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地区庙底沟时期农业生产模式初探

中原地区庙底沟时期(6000~5500 a B.P.)是中国北方旱作农业发展,农业社会建立的关键阶段,这一时期中原地区出现了文化面貌大范围统一的庙底沟文化,长期以来对于该文化农业生产模式缺乏较为系统的研究.本文通过系统的植物考古浮选法(以植物种子、果壳、木炭等为研究对象的大植物考古研究方法),在中原地区庙底沟时期杨官寨遗址和西坡遗址获取了丰富的炭化植物遗存.两处遗址共采集、分析了160份浮选样品,共获得3403粒炭化植物种子,包括1597粒粟(Setaria italica),414粒黍(Panicum miliaceum),少量大豆(Glycine max)和稻米(Oryza sativa),以及1460粒包括狗尾草(Setaria viridis)、豆科(Leguminosae)、藜(Chenopodium album)等在内的非农作物遗存.通过两处遗址出土炭化植物遗存,结合其他庙底沟时期中原地区遗址植物考古研究显示,中原地区庙底沟时期的农业生产模式为较为典型的旱作农业传统,粟、黍类小米为最重要的农作物资源;稻米发现数量虽然很少,但是不论各聚落等级规模,几乎都有发现;大豆仅在个别遗址有发现,并不普及.杂草方面以狗尾草、豆科种子和藜为主,其他杂草数量很少.中原地区庙底沟时期农业发展具有明显的一致性,这一特点与庙底沟文化各遗址较为统一的文化面貌相契合.而通过与周边区域农业特点的比较,又可以观察到该区域的独特性,比如粟在中原地区的重要性要高于周边其他旱作农业传统区域,也许从一方面也反映了庙底沟文化核心区域的古代人群对更为高产粟的需求程度要更高,与其较高的遗址数量、规模和人口密度相符合;而稻米在庙底沟文化遗址中也普遍存在,尽管出土数量都比较有限.通过遗址出土农作物遗存与可食用非农作物遗存比例分析,以及相关动物考古研究,庙底沟时期的诸遗址已经明显以农耕生产为主要经济模式,家养动物和农作物资源远较之狩猎采集获得资源重要,推测已经完成了由狩猎采集向农业生产的转变.因此认为在庙底沟时期的中原地区,庙底沟文化的诸遗址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农业社会.     

闽江下游白头山遗址稻旱混作农业的植硅体证据

稻作和旱作农业的起源与传播一直是植物考古和农业考古研究中的热点,闽江下游地区农业开始的时间及其发展过程对农业向南及向台湾传播的路径和时间研究至关重要,然而由于缺少详细的植物考古学工作,迄今为止关于该地区稻作和旱作农业开始的时间仍然是不清楚的。文章对闽江下游新发掘的闽侯县荆溪镇白头山遗址进行了系统的采样,通过考古学研究和14C测定确立了年代框架,对遗址进行了详细的植硅体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白头山遗址主要包含闽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到末期的遗存(约5000~3000 cal.a B.P.),该遗址中植硅体类型丰富,自昙石山下层文化时期至黄瓜山文化时期,均发现有水稻特征型植硅体,黍子稃壳植硅体首次出现于昙石山文化层,说明在距今5000年左右稻作农业已经传播到了闽江下游,距今4700年左右的昙石山文化时期地层中黍子的出现则说明旱作农业的传入,形成了稻旱混作的原始农业格局。结合闽江流域及台湾地区其他的植物考古学工作,认为闽江是稻旱农业向台湾及东南亚地区传播的重要通道,研究结果为深入了解闽江流域新石器时代农业的发生、发展及其结构特征提供新的认识,为稻旱混作农业南传的时间及路径提供了新的证据。     

