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空心化综合测度与分区

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广大农村地区出现了以土地资源粗放利用、人口过疏化、经济发展动力不足为主要特征的农村空心化现象。论文基于农村土地利用、社会经济发展数据,采用子系统综合评价与层次逐级判断组合研究方法,综合评价了中国县域尺度的农村空心化程度,并进行了地域分区。研究表明:中国农村空心化地域分异特征明显,高值区集中于北方边境和东部沿海发达县域,两湖平原、中部传统农区空心化也较为突出;低值区集中在南疆地区、青藏高原、西南山区等落后山区。按照土地、人口、经济子系统的交互特征,可将全国划分为新疆经济平稳发展型空心化中低值区等10个农村空心化大区,以及北疆农村空心化出现区等47个亚区。研究结果可为有序、分区、分类推进中国农村空心化整治提供科学支撑。     

基于能值的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耕地利用集约度时空差异分析

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为例, 采用能值形态从投入指标测度耕地的利用集约度, 系统分析了研究区2000-2009 年间耕地的劳动力集约度、机械化集约度、化肥集约度、农药集约度和地膜集约度的时序特征, 然后以这5 种投入能值为基准对研究区耕地利用集约度的整体特征及其时空差异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 10 年间,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耕地利用集约度呈指数增加, 其中农业机械集约度的比重最大, 达到了99.50%以上, 且逐年上升, 农业机械化成为研究区农业发展的基本趋势;② 耕地属于高度集约利用和低度集约利用的县(市) 最多, 属于精细利用和粗放利用的县(市) 最少;③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可划分为东部耕地精细利用区、中东部耕地低度集约利用区、中部耕地高度集约利用区、南部和北部耕地中度集约利用区5 个区;④ 耕地利用集约度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协调的县(市) 逐年增加,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对当地耕地集约利用水平影响越来越明显。     

环渤海地区土地利用效益综合测度及空间分异

土地利用的多功能性决定了土地利用效益的多样化。通过构建土地利用效益评价指标体系、效益测度指数与耦合协调发展度模型,探讨了环渤海地区县域土地利用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生态效益、耦合格局及其协调发展特征。研究表明:环渤海地区土地利用效益的空间分异性与集聚性特征显著;经济社会中高值区主要分布在沿海地区和内陆平原区,生态高值区以冀西北间山盆地、坝上高原和辽宁山地丘陵区为主;从土地利用效益耦合度类型看,环渤海地区磨合阶段区域数量最多,占研究区的63.9%,集中分布于冀中冀南和山东省;低度耦合、拮抗阶段的区域呈带状环绕环渤海北部地区;高度耦合区域呈现出散乱的点状空间分布格局;协调发展度指数显示,轻度失调区占据主导地位,其次是初级协调区域,滞后失调区域数量较少,分别占环渤海地区总面积的51.09%、31.76%和10.87%。通过划分土地利用类型区,制定差别化区域土地利用政策,加强区域土地管理与规划,建立健全区域利益协调与补偿机制,是今后统筹协调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生态效益的重要方向。     

山区农户耕地利用集约度及其影响因素——以重庆市12个典型村为例

耕地利用集约度对粮食安全、生态环境和耕地保护有深刻影响。利用重庆市酉阳县、武隆县、巫山县3个县12个典型村972份有效农户调查样本,基于货币额衡量生产成本,对比分析不同类型农户的耕地利用集约度差异,同时综合价值形态指标与实物形态指标对其内部结构进行分析比较,然后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定量分析不同类型农户内部耕地利用集约度的影响因素,以期为政府制定山区农业发展政策与措施提供科学依据。研究表明:1不同类型农户的耕地利用集约度及其内部结构存在较大差异,劳动集约度、资本集约度与耕地利用集约度基本呈现自然资产型人力资产型基本型缺失型的关系;2研究区正经历着农村劳动力快速转移过程,农户生计多样化显著,但生计多样化并不一定意味着耕地集约度的降低;3农业生产补贴和经济作物播种面积比重对自然资产型农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故农业发展政策应集中在提高农业生产补贴和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方面,前提是继续采取有效措施改善农村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建立农业发展的平台。     

