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质量增长背景下海洋经济发展的时空协调模式研究——基于环渤海地区地级市的实证

海洋经济协调发展是科学评价区域海洋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依据。遵循城市与海洋经济协同的发展理念,构建环渤海城市海洋经济发展时空协调度评价体系,运用复杂系统时空协调度评价模型,计算并分析2008~2016年环渤海城市海洋经济发展时空协调度,通过SaTScan软件分析其时空聚类区。研究结果显示：①海洋经济各系统发展水平中,社会系统呈大幅度分散上升趋势,经济系统、生态系统与综合系统呈小幅度集中与分散交替上升趋势;协调等级时序变化稳定型城市主要是大连、潍坊、青岛、烟台、威海。②协调度时空聚类区既有空间分异又有重叠交集,社会系统、综合系统、经济系统聚类区依次相互覆盖,生态系统与其它三系统既有重叠区也有独立区。③聚类区内部,社会系统最为稳定,综合系统、经济系统次之,生态系统最为薄弱。     

东北三省城市土地利用效益评价及耦合协调关系研究

在阐述城市土地利用效益系统耦合协调性内涵及其交互作用机理的基础上,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均方差决策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东北三省2003~2015年城市土地利用综合效益及其主成分间耦合协调关系进行测度,并分析其时空演化过程。研究认为：① 城市土地利用综合效益表现出随时间“先升后降”的特征,区内三省间差异明显,中心和门户城市长期处于较高水平。② 城市土地利用经济效益亦存在“先升后降”的时序变化特征,空间上表现为“南高北低”,低值区范围缩减明显;社会效益差异不显著,在南北方向上表现出“凸”字型分布特征;区域生态环境效益整体较高,高值区由集中趋向分散。③ 城市土地利用经济、社会、生态环境效益间耦合协调关系在各时间节点均表现为失调,且以中度失调为主,但中心城市和门户城市的三效益耦合协调关系相对较好,向协调方向发展,哈长与辽中南城市群地区协调性优于其他区域,吉林省与辽宁省东部的部分城市协调关系趋向恶化。④ 城市土地利用效益间关系失调主要受复合因素的作用,经济效益滞后是制约土地利用效益耦合协调关系提升的主因,生态环境效益滞后不是限制土地利用效益耦合协调性提升的主要因素。     

东北限制开发区域开发强度与生态环境的时空耦合关系研究

通过构建开发强度与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系统分析2005—2016年东北限制开发区域开发强度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时空格局特征与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土地开发强度增加和经济总量扩张的交互关系是造成东北限制开发区域开发强度综合水平提升的主要原因;同时由于生态环境状态增长的持久性不强,生态环境响应正逐渐成为改善区域生态环境综合水平的主要推动力。② 东北限制开发区域开发强度综合水平呈现自南向北不断降低的特点,辽宁省明显高于吉林省与黑龙江省;区域生态环境综合水平呈现典型的南北空间分异特征,且生态环境水平相似地区集聚发展现象愈发明显。③ 东北限制开发区域开发强度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呈持续增长趋势,开发滞后性特征明显,勉强协调-开发滞后型（Ⅲ）、中度协调-开发滞后型（Ⅵ）是主要耦合协调发展类型。④ 城市化水平、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政府调控水平是影响东北限制开发区域开发强度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的重要因素,而产业结构水平与外商投资水平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泛长三角城市土地利用效益测度及时空格局演化

以泛长三角地区为研究区域,从经济、社会、生态3维度构建城市土地利用效益指标体系,运用改进熵值法测度1995-2013年城市土地利用效益值;并通过ESDA分析技术、耦合度及多元回归模型等方法对泛长三角城市土地利用效益时空格局演化及机理进行了初步探讨。结果表明:1)1995-2013年泛长三角城市土地利用效益整体上呈提升趋势,且效益"南高北低、东高西低"差异显著;2)相邻城市单元表现出较弱的空间集聚特征,效益热点区主要分布在苏锡沪和宁杭地区,向皖江、绍甬地区演化,而效益冷点区主要集中在皖北地区;城市土地利用效益系统的耦合度不高,处于拮抗阶段向磨合阶段演化,仅个别城市效益系统耦合较好,呈"点"状形态分布;3)泛长三角城市土地利用效益时空格局演化主要受城市化水平、经济发展程度及土地市场化3个主要驱动力综合作用及影响。     