大植物遗存反映的龙山时代山西高原的农业活动与区域差异

山西高原是新石器时代末期龙山时代(公元前2900~1800年)具有重要历史地位的区域,研究该区域的史前农业发展状况对于理解其社会复杂化和文明化的经济基础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文章利用系统浮选的方法在山西高原的滹沱河上游、蔚汾河流域的考古调查和周家庄遗址的考古发掘过程中提取大植物遗存,获得龙山时期数量众多的以农作物为主的炭化植物种子。在山西高原两处流域的考古调查和周家庄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共采集、分析浮选样品218份,发现44500余粒炭化植物种子,包括19301粒粟(Setaria italica)、6697粒黍(Panicum miliaceum)、少量水稻遗存(Oryza sativa)以及18456粒杂草种子。出土的大植物遗存显示,山西高原龙山时期的农业经济是以种植粟和黍为主的旱作农业,粟居于主要地位;同时,在山西高原的不同区域农作物结构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在滹沱河上游和蔚汾河流域黍的比例较晋南临汾-运城盆地更高;炭化水稻虽在各个区域均有出土,但在滹沱河上游和蔚汾河流域水稻的比例较晋南临汾-运城盆地要低很多。对山西高原各重要区域考古遗址出土大植物遗存的直接研究,填补了山西高原植物考古工作的空白,对理解山西高原史前社会的经济基础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为探寻史前人类的农业活动与自然环境、考古学文化之间的关系,深入研究人地关系提供了重要证据。     

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茶岭遗址的水稻遗存分析

稻作的起源与传播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然而关于水稻向南传播的路径和时间节点尚有诸多疑问和缺环。广东茶岭遗址是岭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到商周时期的重要遗存(约4500—3700 cal.a B.P.)。文章综合植硅体、大植物遗存等多方面的证据,来探讨茶岭遗址水稻遗存性质和先民生计方式,并尝试归纳水稻在岭南地区的传播进程。研究显示,至少在距今4400年前,茶岭先民已经开始种植以粳稻为主的栽培稻;新石器时代末期,该聚落的生业经济结构呈现多样化的趋势,先民同时从事水稻种植、采集业和狩猎活动来维持生计。商周时期,水稻的种植规模有所扩大,采集业仍是先民食物来源的重要组成。通过对岭南地区的史前水稻遗存梳理发现:新石器时代末期,栽培稻开始出现在岭南地区并获得较大发展,分别在距今5000年、4500年前后传入广东和广西地区;此后在4500a B.P.左右遍布粤北石峡文化各遗存中,并沿珠江进一步向岭南内陆和珠江三角洲地区扩散。茶岭遗址发现了目前珠江三角洲地区直接测年最早的水稻大植物遗存。该研究打破了珠三角地区史前渔猎采集经济结构模式的固有观念,为进一步了解水稻在岭南地区的传播提供了新的线索。     

全新世中期郑州地区古代农业的时空演变及其影响因素

郑州地区地处中原腹地,是我国旱作农业起源和稻作农业早期传播的重要区域之一,在华夏文明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然而,由于区域性系统植物考古研究较少,目前全新世中期郑州地区古代农业的时空演变过程及其影响因素仍不清晰。文章在郑州地区选择位于不同地貌部位、不同等级规模的13处裴李岗-仰韶文化遗址进行系统采样,通过植硅体分析和AMS 14C测年,揭示出郑州地区在裴李岗文化和仰韶文化中晚期均属于以黍为主的稻-旱混作的农业模式,其形成得益于全新世适宜期暖湿气候下的稻作北传。裴李岗时期,黍粟旱作分布在浅山丘陵区的黄土台塬沟谷地带,稻-旱混作仅存在于冲积平原,农业模式的选择主要受地形和水文因素影响;仰韶中晚期,粟和稻的比例显著提高,稻作不再局限于冲积平原和大型聚落,在台塬沟谷和中小聚落也有分布,标志着农耕技术的进步和作物结构的优化,这意味着农业生产开始打破自然条件限制,为郑州地区农业社会的建立和文明化进程奠定了基础。     

