有助于保障参与旅游开发的部分村民的利益，但也容易陷入投资不足、低水平开发的困境，而且受限于村民的文化素质和利益短视倾向，传统村落旅游会遭遇更明显的经济利益与文化保护之间、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的复杂矛盾，不利于旅游开发的质量和效率提升。这就是说，社区参与模式下的传统村落旅游空间生产未必能有效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乡村振兴，地方政府的科学指导和外部人才、资本、技术等的引入，可能有助于克服由此带来的急功近利倾向。     

武陵山区民族村寨家园遗产演化与地方重构

作为地方家园的物质载体,建筑遗产不仅在历史上呈现出生产、生活与生态的价值溢出,也因其现代性实践而凝聚了当地人心态秩序的变迁,重现了物的象征性沟通的性征,并随着实践场域的嬗变,呈现出物质价值与身份的重塑。传统吊脚楼形制作为中国少数民族日常生活实践的场所主要分布在武陵山区,承载着物质、制度与精神多层次的地方意义。本文从物的视角出发,构建了“时间—空间—地方”三元辩证的研究框架,动态地考察武陵山民族地区的家园遗产与文化主体的互动过程及社会秩序嬗变：(1)“物”的在场是其民间保留和时代传承的历史回应,承载着家屋文化与地方记忆;(2)“物”的式微与脱域是在现代性渗透下宏观力量与个体行为的博弈与融合,也是地方主体性的消解、协商与重构;(3)“物”的出场则意味着家园被置于更深层次的地域文化价值体系,让民族建筑的空间价值外溢,从而以文化资本的形式参与到旅游语境的交互中。更进一步,本文试图从地方性的视角探讨家园遗产的物质空间、社会空间与人文生态空间的秩序重塑逻辑：(1)空间赋能：景观基因焕发空间价值的生产面向;(2)秩序重塑：社会动力激活空间价值的生活面向;(3)地方知识：多元主体共育空间价值的生态面向...     

空间意义的叠写与地方认同——中国最后一个原始部落翁丁案例

近年来,空间意义的叠写与地方认同成为乡村旅游空间实践和乡村振兴中人们关注的焦点,这一新问题的出现对乡村空间实践中多元主体如何进行理性协商提出了新的诉求。以中国最后一个原始部落翁丁村“石头的遭遇”“权力的草坪”“搬迁新寨子”为分析对象,对旅游背景下翁丁空间意义的叠写与地方认同进行了剖析。认为：① 在增长全球化和全球本土化双向塑造的地理空间实践中,翁丁正经历着从“地方性空间”向“流动性空间”的转向,以旅游为媒介的流动性力量以及不同主体的空间诉求,正在重塑着翁丁社会文化和关系的空间生产。② 翁丁原生公共空间塑造的秩序具有集体意识,但目前空间意义的叠写带来了地方的差异化认同,地方正在从“自然式认同”转向“分裂式认同”,作为民族团结和认同结构优化的切入点,需要逐步过渡到以主体间性和民族间性为特征的“理解式认同”。③ 空间意义的叠写和地方认同的分裂容易引发多元主体间的价值取向之争和地方意义的虚无主义,为此需要积极形成空间道德实践的价值指引,以避免发生激进的乡村旅游空间实践现象。未来乡村旅游空间实践,应避免以一类主体掩饰另一类主体的情形出现,公共空间的人地关系、空间主体的构成方式、地方的可见性以及不同主体道德规范的协商、妥协与让渡,是新时代乡村旅游空间实践不能忽略的维度。     

多元权力主体实践下民族村寨的旅游空间再生产——以贵州肇兴侗寨为例

以贵州肇兴侗寨为案例地,运用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采用田野调查与深度访谈结合的方法,从物理空间、社会空间、意义空间3个维度审视多元权力主体的“物质－关系－情感”联结以及与旅游发展的自洽性。结果表明：1）物理空间在权力主体的更迭下得以重新规划,有助于劳动力的回流。村寨的原真性在规制的约束下得以维护,但建构的景观符号是对民族村寨的错位表达。2）对于社会空间中的冲突,当地居民采取退让不退出的策略与管理者达成空间错时使用与管理默契。威权人物寨老成为消解分歧、推动社会关系巩固与凝聚的代表。对游客及外来经营户的让渡与周全,体现了当地居民开放包容的待客之道与处事哲学。3）意义空间通过当地居民对节事、文化的情感注入,对文化惯习的传承、对乡约的承继、对怀旧物的回忆与想象得以再生产。对于处在发展上升期的民族村寨而言,多元权力主体会基于利益的共同性与社会关系的粘连性考虑,做出符合当地旅游发展与自身容纳限度的调适与让步,来适应旅游发展带来的空间变化。     