发达地区县域土地集约利用时空变化分析——以福建省福清市为例

采用综合评价法、聚类分析法、回归相关分析法对福清市土地集约利用的时空变化规律特征进行研究,并对其驱动因素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福清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具有明显的时空变化规律——1996~2005年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呈分阶段性上升趋势,1996年和2005年土地集约利用在空间上呈5级分布格局,且空间分布状况变化不大.自然条件是影响土地集约利用最基础的因素,人口、经济、技术因素是造成区域土地集约利用差异的主要原因.同时,解释了土地集约利用的时空变化格局.     

发达地区县域土地集约利用时空变化分析——以福建省福清市为例

采用综合评价法、聚类分析法、回归相关分析法对福清市土地集约利用的时空变化规律特征进行研究,并对其驱动因素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福清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具有明显的时空变化规律--1996～2005年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呈分阶段性上升趋势,1996年和2005年土地集约利用在空间上呈5级分布格局,且空间分布状况变化不大.自然条件是影响土地集约利用最基础的因素,人口、经济、技术因素是造成区域土地集约利用差异的主要原因.同时,解释了土地集约利用的时空变化格局.     

山东省乡村转型发展时空格局

依据乡村转型度、“人口-土地-产业”乡村发展三要素的两两协调度及乡村协调度,定量刻画了山东省乡村转型发展类型,揭示了1990-2009年期间各转型发展类型的特征和时空分布格局。结果表明：①山东省乡村转型发展普遍存在5种类型,依次为：产业低速转型低度协调型、要素平稳转型较低协调型、产业转型趋近土地转型中度协调型、产业转型超越土地转型较高协调型与土地和产业加速转型高度协调型。②乡村转型度与乡村协调度随协调转型度的增加呈现出对称分布特点;乡村转型度与乡村协调度呈现出局部周期性变动、总体趋势增加的变化特征。③产业转型与土地转型表现出很高的协调性;人口转型与土地转型之间的协调性及人口转型与产业转型之间的协调性均随转型程度加深而同步上升。④山东省乡村转型发展时空格局表现为：“八五”时期,山东省乡村地区加速转型,以乡镇企业快速发展为该时期主要特征;“九五”时期乡村转型发展类型普遍向转型速度较低的类型转变;“十五”时期乡村转型发展速度呈现出中心地区较低、边缘地区较高的特点;“十一五”时期乡村转型发展呈现空间均质化的稳定转型态势。     

云南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从人口城市化质量与土地城市化质量两方面，构建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耦合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以2007~2016年相关数据为支撑，定量计算云南省多年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耦合度、综合发展指数和协调发展度，并根据协调发展类型划分标准对研究时段内云南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的协调发展类型和对比类型进行划分，并在此基础上对二者的协调状态进行评估；同时在GIS技术支持下，分别以2007年和2016年为时间节点，揭示不同时段云南省各市（州）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协调发展的空间格局特征与空间格局的变化特征。研究表明：从时间序列特征看，云南自2010年起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土地规模扩展过快，存在造成空城的风险；城市化水平总体发展趋势良好，人口与土地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高；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协调发展趋势良好，逐步进入协调阶段；从空间格局特征看，呈现以昆明为中心，从中部“协调型”逐步转变为边缘“失调型”的空间格局；土地城市化滞后型数量少，且集中分布于滇中和滇西北地区；人口城市化滞后型数量多，广泛分布于滇东、滇西、滇南和滇东北的大部分地区；各市（州）协调发展状态分属协调阶段、磨合阶段和失调阶段，协调发展对比类型空间差异显著。     