RESEARCH PROGRESS OF FAN-SHAPED PHYTOLITH OF RICE AND RELEVANT ISSUES

在稻作农业起源和传播的研究中,水稻扇型植硅体对于发现、鉴定水稻遗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目前学术界利用扇型植硅体在区分野生稻和栽培稻,粳稻和籼稻方面建立了诸多判别标准,但这些“标准”并没有得到广泛认可.本文从扇型植硅体的发育机理入手,结合前人对水稻扇型植硅体的研究成果和通过对部分现代野生、栽培水稻扇型植硅体的观察分析,认为尽管现代稻属和粳、籼稻扇型植硅体的鉴定特征是比较明确的,但由于野生稻和栽培稻扇型植硅体的区分存在不确定性,限制了扇型植硅体在早期稻作研究中的应用.本文对目前利用扇型植硅体进行水稻农业考古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对如何寻找野生稻和栽培稻扇型植硅体的有效区分标准、如何应用新方法新技术提高鉴定准确性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先秦时期海岱地区的麦作农业

长期以来,学界对海岱地区先秦时期麦作农业的发展状况不甚明晰。得益于田野考古工作的开展,使用浮选、植硅体分析等植物考古方法收获了一批小麦、大麦遗存。通过对这些遗存的量化分析,发现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商周时期皆有小麦存在;以龙山文化、周代所出小麦、大麦的遗址最多;龙山文化、商、周时期的小麦存在得到测年数据支持。进而得出结论:至迟在龙山文化时期,小麦作物进入海岱地区;岳石文化时期,先民对小麦的利用程度可能有小幅提高,但仍处在低水平利用阶段;商时期的植物考古工作尚少,麦类作物利用水平可能有所提高;两周时期麦作农业发展迅速,脱离了小麦种植的初级阶段,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证了商时期麦作的存在。大麦在周代的个别遗址的量化数值上升,并得到了测年数据支持,但大麦种植的相关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麦作的发展,既与环境气候等自然条件相关,也是文化交流、技术发展、工具改良、政策支持的产物。小麦、大麦、马、牛和羊入华,促成了"史前食物全球化"的格局,海岱地区融入到"青铜时代全球化"的浪潮中,对本地农业、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对后世历史产生了重要影响。     

商末气候变化对于稻作农业的影响——基于济南大辛庄、刘家庄遗址商代植物遗存观察

气候变化影响着农作物的生长。文章通过对比济南大辛庄遗址中、晚商时期的植物遗存和济南刘家庄遗址商末周初的植物遗存,发现两个遗址主要农作物均包括粟(Setaria italica (L.)Beauv.)、黍(Panicum miliaceum L.)、大豆(Glycine max(L.)Merr.)和小麦(Ttiticum aestivum L.),大辛庄遗址水稻(Oryza sativa L.)绝对数量较多,但刘家庄遗址未发现水稻。综合本地区其他遗址的植物考古研究结果,可以发现山东地区岳石文化时期、商代水稻仍是主要粮食作物之一,但到商末周初水稻数量急剧减少。同时,邻近的中原地区和关中地区,多处商周时期遗址水稻种植也普遍出现萎缩。多项地质记录表明,商末(3000 a B.P.前后)东亚夏季风快速减弱,降水量显著下降。山东地区受东亚季风影响,这一时期降水量减少,难以保证稻作农业所需的持续充足的水源,从而影响到水稻产量和种植规模。因此,商末气候变化很可能是刘家庄遗址商末周初水稻缺失以及山东地区商末周初水稻数量骤降的主要原因之一,也同时影响到整个黄河中下游这一时期的稻作农业。     

