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航空客流的中国城市对外联系网络结构与演化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全球化和快速城市化促进了中国城市外向型联系的发展,改变了中国城市对外联系的空间格局。越来越复杂化的城市空间分布和组织规律需要一个全新的、综合的网络视角来考察。航空运输是当前城市间相互联系的重要物质基础,体现了城市间的直接关系,是研究城市网络的合适工具。本文以中国城市对外的航空客运联系作为衡量城市关系的指标,借鉴社会网络分析中的2-模网络概念构建了中国城市对外联系网络,并对网络的结构特征和演化规律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城市对外联系网络存在北京-上海-广州的三中心结构。中心城市以外,西部城市上升势头迅猛,体现了网络多元化发展的趋势。此外,中国城市对外联系的主要对象逐渐从东南亚向东亚转移,并呈现出以首尔为核心的网络结构。同时,中国城市对外联系扩张以强化区域内部联系为主,洲际联系发展滞后。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国际航空网络的空间格局及演变

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将设施联通作为合作战略重点之一,航空网络作为设施联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地位提升到新的高度。为评估“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对中国国际航空网络的影响,论文选取了2013年和2018年数据,从国际航线、国际航班以及通航城市3个方面分析“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国际航空网络的空间格局及其演变特征。研究结果表明：① 整体上来看,“一带一路”倡议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国际航空网络的空间格局,仍以东亚、东南亚、美国以及俄罗斯等地区和国家为主,5 a来其变化主要集中在进一步加深与已有城市的联系;② 从沿线国家来看,一带一路”倡议增加了与中国直接通航的沿线国家数量,并提升了沿线国家在中国国际航空网络中的地位;③ 越来越多的境内城市参与到中国对外开放格局中,且航线和航班在北京、上海、广州的聚集程度下降,而其他城市的航线和航班占比逐渐增加。     

疫情背景下全球航空市场空间存在形式研究

国际航空熔断/维持与始发地国家或目的地国家COVID-19疫情严格度要求及其疫情严重程度之间有诸多不对应的情况。除疫情传播阶段、防控环境和检测/治疗方式等原因外,全球航空市场本身的深层次影响不容忽视。本文基于市场空间理论和市场网络关系研究方法,依据全球六大主流航空市场2019—2020年4个代表时间段的国际航线、航班量/航班频率/航班座位容量和机场运营数据,拟解析疫情背景下全球航空市场空间存在形式。结论如下：在全球航线网络收缩过程中,西欧-北美和中日韩-美国原有主要航空连接基本没有发生改变,发达经济体/新兴经济体国家间显现出空间聚合的存在形式。南美洲维持了明确指向的北美洲航线并同时大量熔断对欧航线,大洋洲增加了东南亚枢纽机场的使用从而维持了对欧美的航线,市场依赖型国家显现出空间对偶联系的存在形式。聚合市场和对偶市场凸显经济格局的主导作用。空间相对独立的存在形式受“区域模式”强力影响,区域联盟内部与外部航空市场塑造是截然不同的,以欧盟、非盟、东盟为典型。文化近邻国家显现出紧凑关联社区的存在形式,中日韩之间、东盟与中日韩之间、非洲东北部与阿拉伯国家之间有明显表现,其得到文化地方敏感性的潜在...     

基于航空网络的中国城市体系等级结构与分布格局

航空运输已成为客货流动的重要交通工具和影响城镇体系的重要因素,城市在全球或国家航空网络中的地位直接反映了城市在全球或国家城市体系中所处的等级。由结点(航空港)和连接线(航线)所组成的航空网络代表了城市的空间可达性,直观地反映出国家城市体系的等级结构与分布格局。 本文收集了目前中国14家主要航空公司的航线数据,经相关分析证明航空网络中城市的航线数量与城市体系的规模等级基本上呈正相关趋势;在此基础上,通过基于航线图的航空网络分析,运用图表判别和聚类分析的方法,将中国128个通航城市划分为全国性中心城市、区域性中心城市、次区域中心城市和一般地方性中心城市四个等级,从航空网络的独特视角揭示了开放条件下中国城市体系等级结构与分布格局。     