珠三角地区人口分布时空格局及其变化特征

采用人口增减变化、人口商度以及人口集聚度等方法,对珠三角地区1982、1990、2000和2010年4期人口普查数据进行了分析,定量揭示了珠三角地区近30年来人口分布的时空格局及其变化特征。结果表明：1）从人口总量变化来看,1982―2010年珠三角地区人口数量增加了3 821.66万人,增长率达215.61%,远超全国平均水平;2）从人口流动状态看,1982―2010年珠三角地区以人口流入为主,其中珠三角的中部以及东部城市成为人口流入的主要地区,人口迁移流入是珠三角地区总人口增加、人口集聚程度增高的主要原因之一,但近10年珠三角地区的人口流入速率有所减缓;3）从人口集聚度上看,1982―2010年珠三角地区县市人口集聚程度普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并逐年增高,深圳、广州、东莞等市已成为区域人口集聚中心。     

京津冀县域人口-土地-产业要素耦合测度及空间分异

人口、土地、产业是区域发展的核心要素,三要素的变化趋势及其耦合匹配程度,直接影响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应用要素评价模型与耦合协调度模型,以京津冀147个县域为样本,分析了2000年、2008年和2015年人口、土地、产业要素发展格局及其耦合协调格局,揭示了京津冀县域人口-土地-产业要素耦合的空间分异规律。研究表明:京津冀县域人口、土地、产业要素发展格局空间差异显著,京津及其周边县域具有较强的人口集聚能力与较高的产业发展水平,土地资源禀赋较为丰富,土地投入产出能力较强,是人口、土地、产业指数的高值区;低值区主要分布在冀北坝上高原与太行山山脉地区,人口集聚能力较弱,土地投入产出能力较低;中值区与次低值区覆盖县域数量最多,主要分布在河北平原地区。随着人口要素的流动、产业的空间集聚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京津冀县域人口-土地-产业耦合协调格局表现出一定的交替演化特征,其中,京津及环京津地区部分县域为人口-土地-产业要素耦合协调度的高值区,次高值区以石家庄、邢台、邯郸等地为中心,呈现出多个团块状集聚分布格局,中值区主要分布在冀中南次高值区周围,冀北地区耦合协调程度最低。最后,应用聚类分析方法,将京津冀县域划分为五种耦合类型,并提出不同类型区未来的发展路径。     

珠三角地区城镇化与生态韧性的耦合协调研究

城市韧性是新兴的研究话题,其实质为城市面对不确定性扰动的抵抗、恢复及适应能力。本文构建“规模—密度—形态”三维城市生态韧性评价体系,借鉴物理学耦合模型测算2000—2015年珠三角城市城镇化与生态韧性的耦合协调度,并对其时空变化特征进行深入探讨。结果表明：2000—2015年珠三角各市的城镇化水平总体不断提升,生态韧性水平持续降低,两者耦合协调度总体由基本协调向基本失调下滑。在空间分布上,珠三角地区城镇化与生态韧性的耦合协调度呈现出以珠江入海口城市为中心、向外围递增的圈层式格局。从生态韧性子系统对城镇化与生态韧性耦合协调的作用来看,规模韧性主要起反向阻滞作用;形态韧性的协调影响力主要为正向,且随时间推移不断增强;密度韧性的正向协调影响力持续下降,且在低于零值后负向增长。以新型城镇化引领区域协调发展,并通过严守三区三线、适应生态承载力、合理布局城市绿地等方法提高生态韧性,是未来珠三角实现城镇化与生态韧性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主要路径。     

珠江三角洲地区服务业与城镇化协调关系的时空演变

在厘清服务业与城镇化的关系机理基础上,构建了服务业系统与城镇化系统综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对1987~2015年珠三角城镇化与服务业发展综合水平进行测度,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两者协调关系的时空演变特征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① 时序演变上,珠三角服务业与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保持持续稳定增长态势,两者协调度不断增强,2008年开始进入协调期。② 空间演变上,服务业与城镇化的协调度呈现以珠江口城市为核心,逐渐向外圈层递减的空间分布规律;空间差异较大且保持相对稳定状态。③ 珠三角服务业与城镇化空间协调关系演变总体可分为均衡发展、惯性发展、反转发展3种模式,由1987年的4种失调类型演变为2015年初级协调等4种类型。④ 从加强服务业专业化分工和提升服务业发展潜力、加快空间城镇化和社会城镇化的发展、缩小服务业与城镇化协调关系的空间差异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以推动珠三角服务业与城镇化的协调度向更高级别方向发展。     