乡村空心化治理视角下区域耕地多功能与价值耦合协调研究

解析耕地功能价值与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内在关系,诊断区域耕地多功能与价值耦合协调程度,对于有效治理乡村空心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基于粮食主产区典型区域的耕地资源特征,运用综合评价模型、耦合协调模型、探索性空间分析、地理加权回归等方法,探究辽宁省2005—2020年耕地多功能与价值耦合协调水平及作用机制,据此提出解决乡村空心化问题的分区治理路径。研究表明,在研究期间：(1)辽宁省耕地多功能耦合协调度平稳上升,呈现“西北优于东南”分异格局,仍具有提升空间;(2)辽宁省耕地价值耦合协调度处于平稳状态,形成“核心高、两翼低”排列格局,各地市之间差异较大;(3)辽宁省耕地多功能与价值的耦合协调度表现出低速增长态势,二者之间的空间集聚效应缓慢增强,建立了良好的协同关系;(4)辽宁省耕地多功能对其价值变化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影响,二者存在演化趋势的非同步性、时空分异的非均衡性以及动态关联的路径依赖等。研究旨在分析耕地功能价值的耦合协调,探讨乡村空心化治理路径,以期促进粮食主产区的乡村“人—地—业”协同发展,为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参考。     

喀斯特槽谷区耕地利用集约度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以贵州省朗溪槽谷为例

研究耕地集约利用对于解决耕地高效利用问题意义重大。喀斯特槽谷区耕地稀缺、经济发展诉求强烈,从微观尺度以农户视角对地形复杂且经济欠发达的喀斯特地貌区开展耕地集约利用研究较为匮乏。本研究以贵州省郎溪槽谷为例,基于农户调查数据,分别测度耕地利用价值形态和实物形态的集约度并分析其空间分异特征,运用岭回归模型探究不同地貌部位耕地利用集约度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价值形态的耕地利用集约度空间差异显著,不同地貌部位耕地利用集约度由大到小依次为谷顶、谷底、谷坡。其中,劳动集约度空间分布特征与其一致,资本集约度谷底最大、谷坡最小,谷顶的耕地利用集约度平均值为71 739.85元·ha~(-1),谷底为66 751.78元·ha~(-1),谷坡为25 015.80元·ha~(-1)。(2)实物形态的肥料投入,谷坡最少;有机肥投入比例不断增加。(3)不同地貌部位的耕地利用集约度影响因素存在差异:谷底主要是家庭劳动力平均年龄、家庭总收入、二三产业收入、劳均耕地面积、经济作物播种面积比重、家庭机械拥有台数;谷坡为家庭总收入、劳均耕地面积、家庭机械拥有台数;而谷顶为家庭劳动力平均年龄和离集镇的距离。耕地总面积、农业政策补贴是共同影响因素。研究结论可为优化槽谷区土地利用格局、促进生态和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提供依据。     

环渤海地区耕地复种指数时空变化遥感反演及影响因素探测

利用SPOTNDVI数据,对环渤海地区2000、2004、2008年耕地复种指数进行遥感反演。并利用地理探测器方法对影响复种指数动态变化的因素进行定量探测。结果表明:①从南至北,复种指数从平原地区最高280%降至北部山区最低70%,呈现出一定南北递减的纬度地带性。丘陵、高原、山区的复种指数比同一纬度地区偏低40%~60%,表现出一定垂直地带性。②2000~2004年,平原传统农区的复种指数上升,高原、山区、丘陵地区局部出现下降;2004~2008年,下降区域的复种指数反弹上升,平原农区保持平稳。③粮食单产水平是影响复种指数动态变化的主要因素,人均耕地面积、农村劳动力转移程度、农业生产条件、农业现代化水平、区位条件等因素等对其变化起着一定影响。     

洞庭湖平原耕地利用生态效率空间相关性与空间效应

以2007—2017年洞庭湖平原24县（区、市）为研究对象,基于碳排放和面源污染排放双重视角构建洞庭湖平原耕地利用生态效率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超效率SBM模型（Slacks-Based Measure of Super-Efficiency model,Super-SBM model）、空间自相关模型、空间计量模型等方法,分析洞庭湖平原耕地利用生态效率的时空变化、空间相关性,并揭示洞庭湖平原耕地利用生态效率的空间效应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2007—2017年洞庭湖平原耕地利用生态效率值呈现出平缓的“升?降?升”的演变趋势,总体上处于中等效率发展水平,区域县际间耕地利用生态效率差异逐步在缩小。② 洞庭湖平原耕地利用生态效率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高高集聚区主要分布在洞庭平原的西南部和南部,低低集聚区主要分布在洞庭平原的北部和西北部,空间格局的变化主要发生在高低集聚区和低高集聚区。③ 洞庭湖平原耕地利用生态效率存在显著的空间效应,城市化水平、地区科技投入、农业技术推广面积、农户人均纯收入和农户人均农业产值对耕地利用生态效率存在显著的正向效应,而城乡差异和财政支农支出额对耕地利用生态效率存在负向效应。     

