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影响与风险评估方法的研究进展

气候变化影响是指气候变化背景下社会经济或资源环境的响应。气候变化风险是指由于气候变化所引起的社会经济或资源环境的可能损失。气候变化风险评估是对气候变化影响的定性和对风险的量化。针对气候变化风险评估方法的原理和技术体系,本文从风险指数、风险概率和脆弱性评估三个方面,对研究现状、热点问题和通常方法进行了评述,并对当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未来需求进行了归纳和展望。     

暴雨灾害风险评估与区划的研究现状与进展

为暴雨灾害风险评估与区划研究需要,综合20年来国内外一些学者在灾害风险评估方面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和相关文献资料,简要介绍了暴雨灾害风险区划的基本原理与技术路线;概述了暴雨灾害风险评估与区划的基本步骤;着重对暴雨灾害风险评价具有借鉴意义的模糊综合评判方法、灰色系统理论、信息量模型、人工神经网络方法等四种数学评价模型的适用性进行了分析;最后,指出未来暴雨灾害风险评估与区划研究工作的重点,一是优化暴雨灾害风险评估指标体系,二是合理选择暴雨灾害风险评估与区划的支持系统,三是完善暴雨灾害风险评估与区划的方法。     

灾害风险的决定因素及其管理

灾害风险的影响不仅由灾害本身决定,更取决于风险的决定因素——暴露度和脆弱性。暴露度和脆弱性是动态的、多维度的。高暴露度和脆弱性是不平衡发展的结果。在气候变化的背景下,只有正确认识暴露度和脆弱性的维度,重视风险沟通和风险累积,选择适当的方法进行风险评估,才能设计和实施有效的灾害风险管理战略以适应长期气候变化。在致力于降低、转移和分担风险的同时,还要对灾害风险进行防御和响应,提高对不断变化的风险的恢复力。通过使用这些整合的灾害风险管理方法,灾害风险管理决策与应对措施会限制暴露度和脆弱性,使气候变化适应成为可能。     

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对气候变化风险及风险管理的新认知

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第二工作组报告在气候变化风险及风险管理方面聚焦于气候变化对领域和区域的不利影响。在综合分析与气候变化相关危害、暴露度和脆弱性的基础上,提出了气候变化风险的评估框架。风险不仅来自气候变化本身,同时也来自人类社会发展和治理过程。报告首次提出了新生风险,归纳总结了气候变化带来的关键风险,评估了不同温升下气候变化5个“关注理由”的风险水平。在风险管理过程中,由于适应和减缓的局限性,剩余风险是不可避免的。未来,若全球平均温度升高4℃（较工业革命以前）将加剧人类和社会生态系统广泛的、严重的和不可逆影响的风险。     

CMIP5气候模式对中国未来气候变化的预估和应用

气候模式是研究气候系统和气候变化的有力工具,其模拟结果是进行气候预测和气候变化风险评估的重要数据基础。随着全球气候变暖速度加快,地表生态环境、水文动态循环过程、社会经济发展等都受到其影响,进而影响到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利用气候模式对未来气候变化特征进行评估和预测,可为人类调整发展策略以适应气候变化提供科学依据。通过汇总CMIP5(Coupled Model Intercomparison Project Phase 5)模式在气候变化方面的相关研究,综述了CMIP5气候模式在农业生产、水文动态监控以及其他领域中的应用,最后指出了CMIP5气候模式在模拟预估未来气候变化上存在的不足,并展望了CMIP5气候模式在未来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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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综合农业气象灾害风险评估与区划研究》王春乙张继权张京红等著该书概述了农业气象灾害风险评估的研究进展、主要内容和方法,及其未来发展趋势;系统地介绍了我国东北地区春玉米、东北地区冬小麦、长江中下游地区早稻和一季稻以及海南橡胶的农业气象灾害风险识别技术和时空分布特点,农业气象灾害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和模型以及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区划技术方法。可为农业结构调整、防灾减灾提供理论依据,对于提高农业气象灾害风险管理水平、保障粮食安全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该书可供从事农业、气象、经济林等科研、业务和生产的工作人员阅读,也可以供相关专业师生参考。     

