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密集地区地方政府跨域治理研究——以中山市为例

中国的分权改革给原本僵化、封闭的社会经济体制注入了新鲜活力,有力地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形成了众多的城镇密集地区,但同时也滋生了大量跨区域、跨部门、跨领域的横跨性议题,导致区域差距扩大、公共服务不足、地方治理困难等问题.因此,有必要采取新的治理方式以化解冲突和矛盾.本文中以跨域治理理论为指导,以中山市为例,尝试通过在政府、企业和社会之间建立适当的合作伙伴关系来实现地方政府跨域治理.     

中国区域治理中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研究

以新国家空间理论视角阐释中国区域治理中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的产生逻辑和运行机制。本文认为建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旨在空间修复发展资源分配不均、经济发展失衡和政府管制失灵。首先,中央政府根据行政等级、职能和区划来调整多层级政府权力关系,并依据企业产权属性推进政府和市场权力再分配以修复治理困境。其次,中央政府以行政激励促进公私合作,达成区域整体利益最优并构建资源分配秩序。同时,地方政府联盟以辖区利益最大化为导向,推动中央政府和社会资本融入地方治理。最后,多层级政府以行政命令界定公私部门责任边界,或构建公共服务体系来解决市场失灵。中国区域治理不仅是国家权力跨尺度重构以实现国家管制,也是以跨越公私边界的权力、责任与利益的相互作用构建新的区域治理体制。     

行政边界地带跨政区协调体系构建

中国的区域发展面临跨政区整合及其协调机制重构的挑战,区域发展的冲突和矛盾在"行政边界地带—地方政府—跨政区协调"这一主题下交织和渗透,并在行政边界地带被聚焦和放大,行政边界地带成为跨政区矛盾冲突最为集中的区域。该文聚焦于国内外行政边界地带跨政区协调的研究成果,构建了行政边界地带跨政区协调体系。地方政府、企业机构、当地居民和民间组织构成跨政区协调的利益相关者,通过技术途径、组织途径和社会途径等方式,通过冲突、边界共生资源开发与利用、多边经济合作与竞争、边界生态环境治理等议题展开边界协调讨论。     

对中国当前营销型城市增长策略的检讨

在经济全球化、市场化和分权化所营造的激烈竞争环境中，中国许多城市政府都以促进经济增长为目标而采取了多种多样的城市营销策略，城市治理方式由传统的规制型向企业型转变。城市政府甚至演变为超级企业。文章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揭示了在城市营销过程中，地方政府和投资者结成了促进增长的利益联盟和城市增长机器，在获得表象经济增长和城市面貌巨变的同时．却带来了广泛而严峻的经济、社会与空间负效应。文章认为，必须摈弃增长型城市营销中官商结盟的纯功利模式．采取内生的、可持续的城市营销战略，推进城市政府从单一目标的“增长型政府”向综合目标的“发展型政府”的转变。     

跨省区域治理:中国跨省都市圈经济整合的新思路

跨省都市圈日益成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单元,如何处理行政区划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之间的内在关系,实现空间经济整合是当前中国政界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通过辨析城市群、大都市区、大都市圈、大都市带等基本概念的基础上,界定了跨省都市圈的概念,并提出了成熟型跨省都市圈必须具备的6个基本条件。借助"行政区经济"理论,分析了当今限制中国跨省都市圈空间整合的瓶颈,认为各自为政的行政区划及其管理体制,极大地制约着跨都市圈经济的区域融合与一体化进程,在中国现有的政治管理体制下,单纯依靠传统的行政区划管理或政府管理,难以从根本上解决跨省都市圈内部存在的行政分割问题。根据西方较为流行的"治理"理论,提出了"跨省区域治理"的空间整合新思路,并按照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和规律,构建了"跨省区域治理"的基本框架体系,主要包括: ①跨省都市圈成员省市政府的现代区域治理理念体系;②跨省都市圈现代区域政治体系;③跨省都市圈现代区域市场经济体系;④跨省都市圈现代区域社会体系;⑤跨省都市圈现代城际合作体系。     