粟类作物稃片植硅体形态研究回顾与展望

中国是粟、黍的起源地,但受植物遗存保存状况及研究方法的限制,对粟类旱作农业起源与驯化的时间、地点、种类、过程等的认识仍然存在不同观点。植硅体分析为准确鉴定粟、黍及其野生祖本和亲缘物种提供了新的途径。本文总结了近几年来针对粟、黍种子稃片植硅体研究取得的新进展,获得以下认识:1)进一步明确了稃片表皮长细胞植硅体的形态特征、大小、数量是鉴定考古文化堆积中粟、黍及其野生祖本和亲缘野生物种的可靠指标;2)通过对比我国北方常见的狗尾草属稃片植硅体,发现了ΩⅢ型仅发育于粟和青狗尾草的稃片中部,且其大小与狗尾草属野生植物差异显著;3)分析和说明了稃片植硅体鉴定流程和方法、重点强调了稃片Ω/η类型的鉴定特征和应用范围,以及植硅体统计量等关键问题;4)讨论了粟类稃片植硅体产量与农作物产量的关系以及植硅体埋藏学问题,最后对深化粟类植硅体形态学研究提出了初步建议。希望通过本文的总结与讨论,能够使植硅体分析方法在粟类作物起源和传播的研究中得到更准确、更广泛的应用。     

关中盆地6000～2100cal.aB.P. 期间黍、粟农业的植硅体证据

黍、粟是我国北方两种重要的旱作农作物,对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产生过重要的影响。长期以来由于受到考古样品保存及研究方法的限制,早期考古发掘报道的我国关中盆地新石器遗存的农作物多是以粟为主或粟、黍不分,统称粟类作物,缺少对该区新石器时期粟、黍农业状况的深入研究。本文利用植硅体方法,分别对现代黍、粟和水稻种子的植硅体产量以及关中盆地新石器考古样品中的植硅体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等重量的黍、粟种子稃片的植硅体产量基本相等,其植硅体含量所反映的是黍、粟的相对产量(重量);水稻双峰型植硅体的百分含量比水稻实际含量相对偏低。关中盆地泉护、杨官寨、浒西庄、案板、王家嘴,水沟等6个考古遗址17个¹⁴C年龄和47个植硅体样品分析结果显示,约6000～2100cal.aB.P.期间,关中盆地黍子的植硅体含量一直占优势(3.4％～34.5％),粟次之(0～6.2％),即使在气候相对暖湿的阶段,黍的产量仍超过粟。泉护、杨官寨、浒西庄,案板等遗址的个别样品中保存水稻植硅体。这些结果为重新认识关中地区新石器时期农业生产与社会经济形态以及与气候环境条件的关系提供了新的参考资料。     

中原地区古代居民的健康状况——以贾湖遗址和西坡墓地为例

对古代墓葬出土人骨的研究,可以了解古代人群的健康状况,并可以探讨不同生业模式对古代人群健康状况的影响。中原地区是中国古代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也是古代人骨出土最多和考古研究最充分的地区。本文对中原地区比较典型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和河南灵宝西坡墓地出土人骨进行了全面的骨骼健康状况研究。贾湖遗址以渔猎采集为主要经济形态,距今9000~7800年;西坡墓地以农业为主,距今约5000年。骨骼研究显示,贾湖遗址和西坡墓地的两性身高呈逐渐降低的趋势;口腔疾病研究显示,在龋齿、牙周病、齿根脓疡、牙结石、釉质发育不全等疾病的发病率上,西坡墓地的发病率都明显高于贾湖遗址;身体骨骼研究显示,西坡墓地在退行性关节病、骨质疏松症和贫血等的发病率也明显高于贾湖遗址。这些可能暗示了,古代人群的健康状况在从渔猎采集经济向农业经济转变过程中呈逐渐恶化的趋势。但同时,作为健康指标的重要特征,西坡墓地较贾湖遗址的平均寿命有了明显的提高。结合考古学研究成果,我们认为农业经济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对古代人群的健康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但农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更稳定的食物供应,养活了更多的人口,使得古代遗址规模不断扩大,社会复杂化逐渐深化,也创造了更多的社会财富,为向文明社会的转化奠定了物质基础。因此,农业经济的转变总体上促进了古代人群的健康状况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农业经济对人类的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     