珠江三角洲地区城镇化与生态韧性的耦合协调研究

Urban resilience is an emerging research topic of urban studies, and its essence is described by the ability of cities to resist, recover, and adapt to uncertain disturbances.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Size-Density-Morphology" urban ecological resilience evaluation system, uses a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model to measure the degree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ecological resilience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from 2000 to 2015, and conducts an in-depth discussion on its spatio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The results show the following.(1) From 2000 to 2015, the urbanization level of cities in the study area generally increased while the level of ecological resilience declined.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the two systems decreased from basic coordination to basic imbalance.(2) In terms of spatial distribution,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ecological resilience of cities presented a circular pattern that centered on the cities at the estuary of the Pearl River and increased toward the periphery.(3) Ecological resilience sub-systems played variable roles in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ecological resilience. Specifically, size resilience mainly played a reverse blocking role;the influence of morphology resilience was generally positive and continued to increase over time;the effect of density resilience was positive and continued to decline and further became negative after falling below zero. The main pathways for achieving coordinated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future urbanization and ecological resilience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include: leading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egions with new urbanization, improving ecological resilience by strictly observing the three areas and three lines, adapting to ecological carrying capacity, and rationally arranging urban green spaces.     

长江流域人口-土地-经济城镇化的时空 耦合协调性与驱动因子分析

运用熵值法对长江流域2008年、2013年及2018年3个时期105个地级市的人口、土地、经济城镇化水平进行多维评测;依托ArcGIS平台分析城镇化的时空演变特征及耦合协调性的时空集聚模式;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挖掘城镇化耦合协调性的驱动因子。结果表明：长江上中下游地区城镇化耦合协调度显著差异,呈现出：下游地区＞＞中游地区＞上游地区的格局。城镇化耦合协调度中等协调及以上水平的地级市主要位于长江三角洲、合肥与皖江沿线、武汉城市圈、长沙城市圈、成渝城市群、南昌、贵阳、昆明等地。耦合协调度处于失调水平的地级市主要位于长江源头地区、藏东—川西—滇北横断山区、甘肃陇南、乌蒙山区、武陵山区、南岭地区等地。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的空间集聚模式可划分为热点聚集型、中部发展型、冷点聚集型、边缘游离型4种类型。在此基础上,构建出4种空间集聚类型的拟合模型,决定系数R²均大于0.800。立足于新型城镇化建设,对长江流域人口、土地、经济城镇化的发展提出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中国基本公共服务效率与城镇化质量的时空耦合关系研究

以2007—2017年中国31个省区（未含港澳台地区）为研究对象,在厘清基本公共服务效率与城镇化质量耦合机理基础上,构建基本公共服务效率与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模型和熵值法测算基本公共服务效率与城镇化质量水平,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障碍度模型,分析两者耦合协调的时空特征及其主要障碍因子。结果表明：① 中国基本公共服务效率具有相对起伏的动态变化特征,纯技术效率水平较高,规模效率水平较低,城镇化质量逐年递增但增速趋缓,子系统大小依次为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生态城镇化>空间城镇化。② 中国基本公共服务效率与城镇化质量耦合度以拮抗耦合阶段为主,协调度以勉强协调类型为主,呈现较为明显的非同步发展特征,广东耦合协调度最高,青海耦合协调度最低。③ 影响基本公共服务效率与城镇化质量耦合协调的前5位障碍指标是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城镇人口比重>人均社会保障支出>人均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基本公共服务效率子系统的障碍度明显高于城镇化质量子系统障碍度。     

