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背景下酒吧的地方性与空间性——以广州为例

在全球化背景下,以广州代表性酒吧为对象,援引第三空间理论和空间生产理论,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从消费地理视角解读酒吧的地方性和空间性,重新诠释地方理论以及人地关系认识论。研究表明,广州环市东酒吧的空间建构包括了一种本土对西方、当下本土对历史本土的再结构化过程。在空间实践-空间想象-再现空间三元一体的维度下,酒吧作为地方具有典型的反身性,酒吧影响着主体行为,行为主体构筑的权力话语也成为酒吧空间的意义构成,涉入酒吧消费空间的建构过程。作为一个具有主体性的消费空间,酒吧具有空间生产、空间消费和空间流动的特质。     

新冠肺炎疫情的空间扩散过程与模式研究

研究新冠肺炎疫情的空间扩散过程与模式对于防疫抗疫资源的合理配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管理与应对以及未来公共卫生体系的完善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综合时间和空间尺度,从地理学视角研究了新冠肺炎疫情的城际空间扩散过程,归纳总结扩散模式,并揭示了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的发展主要经历了6个阶段,并在空间上表现出邻近扩散、迁移扩散、等级扩散和廊道扩散等地理模式;地理邻近性、人口流动、人口规模、交通网络、疫情防控管理等因素对疫情的空间扩散具有显著影响。新冠肺炎疫情的空间扩散过程和模式一定程度上是“流空间”网络下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空间组织模式的一种反映,与地理邻近性、社会经济联系的跨区域性及人类活动的时空规律等密切相关。本研究以期为世界各国的疫情防控措施制定提供参考,也为中国未来应对公共卫生应急风险提供经验借鉴。     

渔民南海生产空间“家”的营建与情感体验——以潭门渔民为例

流动背景下,传统固定的家不断受到挑战,家的定义和内涵也因流动而更加丰富。现有研究多从陆地视角关注流动对家的多维影响,较少探讨海洋语境下流动与家的潜在联系。此外,随着科技的进步,生产空间“家”的营建也成为可能。文章借鉴家的地理学相关理论,基于深入访谈、参与式观察和文本分析等方法,探讨海南潭门渔民在南海耕海实践中生产空间家的营建和情感体验。研究发现,潭门渔民在流动渔船中利用类“家”的功能进行日常生活实践,从而模糊渔船生产空间与家的边界,产生“在家”的体验;在长期的耕海过程中,渔民之间通过彼此之间的关心、照顾、互助等行为增进感情,从而产生家的团结、温暖等情感体验;渔船在长期的海上流动过程中,渔民逐渐对南海的岛礁、物产、边界等自然、人文环境产生熟悉感、安全感和归属感等情感体验,实现了对南海“祖宗海”的家园想象。     

基于农业大数据可视化方法的中国生猪空间流通模式

利用大数据可视化手段研究中国省际间生猪流通问题,用GIS将整合后的多源数据进行数据可视化,研究中国19个省（市）的区域间生猪流通现状。参照《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和前人研究成果,将区域间生猪流通现状与中国城市群可视化结果结合进行分析,归纳各城市群生猪流通现况,获得基于城市群发展的生猪空间流通模式,从空间角度分析中国整体生猪空间流通格局存在问题。结果显示,中国总体生猪流向有明显的“西猪东运,北猪南运”趋势,京津冀城市群、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和珠江三角洲城市群是中国最主要3个吸纳外埠生猪供应地区,是中国整体生猪流通系统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新时期我国中心城市人口城镇化特征及其空间格局

在新一轮城镇化进程中，以人力资本为核心的创新经济逐步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引擎，省域中心城市作为人口聚集地的功能日益凸显。人口流动倾向影响着不同规模和行政等级城市之间的城镇体系重构，选取各个省域典型城市作为重点分析对象，通过我国城市人口最新数据统计测算，揭示出近期全国城镇化发展态势与大都市区域格局变化特征。结果发现，我国人口城镇化发展态势逐渐趋于平稳，不同地区、不同规模城市对人口的吸纳能力仍存在显著差异，各类直辖市、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在人口集聚方面表现突出，传统港口城市、工业城市、省域副中心城市的人口吸引力逐步趋弱。其中，一级城市人口吸纳能力超强，二级城市成为人口重要集聚地，三级城市人口增速趋缓，四级城市人口吸引力平稳；可将之划分为“高/低规模”“高/低增长”四种不同组合类型。同时，城市人口的增长变化和人力资本竞争，显著影响了城市区域经济发展，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省域中心城市实力日益增强，人口增长强劲，进而改变了传统东中西区域经济显著分异的格局，省会城市首位度表现出“高/低位序”“高/低集中”四种不同组合分布特征，且集中于“高位序、高集中”和“低位序、低集中”两种类型，分化格局相对明显。伴随着中国大都市的不断发育成熟，其逐步成为新时代创新经济和人口集聚的引领者。     