跨域水治理中的尺度重构：以东江为例

水治理往往呈现地理空间上的跨区域性、组织制度上的多层级性以及管理单位上的跨部门性等多尺度特征。本文以珠江水系干流之一——东江的水资源跨域分配、开发与保护等治理过程为例,采用“物质-组织-表达”的尺度框架,分析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东江水资源相关政策从出台到执行过程中所经历的多次尺度重构。主要结论如下：（1）总体上,国家在东江水供港和流域生态补偿政策等跨域水治理政策出台和执行过程的各个阶段都掌握着主导权,同时各级政府、民众和相关团体组织等也开展针对东江用水的尺度争夺。（2）物质空间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政治背景的变迁,东江水治理在政治尺度和生态尺度之间切换并存。（3）组织空间上,横向和纵向的尺度重构在东江水跨域开发和治理的过程中同时发生。（4）话语表达空间上,国家和地方的众多行为体都在尝试塑造针对东江水治理的话语,这些话语将不同的主体纳入到东江水开发与治理的框架之内或将其排除在外,实现尺度的重组。     

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及其理论依据与实施途径

该文指出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应以协同学原理为基本理论依据,遵循比较优势与互利共赢原则、科学性与超前性原则、主导内容优先整合下的比较优势全面整合原则、组织实施的可操作性与可调控性原则、协同发展下的效率与公平兼顾原则,建立跨行政区组织协调机构及其运行机制,加强在宏观发展框架下的区域规划工作和规划实施体系建设,有效激活与加快构建行业与企业的自组织协调机制;建立跨行政区点轴开发的经济地域系统;建立衡量地方经济发展与考核政府政绩的区际协调与保障机制,并提出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实施与监督调控的基本途径。     

国外旅游治理研究进展综述

随着旅游业从规划开发阶段到经营管理阶段的转变,治理作为政治与公共政策领域中一个重要概念,被引入到旅游研究之中,并成为当今旅游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文章在对国外旅游治理研究演变分析的基础上,就其研究理论、主要模式、研究议题、评价标准构建、绩效评价等5方面内容进行综述。研究发现,在研究进程上,其从小部分研究者的自发关注转变为当前旅游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在研究理论上,从交易成本理论、产权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到网络理论的转变;在研究议题上,涵盖旅游开发与规划治理、旅游营销治理、旅游资源与环境治理、旅游目的地治理、可持续旅游治理、旅游治理中的权力结构、旅游全球治理、旅游治理难点等内容;在比较研究上,应深入挖掘中国特殊社会经济文化情境下的旅游治理的一般性与特殊性,丰富现有的旅游治理研究。     

结构变迁视角下的粤港澳跨域协作治理

港澳回归以来粤港澳政府间合作面临诸多困难，因此中国中央政府以纵向嵌入的方式助推大湾区建设来破解跨域协作难题。基于多维动态过程视角，系统分析了三地产业结构、府际关系、社会文化变迁与跨域协作的内在关联，认为产业结构消长压缩了经济合作空间，社会文化交融不足弱化了三地协作动力，而全面管治权与香港国安法的实施则重构了府际间政治距离，这为中央政府高位推动跨域协作提供了必要性与可行性。研究指出，自上而下的国家战略虽可在短期内调动各方积极性，但受制于地方政府理性人与代理人的角色关系，难以维持跨域协作的长期能动性。未来应树立动态过程管控理念，建立制度性跨域协作框架与功能性跨域治理机构，督促港澳采取积极产业政策，并高度重视三地社会与文化交融问题。     

国家级新区的治理尺度建构及其经济效应评价

国家级新区作为中国战略空间的核心内容,其设立与发展过程中的治理尺度建构至关重要。论文从尺度重构视角建立了分析框架,以此来考察国家级新区治理尺度建构的实践,并采用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不同治理类型的经济效应。研究认为,国家级新区治理尺度建构是各级行政主体通过刚性或柔性的手段在新区的定位、区划和权力配置等方面进行变革的作用过程。在具体实践中,不同国家级新区所建构的治理尺度在地域空间组织、行政主体构成和权力分配等方面具有显著差异,形成了多样化的治理类型。其中,“市辖区+合署办公”和“市辖区+管委会”等治理类型具有较高的经济效应,有助于解决权力边界模糊和治理主体多元等问题,而“市辖县+管委会”和“跨地市+管委会”等治理类型则表现出较低的经济效应。对于跨地级市或包含市辖县的国家级新区,需要适时推进“撤县设区”来简化治理主体或通过上级政府的“强势权力介入”来统一地域发展逻辑。     

地方政府企业化视角下的半城市化地区社区转型——以东莞市厚街镇赤岭社区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央―地方政府之间的分权化和分税制改革,地方政府在推动城市与经济的发展中通常表现为企业主义行为,并有力地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但是,经过30 多年的发展,地方政府企业主义是否仍然行之有效？文章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以东莞厚街镇的赤岭社区为例,对中国地方政府企业主义行为发生的源头--半城市化地区社区发展与转型进行研究,解析新时期地方政府企业化的特征、作用机制及应对危机的方式。结论认为：1）地方政府企业主义行为推动了改革开放以来半城市化地区社区（村）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转型,但是在外部环境变化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企业主义行为在社区尺度不再行之有效;2）社区（村级）体制改革也是一种城市管治方式,半城市化地区的社区发展适时需要管治的进入;3）全球化是影响地方政府企业主义行为的直接动力;4）在中国的城市管治中,社会力量还相对较弱。在未来地方政府企业主义的研究中,应更多关注来自基层的制度创新。     