中国航空枢纽城市的国际连通性研究

国际连通是航空枢纽城市内通外联的基本功能体现，利用构建的航空枢纽连通模型测算了我国所有国际通航城市2012年和2017年的国际连通性指数和国际中转指数，并与城市的枢纽定位比较分析。五年间我国航空枢纽城市的国际连通能力快速提升，以北京、上海、广州为代表的三大国际枢纽城市仍主导我国航空运输市场的国际中转连通，但国际连通性指数所占份额在下降，次国际枢纽城市和部分区域枢纽国际连通功能快速提升。洲际长航线对各类枢纽城市国际连通能力的提升更具有网络扩张作用，中短途国际航线对次国际枢纽及区域枢纽的国际连通具有重要意义，基地航空公司对城市的国际枢纽建设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我国国际枢纽的空间分布从单一的“三点集聚”开始向“多点分化”演化，国际枢纽城市的空间演化契合了我国地区经济开放发展与国际航空运输需求的多样化发展趋势。国际航线网络布局、机场设施发展是建设高质量国际中转枢纽的基础保障，部分新晋枢纽城市缺少有效国际连通与之匹配，“之路”与开放门户等枢纽发展战略仍任重而路远。     

新冠肺炎疫情扩散与人口流动的空间关系及对中国城市公共卫生分类治理启示

人口流动影响新冠肺炎疫情传播与风险扩散。基于百度迁徙大数据和各省市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数据，结合地理信息技术，研究了2020年1月1日至3月5日136个城市新冠肺炎疫情扩散与武汉市人口流出的空间关系及其对我国城市公共卫生治理启示。研究表明：1）中国新冠肺炎疫情扩散过程具有阶段性特征，经历了疫情发生与隐性扩散、快速扩散与暴发、扩散遏制和扩散衰减4个阶段。2）研究时间段武汉市人口主要流向湖北省境内以及周边省市和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具有地理邻近性和倾向区域中心城市的人口流入特征。受地理距离、时间成本、社会经济联系、境外输入等因素的影响，新冠肺炎疫情空间分布的不平衡性明显，长江中游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城市群成为新冠肺炎疫情集中分布的重点区域，一些重点出入境口岸城市的新冠疫情扩散风险较大。3）新冠肺炎疫情扩散与人口流出之间具有较强的正向等级相关性。两者之间的空间关系可以分为8种调控类型，近90%的城市具有人口流入多、确诊病例数高或人口流入少、确诊病例数低的特征。其中，人口流入多、确诊病例数高的城市主要集中分布在湖北省境内以及中国重点城市群的中心城市，其防控压力来自人口流入多、确诊病例数高带来的疫情扩散风险；而人口流入少、确诊病例数低的城市分布较为分散，其防控的难点在于提高防控对策的精准性。我国疫情防控取得了显著成效，但随着时间的演进全球疫情形势反弹的不确定性仍然存在，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压力依然很重，现阶段乃至未来一段时期，疫情防控将伴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为新常态。建议针对8种调控类型，从人口流动、交通和资源等引导与管控方面分类提出精细化的疫情防控策略，提升城市公共卫生治理能力。     

全球COVID-19疫苗开发流通与接种的时空分异特征

本文利用全球新型冠状病毒疫苗（COVID-19疫苗,简称新冠疫苗）的开发、订购、捐赠和接种数据,借助GIS等技术方法,在明晰全球新冠疫苗开发与流通格局的基础上,探讨全球新冠疫苗接种的时空分异特征。结果表明：① 全球新冠疫苗开发格局呈明显的空间不均衡性,形成以西欧、北美和亚洲为核心的三足鼎立格局,美国、中国和英国等是新冠疫苗的主要开发国。② 全球新冠疫苗订购网络主要遵循定向扩展和不定向扩展两种扩展模式,订购联系总体上表现出早期集中于欧美发达国家内部,随后逐步向外部亚非拉国家扩展的特点。③ 全球新冠疫苗捐赠网络以中国和美国为双核,美国主要向东南亚、南亚和拉美等美国传统势力范围或战略地位重要国家进行捐赠,中国主要向南亚、东南亚和西亚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非洲国家进行捐赠。整体上新冠疫苗捐赠主要受捐赠双方联系密切程度、关系友好程度和捐赠国的国家战略需求及国际义务履行需要等因素综合影响,但不同捐赠国侧重点有所不同。④ 受全球新冠疫苗的开发、订购和捐赠格局影响,欧美发达国家的新冠疫苗接种进程领先于绝大多数亚非拉国家,但差异性正逐步缩小,中国的疫苗接种由相对较高水平区跃升至相对高水平区,成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     