河南博爱西金城遗址人和动物骨的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

中原地区是中国文明起源和国家形成的核心区域,农业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促成了中华文明在这一地区的最终形成.农业经济的转变对先民食物结构和动物饲养方式都产生了影响,但目前的研究多为某一时间段的研究,需要长时间段的考量.对西金城遗址(35°06′22″N,113°06′53″E)出土的龙山文化、汉代和唐宋时期的人和动物骨骼开展了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分析结果表明:龙山文化时期西金城先民(δ13C=-9.3±3.1‰,δ15N=8.5±1.3‰,n=3)的食物结构以C4类(粟、黍)为主,其生计方式是以粟等旱作农业为主,并辅以少量的稻作农业生产,兼有稳定的家畜饲养和捕捞业.就动物食物结构而言,龙山文化时期以猪、狗为代表的家畜的食物结构和人类相似,先民主要用粟黍类作物副产品喂养家畜;汉代随着小麦、大豆等C3类农作物的推广普及,家畜的δ13C值降低,更多的小麦等作物被用于喂养家畜.唐宋时期虽然小麦的地位进一步上升,形成了"粟麦并重"的农作物格局,但先民却仍然偏向于用C4植物(粟黍)喂养家畜.     

从石峁遗址出土植物遗存看夏时代早期榆林地区先民的生存策略选择

石峁遗址是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时代早期榆林地区农牧交错带中的超大型中心聚落,产生于聚落林立、社会等级分化明显的社会复杂化进程中。文章通过鉴定与分析石峁遗址核心区皇城台地点东护墙北段上部、门址及大台基等区域浮选所获样品,结合已公布的外城东门、后阳湾等地点的植物遗存鉴定数据,对石峁遗址夏时代早期样品中出土的植物遗存进行综合研究。通过2012~2019年的浮选工作,共获得了187份夏时代早期样品,出土炭化植物遗存共计17816粒,其中农作物遗存8905粒,包括粟、黍、水稻及大豆;非农作物遗存包括非农作物种子和植物果核等共计61种植物,总数为8911粒,分属于禾本科、藜科、豆科、蔷薇科、菊科、蓼科等。结果显示,石峁先民夏时代早期的生业模式以农牧业并重为主、采集狩猎为补充。其中,农业结构以粟黍种植为主,还首次发现了少量水稻、大豆等可能为上层先民与周边地区交流获得的稀有食物;畜牧业中,主要利用胡枝子、草木犀、委陵菜属、冷蒿等饲草喂养黄牛、羊等主要家畜;同时,还存在采集果实等行为。石峁先民生业模式的选择是其人群受所处的农牧交错带环境影响产生的结果,"舍不得农业,离不开牧业"即是石峁先民及地区其他同时期人群的真实写照。多样化的生存策略、周边聚落的粮食输入及与其他区域中心的文化交流,保障和巩固了社会复杂化进程中石峁遗址的核心地位,并推动了地区早期国家的产生与发展。     

新疆吐鲁番洋海墓地出土的粮食作物及其古环境意义

首次对吐鲁番洋海墓地出土的植物遗存进行了系统研究，并鉴定出3种粮食作物：黍（Panicum miliaceum）、青稞（Hordeum vulgare var. nudum）和普通小麦（Triticum aestivum）。吐鲁番地区降水稀少、环境干燥，因此考古遗址中的植物遗存大都保存完好。这些粮食作物均为当地生产。其中，黍可能是古代洋海人的主要粮食作物。通过植物遗存分析，2800年前的洋海古气候应该比较适合农业生产。古环境分析表明，古洋海人的部落位于一片绿洲中，绿洲内有一定面积的湿地，内生喜湿杂草。另外，河旁或高地上还有胡杨（Populus euphratica）、柳（Salix sp.）及云杉属（Picea sp.）等乔木分布。     