中国县域城镇化格局演化与优化路径

县域城镇化的有序发展和优化布局,对于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产业结构优化调整、资源与市场优化配置、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研究表明：① 2000—2020年中国县域城镇化快速发展且区域差异显著,东部沿海地区、中部城郊地区和北方边境地区的县域城镇化率相对较高,而西南地区、中部农区、西藏及新疆大部分地区的县域城镇化率偏低;2020年沿“胡焕庸线”东侧的东北地区、冀北及晋陕豫地区、川东及云贵地区成为县域城镇化率高值区,珠三角地区、长三角地区、京津冀地区、成渝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内蒙古边境地区,以及江浙闽东南沿海一带城镇化率超过50%的县域达716个,占比38.3%。② 县域城镇化是人口、经济、社会、文化等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经济发展水平、自然环境条件、基础设施建设、地理区位条件、公共资源供给、专业创业集群与宏观政策等影响县域城镇化的方向、范围和深度。预测到2035年中国城镇化率为76.04%,县域城镇化率为64.38%。未来要重视强化县域人口、经济、社会和空间组织结构的调整优化。③ 县域城镇化发展可分为大城市周边县域要素集聚型城镇化、专业功能县域产业集聚带动型城镇化、农产品主产区县域农业现代化引领型城镇化、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保育型城镇化、人口流失县域异地转移集中型城镇化等5种类型。④ 县域城镇化以县城和重点镇作为要素集聚的重要空间载体,形成居业协同与产城融合的多级体系。通过构建产业全价值链、主导产业关联集群、公共服务融合配置体系等创新路径,将推动城乡要素平等交换与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城乡产业融合与等值化发展,促进城乡融合网络化、城乡治理体系化与资源利用集约化,为优化县域人地关系和城镇化空间体系提供持久动力。     

Probabilistic landslide hazard assessment at the basin scale

We propose a probabilistic model to determine landslide hazard at the basin scale. The model predicts where landslides will occur, how frequently they will occur, and how large they will be. We test the model in the Staffora River basin, in the northern Apennines, Italy. For the study area, we prepare a multi-temporal inventory map through the interpretation of multiple sets of aerial photographs taken between 1955 and 1999. We partition the basin into 2243 geo-morpho-hydrological units, and obtain the probability of spatial occurrence of landslides by discriminant analysis of thematic variables, including morphological, lithological, structural and land use. For each mapping unit, we obtain the landslide recurrence by dividing the total number of landslide events inventoried in the unit by the time span of the investigated period. Assuming that landslide recurrence will remain the same in the future, and adopting a Poisson probability model, we determine the exceedance probability of having one or more landslides in each mapping unit, for different periods. We obtain the probability of landslide size by analysing the frequency–area statistics of landslides, obtained from the multi-temporal inventory map. Assuming independence, we obtain a quantitative estimate of landslide hazard for each mapping unit as the joint probability of landslide size, of landslide temporal occurrence and of landslide spatial occurrence.     

中国边缘海政策的演变与发展

海洋政策是海洋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影响国家总体战略制定的重要指向。边缘海由于其地缘范围的特殊性,在海洋战略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对国家海洋战略的构建及海洋安全、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中国边缘海政策的演变与发展具体来说可分为三个阶段,即1949-1978年的探索初创阶段,1978-1996年的变革推进阶段,1996年至今的稳定发展阶段。在发展过程中按照近岸防御、近海防御、远海作战的顺序,以维护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为主线,遵循海洋安全为主,海洋经济先行,海洋安全与经济协调发展的路径,60多年来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并在发展过程中逐步确立了现代化的综合性海洋安全观,为海洋强国的建设积蓄了力量。     