全球城市网络联系强度的时空演化研究——基于2014~2018年航空客运数据

基于2014年4月至2018年8月的全球航空客运数据,运用Gephi网络分析探讨全球城市网络联系强度的时空演化过程,并基于定积分的基本概念构建了“联系强度-空间距离”模型,从新的视角解读全球城市网络联系强度对空间距离的突破,研究得出以下结论：①全球城市网络联系强度在2014~2018年总体呈上升态势,西欧城市群、北美城市群、东亚城市群构筑了全球城市网络骨架;② 全球城市网络对空间距离的突破在2016年达到峰值后又呈现阶段性回落,反映出全球城市网络演化与重构的复杂性和波动性。     

南方航空网络空间格局及市场范围

随着航空放松管制的逐步深入,航空企业逐渐成为影响航空网络空间格局的主体。以南方航空为研究对象,基于航班时刻表数据,分析其航空网络的空间格局,并以此来甄别通航城市的等级结构;以全国航空网络为比较对象,从航线、通航城市、航班频率及客流量等视角,分析比较南方航空的六类市场类型及其空间格局。研究发现:南方航空的航线网络和通航城市均存在空间布局不均衡的特点,其运营航班主要集中于南部地区及围绕广州及乌鲁木齐展开的航线,但其垄断性市场主要集中在支线机场及与广州相连的航线;运输需求与运营基地是影响航空企业运力投放的重要影响因素。从企业尺度丰富了对航空网络的研究,可为企业航空网络发展及市场化决策做出指导。     

航空网络嵌入对中国城市知识生产的影响研究

随着城市间网络联系的快速发展和技术创新对团队依赖性的日益增强,城市的知识生产也将越来越多的受到网络外部效应的影响。基于航空客运直飞航班数据构建城市网络,利用专利申请量测度城市的知识生产规模,研究了航空网络嵌入对中国城市知识生产的影响及其异质性特征。结果发现：航空网络的知识管道效应已经成为影响城市知识生产的重要因素,拥有更高网络地位、能够利用更多网络资源的城市具有更高的知识生产效率;航空网络嵌入的知识产出效应呈现递减的边际影响,知识产出水平越高的城市从网络链接中得到的收益越小;知识来源较多、创新较为活跃的经济部门将从网络联系中获得更高的收益,而技术问题可分解性较强、技术处于成熟阶段的部门受益较少;由于知识产出规模、主导产业特征的差异,中国东部地区城市创新活动从航空网络嵌入中获得的收益明显小于中西部地区城市。     