气候变化背景下中国滑坡灾害人口风险评估

中国是世界上滑坡灾害造成人口伤亡较严重的国家.受气候变化影响,极端降水频率与强度的增加会提高滑坡灾害的人口风险.文中将不同RCPs情景多个模式的未来降水数据和SSPs情景下的未来人口数据相结合,构建滑坡灾害人口风险评估模型,评估气候变化背景下的中国滑坡灾害人口风险.研究发现,气候变化下中国滑坡灾害的危险性呈上升趋势,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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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一带一路"未来极端天气气候预估研究》张井勇等著该书聚焦于"一带一路"主要合作区域的气候变化风险管理能力提升,回顾了"一带一路"极端天气气候预估、影响及适应的研究进展;评估了18个全球模式降尺度结果对研究区域历史时期12个指数表征的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模拟能力;对未来"一带一路"温度与降水表征的极端天气气候变化开展了系统预估;以瓜达尔港为例研究了当前与未来"一带一路"合作项目所在地平均与极端气候变化及影响,并提     

从气候变化的新视角理解灾害风险、暴露度、脆弱性和恢复力

不断变化的气候可导致前所未有的极端天气和气候事件。这些事件能否构成灾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脆弱性和暴露度水平。虽然无法完全消除各种灾害风险,但灾害风险管理和气候变化适应的重点是减少脆弱性和暴露度,并提高对各种潜在极端事件不利影响的恢复力,从而促进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全面的灾害风险管理要求更加合理地分配对减灾、灾害管理等方面所付出的努力。过去的主流是强调灾害管理,但目前减灾成为关注焦点和挑战。这种主动积极的灾害风险管理与适应有助于避免未来的风险和灾害,而不仅仅是减少已有的风险和灾害,同时这也是灾害风险管理和气候变化适应更加紧密联系的一个背景。灾害风险管理促进气候变化适应从应对当前的影响中汲取经验,而气候变化适应帮助灾害风险管理更加有效地应对未来变化的条件。     

气候变化对中国水资源影响的适应性评估与管理框架

通过论述气候变化对中国水资源影响的适应性评估与管理框架,提出一个气候变化影响决策评估工具,它包括：未来气候变化对中国水资源潜在影响的定性描述分析、半定量与定量分析以及适应性对策评估。由于不同气候区域所面临的水资源问题不同,选择中国4个典型案例区域,并确定不同的目标进行气候变化适应性管理综合研究,提出了甄别气候变化影响和适应性管理的新的思路、框架与方法论。该项研究为应对未来气候变化影响的水资源规划与风险管理提供了途径与方法。     

全球气候变化对我国气候安全影响的思考

依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 第5次评估报告以及国内相关科学研究成果,使用最新的观测资料凝练了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有关认识;从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和气候承载力角度,分析了气候变化给我国带来的气候风险。研究发现:1961—2015年我国平均高温日数增加了28.4%,暴雨日数增加了8.2%。21世纪以来,登陆我国热带气旋的强度明显增加。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我国气候承载力将发生明显变化,未来面临的气候风险将加大。因此,保障我国气候安全,需要科学认识气候,提高气候风险意识; 主动适应气候,提高应对极端事件能力;努力保护气候,减缓气候变化的影响。     

利马气候大会成果分析与展望

利马气候大会达成的《利马气候行动号令》明确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所有原则,尤其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适用于拟于2015年巴黎会议达成的新协议。会议还就“国家自主决定的贡献”等做出了决定。利马大会成果对2015年巴黎气候大会达成气候变化新协议具有重要推动作用。面对2020年后的新挑战,中国需尽快制定应对气候变化法,建立碳排放交易机制,促进对应对气候变化先进技术投资,以及加大参与治理国际气候变化事务力度。     

城市气象研究国际前沿动态综述

通过梳理2018年8月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十届城市气候国际会议主要研究成果,分类汇总了城市气象研究的最新国际进展与发展趋势,包括城市气候过程、城市环境下气候变化适应与应对、气候条件下城市规划和管理、最新城市气象探测技术、城市环境数值模拟、大城市气候、城市遥感、城市地区极端天气等方面。在此基础上,根据我国城市化发展特性,探讨了我国城市气象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     