旅游与竹地摩梭人“家”空间的多维生产及身份认同建构

采用田野调查、参与观察、深度访谈等方法,对旅游背景下竹地摩梭人“家”空间的多维生产与身份认同建构问题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① 竹地摩梭人的宗教信仰及其在不同时代的流转,规约着摩梭村民日常空间实践中的自然观、世界观和道德观,具有心物自洽和身心统一性;竹地摩梭人“家”空间具有系统性,体现在村外层、村寨层、家址层、祖母房和身体层不同尺度空间圈层中,其空间秩序和意义蕴含着丰富的自然生态意识和人地关系;② 以旅游为媒介的资本、权力和消费等结构性力量相互交织和渗透,对竹地摩梭人“家”空间带来了微观地理空间的社会关系、文化意义和人地关系的重塑,且具有多维空间的交互辩证生产性;③ 随着竹地“家”空间的多维生产和微观地理重塑,出现了以人本主义为特征的前因式认同建构、以结构主义为特征的后果式认同建构,以及以“价值认同,情感不认同”和“价值不认同,情感认同”为特征的“中间型”认同建构。竹地摩梭人对“家”空间旅游化实践的身份认同建构,暗含和折射了村民对“家园”和“家国”的认同状况。④ 竹地“家”空间的旅游化,本质上是传统民族空间资本化的实践过程,归根结底是新时代“地方”对发展路径和方式的选择,但未来需要调适“家”空间资本化和发展异化之间的矛盾。此外,竹地“家”微观地理空间的案例剖析,在理论上补充和延伸了学术界既有“家”的理论研究成果。     

基于TSL模型构建的活态遗产地连续性空间生产研究——以丽江古城为例

活态遗产地演变发展是连续性空间生产过程,揭示其特征与逻辑对于活态遗产地的保护、利用与传承具有重要意义。将表达遗产地活态性的3个要素——传统、地点、生活与“空间三元辩证法”相耦合构建TSL（Tradition-Site-Living）模型,并以丽江古城为例,探讨活态遗产地持续变化的一般规律。结果发现：1）古城经历了三个阶段的空间生产,即政治功能主导下的“空间中的消费”,工商功能主导下的“空间中的生产”,旅游功能主导下的“空间的生产和消费”;2）外部环境因素变化促使古城核心使用功能演替,引发生活、地点、传统相互作用,从而实现各个阶段的空间生产过程;3）活态遗产地连续性空间生产是外部因素驱动内生机制运行的结果,遵循时空延续变化、外部环境因素驱动、内部活态要素运作三大逻辑。活态遗产地是由时间、环境、空间叠合而成的时空连续体,TSL模型为揭示活态遗产地持续变化的基本规律提供了理论框架。     

-过去25年旅游村落社会空间的微尺度重构——河北野三坡苟各庄村案例实证

社会空间重构是乡村转型发展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采取参与性农村评估（PRA）、GIS空间分析和高分辨率遥感影像相结合的方法,以苟各庄村为例,研究了旅游乡村聚落的社会空间重构过程。研究发现,经过25年发展,苟各庄村在旅游驱动下发生了剧烈社会重构和“空间极化”,逐渐从一个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传统“乡土社会”聚落演变成为一个以经济利益为纽带的旅游服务型社区。具体表现为：村落社会物质空间中,家庭私人空间逐渐减少,服务与旅游业的半私人和半公共空间和公共空间增加;在居住模式上,传统封闭式山地四合院逐步消失演变为开敞式多层楼房;在人口结构上,大量外来者,包括旅游者、外来务工者和投资者的涌入改变了乡村社会关系结构,并在空间分布上呈现“极化”特征;人均收入差距加大,促进了村落社会阶层的形成与分化。其中,旅游业产业快速增长和外来人口大幅度增加是其主要外部动力,而村落“微区位因素影响”,如住宅与内部道路交通、景观环境（河流与噪声）等,则通过累积被不断“强化”和“固化”,成为加速村落社会“空间极化”的核心动力。与社会空间重构相适应,建设新型社区组织管理服务模式,规范产业发展组织方式,重塑社区文化,对于保持旅游村落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十分重要。     

旅游驱动型传统村落“三生”空间功能更新的特征、模式与逻辑——以湖南省张谷英村为例

以湖南省传统村落张谷英村为例,利用GIS技术构造土地利用转移矩阵,探讨旅游驱动型传统村落“三生”空间功能更新特征和逻辑模式。结果表明：1）张谷英村“三生”功能更新主要表现出生活功能产居一体化、生产功能旅游化、生态功能景观化、旅游功能多样化的旅游适应性特征及圈层分化和阶段有序的时空分异特征。2）张谷英村通过生活空间的人文景观开发与民俗文脉挖掘、生产空间的多元高质旅游服务模块构建、生态空间的生态环境保育与自然景观修复,实现传统物质空间的旅游功能更新和功能融合发展。3）旅游驱动型乡村社会通过供需关系构建、示范效应延伸、主客交往反馈,扩展功能更新范围、加深功能更新程度、提升多元功能质量。“三生”功能的更新存在一种相互促进、相互演化的共生耦合关系,其旅游化过程体现了空间结构有序变迁和空间属性质量提升的协同演化进程,以多功能交互、多层次联动的综合路径推助乡村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