江苏省耕地细碎化评价与土地整治分区研究

在明确耕地细碎化内涵空间尺度特征的基础上,从资源规模性、空间集聚性和生产便利性3方面构建耕地细碎化空间测度体系,以江苏省为例,综合运用地理空间分析、数理统计分析等方法,开展了省域尺度耕地细碎化多维评价及相应的土地整治协同探讨。研究表明：① 江苏省资源规模属性值总体偏低,呈现苏北-苏中-苏南逐级递减的分异格局;空间集聚属性值总体较高,但区域差异明显,高值区主要集中在徐淮平原及里下河平原地区;利用便利属性值总体呈现与资源规模及集聚状况相反的格局特征,苏南明显高于苏中和苏北地区,两极分化明显,地域差异较大;② 在乡镇尺度对各分维属性进行耦合形成江苏省耕地细碎化指数,省域尺度下该指数呈现从北到南逐渐增加的格局特征,表现为北部的低值聚集区和西南部的高值聚集区;③ 基于区域耕地细碎化不同属性特征的层次组合特点,全省可划分为利用提升区、集约归并区、设施改造区、规模流转区、资源优配区和综合整治区6种类型分区,据此提出不同分区土地整治的主要整治方向及关键问题。     

中国耕地和农村宅基地利用转型耦合分析

土地利用转型,即在社会经济变化和革新的驱动下,某一区域在一段时期内由一种土地利用形态转变为另一种土地利用形态的过程。在中国,耕地和农村宅基地乃土地利用转型的重要源头。本文综合利用2000 年和2008 年两期Landsat TM 影像解译土地利用数据及2000-2008 年国土资源部土地利用年度变更调查数据,分析了中国耕地和农村宅基地利用转型的时空耦合特征。研究表明：① 2000-2008 年期间,中国耕地面积与农村宅基地面积变化的相关系数为-0.921,呈现出明显的增减逆协同演进格局;② 耕地—宅基地变化相关系数与农村宅基地利用变化率的Spearman 等级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在耕地和农村宅基地利用的相互转化过程中,农村宅基地利用的变化起主导作用;③ 通过计算全国各省2000-2008 年间的耕地—宅基地变化耦合系数,发现期间耕地和农村宅基地利用变化耦合程度高的省份主要分布在胡焕庸线的东南部。社会经济—生物自然—土地管理三维驱动因素通过“农村人口—耕地—农村宅基地”三者之间的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驱动着耕地和农村宅基地利用的转型。然而,耕地和农村宅基地利用转型的时空耦合现象及其发生机制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中国特殊的城乡二元结构社会体制。     

中国农村空心化的地理学研究与整治实践

农村空心化是城乡转型发展进程中乡村地域系统演化的一种特殊形态.研究农村空心化是乡村地理学的天然职能,具有独特的学科优势.地理学研究农村空心化问题,主要着眼于乡村地域系统综合性、动态性和区域性视角,侧重梳理并规范农村空心化现象描述与空间模式构建、形成机理与动力机制、空心化效应与响应机制、整治潜力类型与优化调控等农村空心化命题研究;提炼并发展空心村演进的生命周期、代际演替空间型式、农村空心化动力学机制和农村空心化调控"三整合"等基础理论:结合农村聚落空间格局和聚落演进的影响要素分析,提出我国农村空心化调控的重点与研究主题:基于山东禹城市典型案例分析,探讨了禹城市空心化村庄整治的基本准则、发展理念与规划方案.通过实施空心村整治示范工程,重点研究空心化村庄整治引领新农村建设、耕地红线保障和城乡土地统筹配置"三位一体"目标的机制、政策与模式.     

山区农村土地利用转型与小农经济变迁耦合机理

通过山区土地利用转型与小农经济变迁的耦合关系分析,可以揭示山区人地关系的变化过程和机理。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山区农村人地关系发生深刻变化,小农经济变迁驱动土地利用转型,土地利用转型进一步促进小农经济变迁。在阐述土地利用转型及小农经济变迁内涵和特征基础上,结合实证探讨二者间的耦合机理,以期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理论支撑和现实参考。研究表明：① 山区农村土地利用转型与小农经济变迁相互影响,耦合演进。② 山区农村土地利用转型重点体现在农村宅基地、耕地及林地三类用地上。③ 中国小农经济已发生四次变迁,而山区小农经济变迁在第四次中表现较为明显,其阶段特征主要为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土地流转频繁,土地规模经营趋势增强。④ 山区小农经济变迁引发耕地空间形态及功能转型,山区耕地转型进一步促进小农经济变迁。⑤ 山区小农经济变迁及农户生计策略非农化转变促使农户对宅基地结构及功能的需求发生变化;闲置废弃宅基地综合整治可显化农村土地资产价值,增加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促进小农经济变迁。⑥ 通过云南省砚山县耕地利用转型案例剖析,验证了本文提出的山区农村土地利用转型与小农经济变迁的耦合机理。     