艾比湖流域农田土壤重金属的环境风险及化学形态研究

采集土壤样品,测定8种重金属（As、Cd、Cr、Cu、Hg、Ni、Pb、Zn）的总量及各形态含量,然后采用多种方法并结合土壤背景值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艾比湖流域农田土壤中8种重金属的含量值均未超过国家土壤质量二级标准的限值, 8种重金属可以辨识为2个主成分,重金属Cd、Hg、Pb和Zn的较高风险区主要分布在研究区的中部,重金属As、Cr、Cu和Ni的较高风险区主要分布在研究区南部靠近荒漠、山地以及研究区边缘区域,重金属As、Cr和Ni均以残渣态为主,其他形态含量较低。农田土壤中重金属的生物毒性以Cb为最大,Pb和Hg次之。     

中国城市市辖区的空间结构及演化机制

本文提出了市辖区6种空间结构类型：圈层式、组合式、并排式、独立式、包围式及飞地式,并总结了6种类型的主要特征。通过对中国市辖区分布格局及演变分析,发现城市规模等级越高,市辖区数量越多、人口密度越大。6种类型城市分布情况为圈层式结构城市集中在东部地区,组合式结构城市在东北地区分布最密,独立式结构城市大多分布于中西部,包围式结构城市中部地区最多,并排式和飞地式结构城市在全国分布比较均衡。市辖区空间结构的一般演化路径为“独立式-并排式-组合式-圈层式”,圈层式结构会继续优化,通过“内城合并、外城扩张”向第三、四圈层发展。文章最后分析了增设、拆分与合并市辖区三种行政区划调整方式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     

国内外体育场地空间布局研究述评

通过梳理和总结国内外体育场地布局相关研究的主要方向和观点,得出中外在该领域研究上存在着以下差异。具体表现为以下3个方面：1）在研究的广度来看：国内学者主要集中于对体育场地布局现状、原则、场馆布局与区域发展关系、布局影响因素等领域的探讨,而国外学者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对场地布局演进过程、发展趋势、变动成因、以及是否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2）从研究的方法来看：国外在场地布局更倾向于实证研究,采用动态的分析视角研究场地布局的发展趋势与特征,而我国学者多采用静态方法分析场地布局总体现状问题,以至于无法全面而又深入地阐释场地布局的发展趋势与影响因素,也就无法有效的指导场馆布局实践过程;3）从体育场地布局策略的研究结果来看,国内学者仅限于从目标、模式、原则等方面,探讨如何优化场馆布局,而国外学者则研究了政府利用公共财政、城市发展计划、选址干预措施,以及职业联盟对场地专营权的控制等行为,这对丰富有关优化场地策略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基于以上研究结果,认为我国体育场地空间布局研究应从以下4个方面予以加强：即进一步厘清场地布局与区域城市发展的关系;以静态与动态相结合的方式研究场地布局问题;注重场地空间布局优化策略的研究;完善场地布局的评价方式,提出今后我国体育场地布局研究的发展趋势和具体思路。     

地缘战略交汇区类属的国别地缘环境解析——以乌克兰为例

地缘环境是“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加强世界地理研究的现实需求及国内地缘政治学复兴的创新转型。当前地缘环境研究聚焦在普遍属性分析的规范化指导层面,空间异质性的客观存在要求对其进行分类讨论和解析。论文基于地缘战略实践的空间视角,尝试划分出单一战略型、战略交汇型及永久中立国型3种类属的国别地缘环境,构建了以国家危机事件为问题导向的战略交汇型国别地缘环境解析思路和分析框架,并以乌克兰为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① 无论是自然地理还是社会经济文化,乌克兰都呈现出显著的地域分异,为外部势力的介入提供了可能性和可操作性。② 因果关联作用下,共同的斯拉夫历史渊源导致乌克兰在社会文化领域对俄罗斯的依赖程度较高。主观建构作用下,出于对乌克兰特殊的战略位置及优越资源条件的觊觎,俄罗斯和欧美都在积极建构与乌克兰的地缘关系,但这种基于国别利益而主观建构的关系波动较为剧烈。同时,双边互构的地缘关系维系时间明显长于单边建构的。③ 俄罗斯、欧美和乌克兰之间不仅形成了空间和物质上的显性结构,还有隐性的主观理念结构以及历史演变的过程结构。显著分异的地理环境、高度依赖的地缘关系及主体间的地缘结构综合作用下的乌克兰,国家危机事件频繁出现。在中国国家崛起的关键时期,深化对地缘战略交汇区国别地缘环境的研究对处理周边地缘危机事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试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与城市总体规划的协调