后疫情时期粤港澳大湾区“城市－郊野”旅游流网络结构特征——基于网络数字足迹的分析

为探究后疫情时期“城市―郊野”旅游流移动态势及旅游发展趋势,以粤港澳大湾区旅游网络为对象,搜集疫情发生前后各两年（2018年1月―2021年12月）的网络游记数据,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法,对疫情前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郊野”的旅游流分布状况及游客选择偏好进行比较。研究表明：1）疫情后大湾区整体旅游网络密度相对疫情前大幅度下降,特大城市尤其境外城市旅游受疫情影响更为明显;旅游网络联通性弱化严重,聚集效应变差,更趋向于分散和割裂。2）疫情后旅游网络“核心-边缘”结构弱化,核心区和边缘区的界限变得模糊和淡化,部分郊区、乡野景区在网络中的重要性明显增强,成为新的核心区。3）疫情后港珠澳及广州等传统核心城市节点在网络的联通性、控制力弱化,景点凝聚子群从疫情前呈现广州与佛山、珠海和澳门等珠江口西侧旅游城市群的高凝聚性,转变为疫情后多点化发展的趋势,郊野凝聚子群强化,旅游呈现郊野化趋势。4）景点网络从疫情前的广州―香港―澳门3核心的发展模式转变为疫情后的广州―澳门―深圳－佛山4核心的“四驱多动”关系,港珠澳大桥在网络中的联动性下降。流动性限制与旅游驱动力是后疫情期旅游结构变迁的双向动力,疫情后大湾区旅游流空间网络是在疫情作用下发生的“城市―郊野”双向动态变化的双环结构,可能会逐渐呈现去中心化的散点发展态势。最后,提出后疫情时期应结合乡村振兴发展郊野旅游,加强城市―郊野旅游合作、打造联动性旅游融合圈,加强境内外旅游合作、建立旅游营销数据库精准引导出游等对策建议。     

COVID-19疫情冲击下的中国对外贸易韧性格局及影响因素

COVID-19疫情全球爆发,成为载入史册的一次全球公共卫生事件。在此期间,中国贸易的变化反映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全球和地方贸易的影响,凸显了中国的贸易韧性。借鉴区域经济韧性理论开展中国贸易韧性的格局和影响因素研究,利用2020年1—12月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贸易数据,对其贸易的整体状况和贸易韧性格局进行分析,并运用地理探测器的方法对疫情冲击下的中国贸易韧性格局的影响因素进行探讨。研究发现：① 根据与2019年同期比较,可将中国贸易韧性变化过程划分为两个阶段,2020年1—5月为抵抗期,2020年6—12月为恢复期。② 在疫情影响下,各省份的贸易韧性具有较大差异,贸易抵抗性较好的区域主要包括四川、陕西、江西等内陆中西部省份和河北省,较差的区域主要为对外贸易基础较差、疫情严重地区以及边境省份。而贸易恢复性较好的主要为云南、贵州等内陆省份和疫情冲击影响最严重的湖北省。③ 疫情冲击下影响中国贸易韧性的因素是多源的,整体来看最大贸易国疫情严重程度、贸易伙伴数量、本地疫情严重程度因子等对贸易抵抗性解释度最高;对贸易恢复性解释度最高的因子为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医药产业状况。除了各维度因子不同程度的影响,各因子间的交互作用均增强了贸易抵抗性与恢复性的空间分异性。关于中国贸易韧性格局及影响因素的探讨,对认识特殊事件冲击下的全球化进程和区域贸易韧性评估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也对构建中国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中国三大航空公司市场竞争格局及演化研究

国航、东航和南航三大国有航空公司在中国航空运输市场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其市场竞争格局一直是经济学、管理学以及地理学的重要研究议题。论文基于航班时刻表数据,采用市场占有率和市场重叠率等方法,对比分析了2005年和2015年三大航空公司在国内和国际的市场竞争格局及演化特征。研究发现：2005—2015年三大航空公司的市场规模快速扩大,在国内的新增通航机场主要选择中部和西部地区,尤其黑龙江、内蒙古和贵州等是三者新增的主要市场竞争地;三大航空公司在国内市场竞争具有明显的省际差异,分别在各自运营基地具有较大优势,在国内航空运输集中的航段主要表现为两两竞争的格局;国际市场竞争主要集中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尤其在日本和韩国市场的竞争激烈。     

COVID-19期间国家关系交互网络时空分析研究

COVID-19疫情不断蔓延为国际政治、外交关系等带来深刻影响。目前基于复杂网络方法的国际关系研究较少考虑节点的空间属性,难以探索国际关系的动态演化模式及其空间分布特征。该文提出一种结合时间序列聚类与空间统计的国家关系交互网络演化模式探测方法。基于2020年1月-2021年3月的GDELT数据构建国家关系交互网络,基于节点的演化特征,应用K-means聚类算法将节点划分为6种类型,结合局部连接统计方法分析节点演化模式的空间分布特征。研究表明:面对疫情冲击,各国为控制疫情蔓延倾向于参与合作交互事件;国家关系交互网络中的不同时序演化模式总体按照节点的点度中心性强度由高到低分布;疫情防控期间网络中始终处于边缘地位的节点在空间分布上呈现聚集特征,而核心节点空间分布较分散。通过研究网络节点的时序演化模式及空间分布特征可为公共卫生危机事件期间国际关系与地缘政治研究提供新思路,对于危机事件期间制定外交政策与应对策略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我国航空客流网络发展及其地域系统研究