美国休闲渔业资源空间分布与多中心治理

休闲渔业是美国最受欢迎的户外活动之一,在发展过程中为美国创造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并形成多主体参与的治理机制。文章在分析美国休闲渔业发展现状的基础上,运用最邻近指数、缓冲区分析、泰森多边形和关联维数测度,对佛罗里达州休闲渔业资源分布特征进行空间分析。结果显示,美国休闲渔业形成以淡水为主、咸水为辅的发展格局,其中佛罗里达州休闲渔业资源呈现集聚式、非均衡分布特征,80%的垂钓点位于海岸线20 km以内,各垂钓点之间形成紧密的关联作用。联邦政府、地方政府、行业组织和休闲渔业参与者之间形成的多中心治理模式,能够匹配美国休闲渔业大区域分散、小区域集聚的空间分布特征,适应参与主体多样化、需求差异化的发展需要。有鉴于此,针对中国休闲渔业存在的问题,提出应通过借鉴美国“自下而上”的多中心治理机制,建设服务型政府、行业协会灵活增权以及休闲渔业企业融合创新等措施,推动中国休闲渔业科学管理和高质量发展。     

乡村地区旅游城镇化的多主体共治模式——以福建泰宁水际村为例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旅游地的城镇化研究亟需总结更多更好的中国经验。福建省泰宁县水际村1991-2016年的旅游城镇化体现了一种学界尚未关注到的多主体共治模式,村民在保持地权关系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多主体的良性互动实现了就地城镇化。在城镇化过程中,得益于政府的引导、培育和制度建设,乡村经济在利益冲突中保持韧性并持续发展;外来企业的进入则带动了村民经济收入的增长,村民在商业运营中完成了生活方式现代化和思维观念市民化。本文按照案例研究的逻辑,分析了多主体共治状态的形成过程、核心要素及其作用机制。多类主体实现共治的核心要素是有效的制度供给、合理的科层制分工、灵活的产权设计、实现分配正义的市场规则和多类主体之间的理性互动与权力制衡。基于这些核心要素的共同作用,多类主体之间实现共同利益最大化,保障资源效益可以有效地进行再分配,最大限度地发挥旅游促进乡村经济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城镇化目标。可以认为,多主体共同治理是实现乡村旅游城镇化的有效途径。总结这种模式有利于丰富新型城镇化的乡村个案,同时为新时期乡村转型的有效治理提供参考。     

分权化对旅游地空间不均衡发展的影响

分权化制度框架下的旅游政策、公共设施建设、旅游投资等发展要素的差异是旅游地空间不均衡发展的根本原因。本文对相关文献进行了系统分析,界定了中国旅游分权化的利益主体,探讨了旅游利益主体组成的旅游地权力网络的分权形式、不同旅游分权利益主体在旅游发展中的角色与功能,提出了不同层面的不均衡表现及未来应关注问题。结果表明,中国分权化框架下的财税制度、利益分割引起不同旅游发展主体间的利益冲突,利益权力网络的空间不对称导致旅游产业结构、旅游土地利用、公共基础设施与旅游服务设施和社区空间发展不均衡。未来研究应以各级政府、投资商和社区居民三方利益的均衡与权力重组为出发点,从区域旅游组织分权、社区参与制度保障及其技术支持、产业空间再结构化、乡村旅游发展的政治角色4个方面展开,以实现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衡阳市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

自21世纪以来,衡阳坚持统筹城乡发展,同时关注村级集体经济自身发展的“内力”和政府社会提供的“外力”,从资源开发、资本运营和工业发展等几个方面进行了广泛而深远的探索,为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提供了相对稳定的资本资源,也给衡阳的新农村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支持.然而,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相比,衡阳村级集体经济远非完美,衡阳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任重而道远.基于将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置于同一研究框架当中这一思路,针对当前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和新农村建设存在的问题,在参考国内其他地区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对村级集体经济的发展趋势进行了系统的探索,提出了充分发挥的优势资源,促进股份合作制改革,完善精英治理,提高民主管理等发展路径;并提出创新非农业建设用地制度,改革公共产品供给机制,明确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法律地位等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支撑机制.     