应对气候变化进程中纳入性别考虑的进展与启示

女性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处于不利地位,也是应对气候变化中不可忽视的力量。国际社会已逐渐认识到在应对气候变化进程中纳入性别考虑的重要意义,性别议题在气候谈判中的主流化趋势明显,《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执行层面纳入性别考虑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以全球环境基金、绿色气候基金为代表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资金机制已将性别政策纳入机构政策体系,并积极在项目层面推动性别政策的实施。虽然国际气候变化领域的性别主流化工作取得了较大进展,但仍存在女性参与气候变化决策的程度不足、减缓领域纳入性别考虑的程度不足等问题。目前中国气候变化领域对性别的关注不足,建议加强气候变化领域的性别问题研究,为履约工作提供支撑;在应对气候变化相关的政策体系中纳入性别考虑,加强与性别领域的沟通协作;加强气候变化相关机构性别主流化能力建设,明确职责安排;加强气候变化领域国内项目、“一带一路”项目和“南南合作”项目的性别主流化;切实加强中国女性应对气候变化能力,提高女性对气候行动的参与度。     

IPCC 第五次评估报告关于适应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的新认知

IPCC发布的《气候变化2014：影响、适应和脆弱性》进一步提升了国际社会对于适应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的认识水平,主要表现在：适应气候变化的研究视角从自然生态脆弱性转向更为广泛的社会经济脆弱性及人类的响应能力;阐明了气候风险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明确了适应在气候灾害风险管理中的积极作用;提出了减少脆弱性和暴露度及增加气候恢复能力的有效适应原则;提出了适应极限的概念,指出这一概念对于适应气候变化的政策含义;提出了保障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气候恢复能力路径;强调要注重适应与减缓的协同作用和综合效应,指出转型适应是应对气候变化影响的必要选择。报告认为,气候变化、影响、适应及社会经济过程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单向线性关系,需要纳入统一的系统框架下予以认识和理解。     

气候变化对中国农业生产的影响研究进展

气候变化已成为当今科学界、各国政府和社会公众普遍关注的环境问题之一,气候变化可能对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产生灾难性影响,农业是受气候变化影响最直接的脆弱行业。因此,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研究一直是气候变化研究领域中的热点问题之一。该文系统介绍了有关全球气候变化对中国农业生产影响研究的现状与进展,包括气候变化对农业影响的研究方法、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增加对农作物的影响试验、气候变化对农业气候资源的影响、气候变化对农作物生长发育和产量的影响、气候变化对农业种植制度和品种布局的影响、气候变化对农作物气候生产潜力和气候资源利用率的影响等,指出当前在研究气候变化对农业影响评估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今后应加强对气候变化情景和预测模式不确定性的研究、气候变化对农业影响的方法研究。此外,气候变化背景下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以及气候变化对农业病虫害的影响研究等仍较薄弱,有待进一步加强和深入。     

气候变化对中国水资源影响的适应性评估与管理框架

 通过论述气候变化对中国水资源影响的适应性评估与管理框架,提出一个气候变化影响决策评估工具,它包括：未来气候变化对中国水资源潜在影响的定性描述分析、半定量与定量分析以及适应性对策评估。由于不同气候区域所面临的水资源问题不同,选择中国4个典型案例区域,并确定不同的目标进行气候变化适应性管理综合研究,提出了甄别气候变化影响和适应性管理的新的思路、框架与方法论。该项研究为应对未来气候变化影响的水资源规划与风险管理提供了途径与方法。     

Community level adaptation to climate change: The potential role of participatory community risk assessmen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value of using community risk assessments (CRAs) for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CRA refers to participatory methods to assess hazards, vulnerabilities and capacities in support of community-based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used by many NGOs, community-based organizations, and the Red Cross/Red Crescent. We review the evolution of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and community-based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and highlight the challenges of integrating global climate change into a bottom-up and place-based approach. Our analysis of CRAs carried out by various national Red Cross societies shows that CRAs can help address those challenges by fostering community engagement in climate risk reduction, particularly given that many strategies to deal with current climate risks also help to reduce vulnerability to climate change. Climate change can also be explicitly incorporated in CRAs by making better use of CRA tools to assess trends, and by addressing the notion of changing risks. However, a key challenge is to keep CRAs simple enough for wide application. This demands special attention in the modification of CRA tools; in the background materials and trainings for CRA facilitators; and in the guidance for interpretation of CRA outcomes. A second challenge is the application of a limited set of CRA results to guide risk reduction in other communities and to inform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adaptation policy. This requires specific attention for sampling and care in scaling up qualitative findings. Finally, stronger linkages are needed between organizations facilitating CRAs and suppliers of climate information, particularly addressing the translation of climate information to the community lev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