文章首先分析了我国现阶段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与城市总体规划的关系，认为这两项规划是国土规划中互有侧重、互为弥补、不可缺少的专项规划；其次，分析了这两项规划的主要矛盾，认为规划矛盾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规划编制指导思想与方法不同、规划编制时间的差异及规划编制基础数据的不同造成的；最后，探讨了两项规划协调的原则、步骤和内容，认为规划应主要在人口规模、用地指标、城镇规模、建设工程规划项目及基本农田的划定等方面进行协调。     

中国旅游业空间分异的ABS分析

在厘清中国旅游业发展所经历的三个阶段并识别出不同发展阶段下主要驱动因子的基础上,以基于自主体模拟(Agent-based Simulation, ABS)为建模工具,构建不同旅游业发展阶段下旅游者行为的模拟模型。对旅游资源因子驱动下、市场因子驱动下和文化因子驱动下的中国旅游业空间分异进行模拟分析。研究表明:在旅游业发展的早期阶段,旅游资源是影响中国旅游业空间分异的基础因子;随着旅游经济发展,旅游资源对区域旅游业发展的重要性有所下降,市场逐渐成为中国旅游业空间分异的主导因子;由于旅游业发展受到旅游资源和市场因子的持续影响,文化因子对其引导作用则可能叠加在资源和市场因子的“惯性”作用之上,进一步强化中国旅游业的空间分异格局。     

滴灌棉花ABA不同氮肥处理下与土层20 cm田间持水率之间的响应特征

利用滴灌盆栽试验,研究蕾期和花铃期不同施N水平的条件下,滴灌棉花ABA浓度与土层20 cm田间持水率之间的响应特征,结果表明:在蕾期不同处理纯N分别为N2、N4、N6 g/盆的条件下,滴灌棉花ABA含量与土层20 cm田间持水率之间的相关性系数(r)的分别为-0.946、-0.917、-0.966, T检验显著水平P为0.015、0.029、0.007;模型拟合决定系数(R²)分别为0.977、0.852、0.934;花铃期,滴灌棉花ABA含量与土层20 cm田间持水率之间的相关性系数(r)的分别为-0.788、-0.959、-0.861;模型拟合决定系数(R²)分别为0.737、0.937、0.872;因而,蕾期盆栽滴灌棉花在纯N分别为N2、N4、N6 g/盆的条件下,滴灌棉花ABA含量与土层20 cm田间持水率之间的相关性为负相关, N6 g/盆的相关性达到显著水平, N6 g/盆处理拟合决定系数(R²)达到极显著水平,其模型为对数。花铃期滴灌棉花ABA含量与土层20 cm田间持水率之间的相关性为负相关, N4 g/盆的相关性达到极显著水平,模型拟合决定系数(R²) N4 g/盆达到极显著水平其模型为指数函数。本文研究的回归模型很好地描述了滴灌棉花腾发量及需水特性,为内陆干旱区绿洲农业滴灌棉花耗水量的估算提供了新计算方法和科学依据。     

尺度重组视角下粤港澳大湾区同城化地区跨界治理机制研究

在经济全球化竞争下,尺度重组已成为中国调控空间发展的重要跨界治理手段,以实现吸引资本流动、培育区域经济发展动能的目的。同城化地区作为一种城市区域尺度,其跨界治理机制逐渐成为区域一体化的重要议题。文章以国内同城化进程相对成熟的广佛同城为例,从尺度重组的视角探讨其跨界治理演变,研究发现广佛同城化进程经历了两个阶段的尺度重组：从“行政区”尺度到以广佛高质量发展融合试验区为代表的“功能区”尺度。新阶段治理机制在治理主体上增加了功能平台管委会和市场主体,强化以功能区为引导、以全周期为理念的规划建设运营机制,在激励机制上转向政策争取与制度红利共享,可视为广佛原有治理机制的经验保留和渐进式改革。广佛为适应不同阶段发展运用尺度重组策略推进治理创新的探索,能为粤港澳大湾区乃至全国其他都市圈同城化地区跨界治理提供参考。     