湖北省大冶市蟹子地遗址炭化植物遗存研究

湖北省大冶市蟹子地遗址地处长江以南鄂东南丘陵地带的山间小盆地,其文化堆积大致可分为新石器时期和西周早期,新石器时期的遗存又分为一期和二期,一期相当于石家河文化时期(4500~4200aB.P.),二期相当于后石家河文化时期(4200~3900aB.P.),西周遗存的年代主要是西周早期(3000~2900aB.P.),其整体面貌与鄂东南地区西周时期典型的土著遗存风格非常一致。2009年5月至9月,在发掘遗址的同时进行了土样的采集和浮选,发现了一批新石器时代末期和西周时期的炭化植物遗存。此次浮选共计采集样品22份,共发现了14611粒炭化植物遗存,包括大量的稻米(Oryza sativa)、少量的粟(Setaria italica)和极少量的杂草(weeds),此外还有少量的炭化稻谷基盘(rice spikelet base)。浮选结果显示,蟹子地遗址在新石器时代末期和西周时期均以稻作农业经济为主,西周时期有对粟进行利用。另外,该遗址新石器时代二期一处房址(T1831F1)集中出土了一批形态偏小的炭化稻米,这可能属于另外一个稻种。蟹子地遗址是鄂东地区,以及湖北长江以南地区首个进行浮选并进行植物遗存研究的遗址,该研究结果为该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和西周时期的植物利用历史提供了新的数据。     

新疆吐鲁番胜金店墓地小麦遗存加工处理方式初探

脱粒是谷物加工处理的重要环节之一.本文选择新疆吐鲁番胜金店墓地M9墓葬出土大量保存完好的小麦遗存进行原始脱粒方式分析,并尝试结合现代小麦原始脱粒方式模拟实验,将现代模拟实验结果与古代材料进行对比分析,从而初步探讨新疆吐鲁番地区先民的小麦脱粒方式.本文首先对胜金店墓地M9墓葬出土的小麦遗存进行初步分类,将不同的小麦脱粒产品与副产品(麦秆、花序轴、小穗轴等)进行分析和统计;其次设计并完成现代小麦脱粒模拟实验,包括手搓、徒手摔打、木棍击打等3种相对原始的小麦脱粒方式,统计不同脱粒方式所产生的小麦加工产品与副产品的组合比例;将现代模拟实验所得结果与M9墓葬出土小麦遗存进行进一步对比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距今约2000多年前,新疆吐鲁番胜金店先民可能使用木棍击打方式对小麦进行脱粒.     

内蒙古多伦史前人类遗存的发现及环境意义

内蒙古多伦地区位于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的东南部，10处史前人类遗存点的发现填补了该地区史前人类研究的空白。对发掘出的2892件石器进行了较系统的统计与分析，探讨了石器的组合特点及其演化序列，确定其文化期为新石器时代早期至中期，距今约10－6ka，认为该地区史前人类的经济方式早期为采集和狩猎方式，晚期出现了原始农业，并进一步讨论了史前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指出生态环境对史前人类的经济、文化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而原始农业等生产性经济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生态环境的恶性循环。     