“极化”效应是高速交通网络引导客货流演进的空间表象,由此导致空间作用关系的变化和空间结构的演化。轴心—附属式的“轴—辐”空间模式已经成为航空客流网络发展的基本模式。本文以航空客流为分析对象,探讨了我国城市间的相互作用特征,以及高速运输网络发展的社会经济意义。结果表明,我国大陆航空客流的网络体系形成了明显的地域分异现象,产生了以三个一级枢纽为核心的“轴—辐”系统,即北京、广州和上海系统,以及两个相对独立的次级系统——乌鲁木齐和昆明系统;航空客流存在显著的距离衰减规律,绝大部分客流发生的距离在2400km之内;超大城市是航空客流的集聚地,以其为枢纽的航空网络的合理组织具有重大的社会经济意义     

从航空运输看中国城市体系的空间网络结构

航空运输是研究城市体系空间结构较为独特但又越来越重要的一个视角。本文以航空港客运量和每周航班数为基础 ,通过分析航空网络的结构特点来揭示中国城市体系的结构框架 ,并依据航空网络结构形态以及国内外航空联系的变化预测未来城市体系空间结构的可能演变。     

中国人口流动管控应对COVID-19疫情效应评估

中国政府通过历史罕见的人口流动管控遏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爆发。人口流动管控措施对于疫情防控起到何种作用?又如何影响中国人口流动和短期分布的地理特征?本文通过SEIR病毒传播动力学模型评估管控措施的有效性,利用移动定位数据追踪中国人口流动时空变化,以回顾COVID-19重大疫情人口流动管控的正负效应：① 人口流动管控使COVID-19疫情日新增感染曲线显著平稳化,成为中国应对COVID-19疫情重大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时非药物干预措施的重要组成部分。人口流动管控使中国日新增感染者波峰日推迟1.9倍到达,当日感染人数下降63.4%。在选取的5个省份、5个湖北省城市、6个湖北外城市中,波峰日分别推迟1.4~8倍、5.6~16.7倍和2.3~7.2倍到达,当日感染人数分别下降56.9%~85.5%、62.2%~89.2%和67.1%~86.2%。因此,人口流动管控为疫情防控准备争取了宝贵的缓冲时间,极大降低了疫情集中爆发对于医疗设施的冲击;② 人口流动管控限制人口地级流动。2020年1—4月中国人口地级行政区划之间流动强度较2019年同期日均下降40.18%,其中,2020年“春运”节后返工流（1月25日—2月18日）平均下降66.4%,对社会运行与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③ 人口流动管控与人们对于疫情的恐惧导致2020年中国农历春节的返乡流受到显著影响,并短期改变中国人口时空分布的动态趋势。本文有助于理解重大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下政府人口流动管控策略及其对人口流动与分布地理特征的影响。     

“高铁流”视角下的中国城市网络层级结构演变研究

中国短时间内大规模的高铁建设对城市可达性和连通性产生了巨大影响。随着“流空间”理论的兴起，高铁建设对城市网络的影响更值得关注。基于此，本文采用2007—2014年历年高铁列车频次全样本数据，通过构建高铁节点优势度指数、高铁线路强度指数、熵指数等定量分析模型，试图探讨基于高铁列车频次的中国城市网络结构及其变化。结果表明：随着高铁网络的空间扩展，城市之间的连通性不断加强，城市网络层级结构逐渐均质化演变；基于高铁网络的中国城市体系结构趋向于多中心化；长三角地区的高铁网络相较于其他地区更加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