解绑—嵌入：广州天河北全球化空间的跨国生产

全球化空间是中国大城市发展新阶段的空间问题,它是城市经济、社会、生活全球化在内部空间的表现、状态和结果。全球化下跨国要素与地方制度的互动,引导城市向（国内）内生因素和（国际）外生因素深度交互作用的方向发展。为此,基于空间生产理论视角,通过实地考察、问卷调查、深度访谈、网络舆情相互结合相互佐证的方法,对广州天河北地景变化的跨国要素、制度解绑与全球化空间生产的关系进行研究,分析了国家权力、地方政府、（跨国）资本在全球化空间生产中的作用模式。研究表明：① 天河北全球化空间的跨国资本是在国家政府推动的渐进式制度变革过程中介入的,并与政府结成被管理、配合、合作的关系,是一种国家全球主义的空间生产模式;② 节事活动、跨国职业阶层赋予了天河北全球消费主义的“文化符号”,实现了空间的跨国生产;③ 天河北全球化空间经历了去地方化—跨国化—全球化—再地方化的数次重构,既是政治性空间生产过程,也是工具性空间生产过程。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乡村地理研究的主要理论演变与启示

采用Citespace工具和文献归纳方法,系统梳理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乡村地理研究的热点及理论发展脉络。在全球化和逆城市化背景下,西方国家乡村地区普遍经历了发展转型与空间分化过程,其研究热点和主要理论发展大致分为3个阶段。20世纪90年代,主要关注于乡村农业去中心化和逆城市化过程,延续20世纪80年代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围绕农业经济展开的监管理论和根植于浪漫主义运动的乡村田园牧歌式理论主张占主导,受后现代思潮影响兴起了社会文化转向的“他者”研究;进入21世纪,在网络视角转向下,全球尺度的乡村分化及其内在机制的综合研究引起学界关注,研究议题及理论切入主要涉及全球乡村、乡村重构、乡村分化、多功能农业、舒适性迁移和创新理论等;近10 a以来,在全球气候变化和粮食危机背景下,危机下的乡村可持续发展得以较大关注,衍生出可持续生计、社区恢复力、脆弱性、生态经济、生物经济等的概念和理论主张。中国乡村地理的学科发展需集成多学科方法与理论,融合中西方乡村研究的理论与实证成果,以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为核心指导,全面深化从系统的“要素-结构-功能”视角分析乡村生产、生活、生态、经济、社会、文化等多维空间的分化、重构、治理的过程、动力和综合效应及其优化调控机制,发展中国乡村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     

“丝路”海运网络的脆弱性及风险控制研究

为研究海上丝绸之路集装箱海运网络的脆弱性,对沿线集装箱港口及挂靠航线进行了统计,构建了海上丝绸之路集装箱海运网络,以随机攻击和蓄意攻击两种方式分别对网络的平均度、孤立节点比例、聚类系数、平均路径长度、网络效率和最大连通子图相对大小等反映网络连通性特征值的变化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丝路”海运网络在受到随机攻击时较为“强壮”,在受到蓄意攻击时相对脆弱。经进一步挖掘,揭示了蓄意攻击下网络开始崩溃和完全崩溃的临界点,并据此指出了需重点保护的枢纽干线港;结合地理特征,分析了“丝路”中主要海上通道通航受阻时网络连通性的变化,发现马六甲海峡、台湾海峡、曼德海峡及苏伊士运河对网络的脆弱性影响最为显著。为进行风险评价,分析了“丝路”网络脆弱性形成因素和抗毁性机制,并提出了相应的抗毁性评价方法,经计算得出南亚为“丝路”网络中抗毁性最薄弱的区域。最后,结合地缘风险分析,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本研究对于认清“丝路”海运网络的脆弱性及风险控制方法,保障其互联互通,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     

行动者网络理论与人文地理学的交互关系研究——重构、争辩与反思

行动者网络理论（ANT）被用于诸多学科,对突破地理学中的二元思维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梳理和比较ANT与人文地理学的相关理论,发现其时空观具有相通之处。广义对称性原则将ANT与人文地理学链接,使得人文地理学中描述的方法论、自然和物质的重要性及网络被重新认识。地理学者对ANT的批判主要围绕社会解释与网络解释、传统批判的合法性、人与非人对称的真实性与有效性等方面展开。一些地理学者试图使用拼装（assemblage）思维来弥补ANT的不足,将欲望、虚拟、流等概念补充进来,使之更为贴近现实世界。由于扇贝实验的案例研究对人文地理学者理解与运用ANT影响较大,文章解析了该案例中蕴含的转译逻辑。最后,阐明ANT在经验研究中需要反思之处,并讨论了可进一步研究的方向及对人文地理学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