吉林省村域尺度下居民点空间分布特征及优化重组模式

乡村聚落的空间优化与重构是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促进乡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以吉林省为例,采用核密度估计方法和景观形状指数分析了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特征,基于农户调查数据估算了吉林省不同区域的农村宅基地闲置情况,将农村居民点长期存在的“破碎化”和日益突出的“空心化”相结合,提出了在行政村尺度下农村居民点优化重组的“整小填大”新模式。结果表明：① 吉林省农村居民点规模小且零散分布,尤其中部呈破碎化分布,形态不规则,具有较大的整治潜力;② 吉林省农村宅基地平均闲置率为18.32%,西部地区最高（24.48%）,分别高于东部和中部地区约6%和12%;③“整小填大”模式可使农村居民点数量减少44.6%,增加有效耕地面积1 046.66 km²。     

东部旅游特色山区乡村发展分化及其驱动力——以浙江省平阳县为例

乡村旅游被认为是山区乡村振兴的有效模式,但即使在旅游山区,仍存在大量传统农村。论文以浙江省平阳县为例,运用参与式农村评估、GIS与遥感技术相结合,选取典型旅游村水口村和农业村法洪村,从农户生计变迁、乡村土地利用转型、宅基地功能演变3个方面分析旅游特色山区乡村发展及其分化。结果表明:① 生存型生计阶段(1949—1977年),法洪村和水口村高度依赖农业;组合型生计阶段(1978—2013年),两村由单一农业生计向农业和外出务工组合转变;发展型生计阶段(2014—2018年),法洪村以外出务工为主,水口村以旅游经营和外出经商并重。② 1978年前,两村地类变更主要是林地转为耕地;1978—2014年,主要是林地转为建设用地;2014年后,法洪村耕地转为林地、住宅用地,水口村林地、耕地转为旅游相关用地。③ 1978年前,两村宅基地均以农业生产功能为主;1978—2014年,两村宅基地的农业生产功能开始衰退;2014年后,法洪村以生活居住功能为主,水口村以旅游接待功能为主。④ 两村发展分化是自然环境、人文景观、能人带动、市场变化等综合影响的结果。研究认为,即使是在旅游特色山区,也只有自然和人文景观独特、有能人带动、顺应市场变化的乡村,才能较好地发展乡村旅游,大部分资源禀赋一般的乡村仍将以传统农业为主,因此,山区乡村振兴要顺势而为、择优助推。     

Land use dynamics and land cover structure change in Thailand (as exemplified by mountainous Nan Province

Changes in the land use pattern and in the land cover structure for the time interval 1995–2012 in Thailand are considered by using, as an example, Nan Province located in the northern mountainous part of the country. Interpretation of satellite images and vector data that were provided by the Land Development Department (Thailand) revealed the main directions of change in the region’s land use: deforestation, expansion of areas under crops, transition from slash and burn cultivation to permanent cultivation, and intensive utilization of agrochemicals. In spite of a decrease in the deforestation rate across Thailand in general, it is shown that for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the proportion of natural forests in Nan Province decreased by nearly one half. On the other hand, the agricultural lands increased for the same period by more than 50%. The highest deforestation rates were recorded during 2009–2012. It was found that the changes in the land use pattern disturbed the existing centuries-old balance of man–natural environment interaction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traditional system of slash and burn agriculture which is well adapted to local conditions. The study revealed the chief causes for such changes: an ineffective monitoring of forests; an unclear character of the boundaries separating lands of rural communities and protected territories, and possibilities for sales of commercial products (maize, cassava, etc.) cultivated in illegal fields. It is shown that rapid changes in land cover due to deforestation and plowing of mountainous areas for cultivation of commercial crops led to an intensification of slope processes (landslides and solifluction), an increase in overland runoff, and to an enhanced hazard of heavy floods during the monsoon season. To keep track of deforestation and deal with nature management conflicts requires a continuous monitoring of the land cover dynamics.     