中国地级以上城市“五化”协调发展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

加快推进绿色化与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的协同发展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本文以中国34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构建“五化”协调发展水平及其效率测度指标体系,采用耦合协调模型、数据包络分析模型、面板数据回归模型,测度分析了2008和2013年各行政单元“五化”协调水平、发展效率、空间分异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五化”发展综合度、耦合度及协调度均呈上升趋势且区域差异逐渐缩小,但环渤海、长三角及珠三角等东部地区发展水平仍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②“五化”协调发展空间分异呈“集群化”、“等级化”及“梯度化”特征,呈现东部>中部>西部的发展格局。③“五化”协调发展综合效率和规模效率较低且区域差异显著,纯技术效率较高且区域差异较小;“五化”协调发展效率呈“等级化”及“阶梯化”特征,效率值的高低与城市行政级别等级格局基本一致,且从东部向中西部地区依次降低。④“五化”协调规模效率较低是导致综合效率低的关键原因;“五化”协调度空间格局的形成是自然地理环境、经济社会发展差异等综合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耦合视角下长三角地区城镇化协调度的时空特征及交互机制

随着中国城镇化发展的转型,测度城镇化过程中人口、土地和经济三者发展的耦合协调关系,探索其演化过程的时空动态规律,已成为人文地理学研究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科学问题。通过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在测度近16年来长三角地区城镇化进程中各子系统的协调发展水平的基础上,运用空间变差函数,LISA时空跃迁等方法,分析长三角地区城镇化耦合协调的交互过程,探索其城镇化协调空间集聚的形成机制。结果表明：① 伴随长三角地区城镇化水平的显著提升,“人口、土地和经济”总体和两两耦合协调度演化均呈稳步提升的趋同现象;② 长三角地区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空间集聚程度逐年增强,空间关联作用范围不断扩大,形成了“一极独大、三角核心、周边低平”的空间形态;③ 从各个城市的城镇化耦合水平跃迁路径来看,大多呈协同增长态势,表明城市的整体耦合协调度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和空间锁定特征;④ 长三角地区城镇化耦合协调水平从稳定和均衡→极化集聚状态的演变动力主要来自于土地-经济的交互作用,而从极化→均衡状态的演变动力更多地来自于人口-土地的交互作用。城镇化协调度的交互过程及机制研究为新型城镇化发展和长三角城市群构建提供了理论依据和调控方向。     

甘肃省土地利用空间协调度时空分异及态势分析

以甘肃省土地开发强度与土地供给能力的协调关系为研究对象，运用指数计算模型、协调度模型和R/S分析方法研究了2001—2016年甘肃省土地利用空间协调度时空格局分异及态势，以期对国土开发利用、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相互协调推进提供参考依据。结果表明：（1） 甘肃省土地开发强度呈现上升趋势，土地供给能力变化幅度较小，基本保持在0.4左右。（2） 土地利用空间协调度时间上呈现上升—下降趋势，空间上呈现从河西走廊地区向陇东、陇南地区递增的空间格局，且河西地区土地利用空间协调状态不稳定，协调等级较低。（3） 各地区土地利用空间协调度的Hurst指数均大于0.5，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土地利用空间协调度仍然会以延续过去变化态势为主，其中张掖市具有较强持续性，而其余地区持续性相对较弱。整体上，甘肃省土地利用空间协调度时空分异特征仍十分明显。为了满足将来土地开发利用的需求，各市州要明确发展定位，在资源环境约束下合理调控土地开发利用强度。     

长三角城市群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质量优化研究

以2003—2016年的长三角城市群26个城市为研究对象,分析长三角城镇化和生态环境的时空变化特征,运用STIRPAT模型探讨城镇化对生态环境影响。结果表明:① 2003—2016年,长三角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质量均有提升,且城镇化水平的地区差异大于生态环境质量。长三角形成以上海、南京和杭州为中心的城镇化水平高值集聚,生态环境质量整体提升明显且空间差异小。② 长三角城镇化明显改善本城市生态环境质量,对相邻城市的生态环境质量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对本城市而言,多维的城镇化从人口、经济、土地、社会层面疏解生态环境压力,加强生态环境治理,优化提升生态环境质量。以人口集聚和结构优化为特征的人口城镇化,促进消耗集中、排放集中,提升了资源使用效率和污染治理效率。以产业集聚和经济发展为特征的经济城镇化,通过产业集中布局和创造经济效益,在资源配置和污染治理上发挥集聚效应,并为生态环境改善提供资金支持。对相邻城市而言,城市的城镇化“虹吸效应”大于“扩散效应”,城市的产业转型和环境规制会使污染向相邻城市转移,从而对相邻城市生态环境质量有一定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