中国低碳治理的制约因素和相应对策

作为全球碳排放大国,中国低碳治理的发展方向对全球气候变化有深远的影响,值得深入研究。通过中国低碳治理的制约因素及其成因的分析,提出地方政府行为是中国低碳治理的主要制约因素。这主要表现在地方政府鼓励不符合低碳发展的粗放式经济增长和城市开发及地方政府制定与执行低碳政策的积极性不高。而地方政府行为背后是各种制度环境因素。因此,改善中国低碳治理需要从制度改革入手。对制度改革提出3个建议：① 强化节能目标责任制;② 缓和地方政府过于强烈的发展意愿;③ 加强公民参与低碳治理。     

RURAL REGIONAL GOVERNA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CASE OF THE RESOURCE CON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PROGRAM*

Rural governance has drawn considerable attention from both local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scholars in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the early 1990s. It is touted as a way to mitigate the limitations of the traditional government unit‐based approaches to problem solving and decision making and to foster partnerships across both jurisdictional boundaries and sectors (public, private, and nonprofit). Established in 1962, the Resource Con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rc&d ) program of the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provides a unique model of rural regional governance. Acting as a coalition of governments, private businesses, individuals, and interest groups, the rc&d program provides the flexibility needed to deal with issues at the appropriate spatial scale. It incorporates aspects of both grassroots and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can bring together local interests and expertise with governmental policy and support in service provision, problem solving,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approach does not necessarily entail loss of power on the part of the state, but it does provide a mechanism for local people to exercise their agency, to tackle their problems, and to decide which elements of their lives they want to sustain.     

从珠三角到大珠三角再到粤港澳大湾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家尺度重组

尺度重组是解释当前国家、城市等地域组织参与全球化竞争的工具媒介。文章以中国华南地区改革开放以来广东、香港、澳门三地跨界合作为例,借鉴行动者网络理论的研究方法深入剖析珠三角、大珠三角及粤港澳大湾区3个“新国家空间”的尺度重组过程,揭示中国尺度重组的政治经济逻辑。研究发现,行动者拥有的资源决定了其在尺度网络中的地位,而中国的“新国家空间”形成主要依托中央政府推动,其发展目标的设定具有决定性作用,港澳特区政府、广东省地方政府、乡镇企业和外资企业等其他行动者在协同合作中将自身的发展目标与之融合形成了“强制通过点”。纵观三阶段的演变过程,制度因素的重要性越来越得到凸显。     

地方自治背景下印度尼西亚空间规划面临的挑战

空间规划通过协调区域活动,合理地利用空间,辅助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等事务的治理。印尼的空间规划由总统制定、落实,它体现着国家政治层面的发展愿景和任务。当国家治理结构改变时,各区域的空间规划及其具体的实施过程也随之改变。分权化和地方自治是2001年以来印尼政府体制的重大变革。通过相关规划法律条文和文献分析,发现空间规划开始面临一系列问题,主要表现为资金和专业人员的缺乏、政策交叉现象和空间规划违规行为等。此外,印尼的地方自治制度对空间规划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首先,在地方自治的背景下,地方政府通过系统的管理增加了区域收入,以支持空间规划的实施;其次,地方政府开始优先聘用空间规划的专业人员,制定更加有效的空间规划政策;最后,各地区加强了对空间规划违规者的执法力度,增强了区域间团结意识,从而促进地区繁荣发展。目前中央与地方之间在权力和利益分配上仍存在着大量的博弈和冲突,应加强上下级政府之间的沟通与合作,保障地方对地方相关事务决策时的参与权,建立地方利益表达与平衡的机制,提高中央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水平。     

多层级治理视角下跨界地区合作模式探究——以广佛为例

基于多层级治理的视角,以广州、佛山两市为研究地区,通过深入访谈、文献资料分析等方法,从宏观政策尺度和微观项目尺度分别对广佛两市及其所辖的区、街镇不同层级政府在实施《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过程中,跨界地区合作模式制度建构及实践进行了深入研究。出于行政压力和经济利益的驱动,地级市政府的角色出现了新的变化,水平联系显著增强,促成了跨界地区合作在制度建构方面的新进展,形成了“以项目库为载体的地级市单一合作模式”。研究发现,这种新的合作模式有助于将不同城市的诉求表达程序化,可以协调合作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督办项目的进展,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和可监督性;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受限于行政管理体制,目前的跨界合作集中在地级市单一层级,区及镇街政府缺乏直接合作的平台;合作平台不能全天候运作;缺乏相应的激励机制,地方政府的积极性难以持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