中国山区农村土地利用转型解析

山区土地开发及其导致的资源环境问题是农业社会人地关系紧张的体现,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劳动力转移减轻了山区农村土地的人为扰动,由此驱动土地利用发生转型,引发一系列自然和社会经济效应。按照“土地利用转型—驱动力—效应—响应”的分析框架,剖析中国山区农村土地利用转型的特征和规律,提出山区农村土地整治的响应措施。研究表明：① 山区农村土地利用转型体现出土地利用形态在长期变化过程中的趋势性转折,显性形态转型即由农业社会的耕地扩张和林地收缩演变为城镇化进程中的耕地收缩和林地恢复性增长,隐性形态转型即伴随上述过程发生的土地边际化及生态功能恢复;② 社会经济因素主导山区农村土地利用转型过程,劳动力转移引发土地人为扰动减轻是直接驱动力,务农机会成本上升、恶劣的生存环境等引发劳动力转移的因素是更为根本的驱动力;③ 山区农村土地利用转型降低了土地生态系统脆弱性并提高了其生态安全屏障功能,其社会经济效应应聚焦山区农村发展与农户生计安全层面,并亟需实证研究的支撑;④ 当前山区农村土地利用转型是自然恢复和生态优化的良性过程,有着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山区农村土地整治要顺应其土地利用转型规律,目标导向从耕地数量增加转向生态环境保护与社会经济福祉协同提升。     

基于农户调研的中国农村居民点空心化程度研究

基于中国范围的乡村人居环境调研数据,分析了中国农村宅基地空心现象。结果表明：① 中国农村宅基地空心化严重,93.5%的调研村庄有空心化现象,平均空心化率达到10.2%。② 省域农村宅基地空心化差异明显,其中华北、华东、华中地区普遍较高;③ 多种因素导致农村宅基地空心化,认为是“外出务工”、“户口迁移”、“房屋年久失修”及“一户多宅” 的受访者分别占39.94%,19.51%,25.73%和14.82%。④ 中国农村空心化宅基地再利用潜力巨大,但再利用难度大,需要从改革城乡二元体制和乡村空间重构的角度进行空心村整治。     

基于转型与协调视角的乡村发展分析——以山东省为例

在乡村转型发展进程中,各发展要素转型之间往往存在不协调现象,超前转型或滞后转型现象时有发生,阻碍了乡村乃至整个城乡地域系统的持续、稳定和协调发展。基于此,分析研究区域乡村发展要素间转型的协调性对制定乡村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综合集成传统地理学调查分析、数量模型模拟及“3S”决策支持等技术方法,构建乡村协调转型度模型,基于“人口—土地—产业”乡村发展三要素,搭建“乡村转型度—综合协调度—协调转型度”三维平台,从“转型”与“协调”视角分析了1990-2009 年间山东省乡村发展过程中乡村整体转型速度与乡村发展要素间转型协调性的关系。主要结论如下：① 乡村转型度空间结构逐渐由局部集聚向全局分散转变;综合协调度呈现小集聚、大分散的空间分布格局;协调转型度在“八五”、“九五”、“十五”、“十一五”时期与乡村转型度和综合协调度的空间分布格局呈现不同的耦合特点;② 乡村转型度和综合协调度与协调转型度之间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92 和0.61,表明山东省乡村系统与城市系统之间“人口—土地—产业”要素的全面流动促使了其乡村系统的协调转型;③“转型”与“协调”分别代表了乡村转型发展进程中的“量”与“质”,乡村转型发展应秉着数量和质量并重的原则,持续稳定推进。     

黑龙江省耕地时空变化及驱动因素分析

以黑龙江省1980年、1990年、2000年、2010年、2015年5期土地利用数据为基础,综合利用GIS手段和地理探测器模型,确定1980—2015年4个时期黑龙江省耕地变化的时空分异特征及主要驱动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980—2015年黑龙江省耕地数量总体增加,增加的耕地主要来源于林地、草地和未利用地。各时期耕地数量变化具有明显差异,以1990—2000年耕地数量变化最多。各时期耕地变化空间差异特征明显。1980—2015年黑龙江省耕地利用动态度呈现出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耕地利用动态度活跃区域集中在三江平原和松嫩平原地区。各时期驱动因子的解释能力不同,人口数量、政策因素、GDP以及城镇化水平是解释能力较强的驱动力因子。驱动因子对耕地时空变化的影响是通过各个因子之间的交互作用实现的,表现为双因子增强和非线性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