中国北方早期农业生产模式下的人群营养与健康——以陕西靖边五庄果墚遗址的生物考古为例

本文从五庄果墚遗址入手,试图探索中国北方特有的粟作农业对人群健康状况的影响.五庄果墚遗址位于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是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晚期到龙山文化早期的一处重要遗存.该遗址共出人骨遗存29具(成年人10具,未成年人19具).宏观和微观的病理观察结果显示,该人群龋齿、贫血、骨膜炎、以及牙釉质发育不全的发病率普遍偏高,其中患龋率55.6%,贫血发病率42.9%,骨膜炎发病率33.3%,牙釉质发育不全发病率66.7%.龋齿及贫血多发反映了粟作农业的饮食特征,即食物中含糖量增高,铁元素减少,不利于营养吸收.骨膜炎的流行或与定居农业的发展、人口密度的增加以及早期粟作农业高强度的劳作方式有关.值得注意的是,女性下肢出现了可能由维生素D缺乏导致的异常翻转现象,而男性则不见,这有可能与农业社会的性别分工相关.牙釉质发育不全出现的时间集中于4~7岁,具有一定的周期性.此外,有3例婴幼儿出现颅内损伤,其中两例疑似罹患脑膜炎.结合牙釉质发育不全的周期性,婴幼儿有可能出现季节性营养不良状况,这可能与当地气候环境造成的一年一熟的耕作制度有关.五庄果墚人群中几类疾病的高发均与农业的起源和发展相关,揭示了五庄果墚先民健康状况背后潜在的农业因素,为探讨中国北方早期农业与人群健康间的互动关系提供了生物考古学的例证.     

甘青地区齐家文化时期农业结构的时空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史前时代东西方交流及其对人类生产方式变化的影响是备受关注的前沿科学问题。甘青地区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关键区域,考古研究显示该地区的跨大陆文化互动始于齐家文化时期(4300~3500 a B.P.)。作为铜石并用时代的重要文化类型,齐家文化早期(4300~4000 a B.P.)至晚期(4000~3500 a B.P.)先民生产方式发生了显著改变。然而,已开展的植物考古研究主要集中在甘肃西部和青海东部,甘肃中、东部的研究相对薄弱,齐家文化时期农业结构的时空变化过程及其影响因素尚不清晰。针对上述问题,文章对甘肃中、东部7处齐家文化时期遗址的植物大遗存进行研究,将其与已有研究结果对比,分析了甘青地区齐家文化时期农业结构的时空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齐家文化早期,甘青地区东、西部的农业结构均以粟(Setaria italica)为主、黍(Panicum miliaceum)为辅,这可能与粟的高产性和水分利用的高效性等有关;齐家文化晚期,西亚起源的小麦(Triticum aestivum)、大麦(Hordeum vulgare)传入甘青地区,西部的农业结构转变为粟黍农业为主、麦类农业为辅,但甘肃东部依然延续前期以粟黍为主的单一农业结构,这可能源于不同地区对气候趋于冷干的响应程度不同。本研究显示甘青地区齐家文化时期农作物种植结构的时空变化受到史前东西方交流和气候变化与局地环境等因素的共同影响,有助于理解史前东西方交流关键时期和区域人地关系演变的过程与机制。     

甘青地区马家窑文化彩陶贸易及其动力探讨

马家窑文化是甘青地区仰韶文化晚期阶段一个重要的文化遗存类型,其以精美的彩陶闻名于世,对于马家窑文化彩陶的交流传播研究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本文运用X-荧光光谱分析法对甘青地区5个典型马家窑文化早期阶段遗址出土的92件彩陶陶片样品和各遗址附近采集的42份红粘土及黄土样品进行化学元素组成分析,追溯彩陶的产源地及贸易.同时基于陶器的起源传播理论,收集整理马家窑文化区遗址出土的粟(Setaria italica)、黍(Panicum miliaceum)农作物以及动物骨骼遗存鉴定资料,探讨马家窑彩陶贸易的动力.Ti/Al-Na/K和主成分分析结果显示宗日文化区宗日遗址的马家窑文化彩陶元素组成特征和马家窑文化主体区域的彩陶一致,表明宗日遗址马家窑类型彩陶是从马家窑文化主体区域贸易而来;马家窑文化彩陶的传播和该地区粟黍农作物的交流传播具有时空一致性,粟黍农业人群沿黄河上游谷地向共和盆地的扩散带来了新的文化元素;宗日文化区和马家窑文化核心区生业模式的差异带来了跨区域间文化交流的动力,这也可能是马家窑文化彩陶贸易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