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与中国工农红军改编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仅仅过了一个多月,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迅即奔赴抗日前线.然而,这距离中国共产党最早提出联合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战已迟了近5年时间,距离中共正式提出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也已近半年之久.为了尽快实现国共合作和红军改编,中共不懈努力,甚至屡屡做出让步,与国民党进行了5次拉锯式谈判."七七事变"后抗战全面爆发,最终迫使国民党蒋介石同意国共第二次合作和红军改编.     

读廖永祥的《新华日报纪事》

廖永祥同志的《新华日报纪事》一书出版了。这本30万字的书介绍了新华日报的战斗历程和历史经验。 新华日报是抗战爆发后国共二次合作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创办的第一张大型日报,它的创刊意味着结束了国民党垄断新闻事业的局面。它是共产党中央在国民党统治中心公开出版的大型机关报,开始出版于武汉,武汉失守前迁至重庆。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1947年2月,它被国民党反动派“查封”。这张实际是在周恩来同志和南方局直接领导下的不同     

旧中国广播的产生、发展和终结 三、抗日战争时期的广播事业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芦沟桥事变,把侵略战火扩大到华北地区,企图用武力霸占全中国,这样,更进一步激起了广大中国人民的民族义愤。中日矛盾变成特别尖锐的矛盾,引起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全国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巨大压力,使国民党被迫实行联共抗日,在中国共产党正确主张和政策的推动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中国进入了抗日战争的历史肘期。在抗战初期,国民党实行片面抗战路线。国民党战场上的大溃退,使广大国土沦丧敌手,国民党政权偏居西     

抗战后期黄洛峰同志在重庆的文化出版活动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失陷,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等进步书店和文化团体随着撤往重庆和桂林等地。不久,国民党亲日派首领汪精卫在日本法西斯诱降下公开投敌。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中全会,蒋介石顽固集团制定了一整套“溶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政策,不断掀起反共逆流。在这一年左右的时间里,连续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平江惨案”和“皖南事变”,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局面受到了严重威胁。在文化出版方面,顽固当局不断查禁抗日书刊,封闭进步书店、逮捕     

《新华日报史》问世

《新华日报史》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韩辛茹同志著,张友渔同志作序,重庆出版社出版。它是一本有助于进一步研究《新华日报》的好书,全书近40万言。《新华日报》是国共第二次合作的产物,也是那些战火纷飞,动荡不已的年代的一面红旗。为了拯救中华民族的危亡,它宣传团结抗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呼唤民主,反对独裁,并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反动政策等,在舆论上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针锋相对的揭露、抨击和斗争。著者根据这些情况,提出了74个问题,按照时间顺     

浅析抗战时期《新华日报》的“群众路线”

《新华日报》“群众路线”的时代背景 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经历了十年内战，由于我党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终于化干戈为玉帛，实现国共第一次合作，共赴国难，团结抗日。《新华日报》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创办起来的。作为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创办的中央机关报，《新华日报》当然是一种新闻媒体，然而它又绝对不是一般的新闻媒体，因为国共两党势不两立而又会暂时合作、在合作中又不时斗争的格局深刻地影响着《新华日报》的命运。     

重庆《新华日报》的“开天窗”

<正>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发行机关党《新华日报》,于1938年1月在武汉创刊,同年10月武汉沦陷后迁往重庆,至1947年2月被查封,历时9年。重庆《新华日报》在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的领导下,采用"开天窗"等方法同国民党的新闻管制展开了多方面的斗争。它高举"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旗帜,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采取"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法,进行了合法与"非法"相结合的两手斗争。国民政府先后颁布了《修正新闻检查标准》、《修正战时新闻禁载标准》、     

中国共产党在保卫大武汉中的作用

1937年7·7芦沟桥事变,8·13淞沪抗战,虽然中国军队英勇奋战,但由于国民党战略指导上的错误,以及幻想国际的干涉和抱有实现“和平”的侥幸心理,结果上海、南京相继失守,我国陆、海、空军实力遭到严重打击。南京失守后,国民党的党、政、军各重要机构和重要人物,在野的各党派领袖们,文化界知名人士都集中到了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中共中央代表团以及长江局均设在武汉,驻南京的各国使馆人员也纷纷来汉,武汉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心。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积极主动,极力促成国共合作,一致对外,共同抗日。在保卫大武汉的斗争中,有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游击队参加的抗日战争,不仅消耗、打击、歼灭了日军的兵力,而且对于整个抗战时局,起到了重大的决定作用。     

中央日报记者访问延安的前前后后

《中央日报》是国民党中央的机关报,1938年9月由长沙迁来重庆时,正值抗战初期,在团结抗日的旗帜下,国共两党尚能合作。随着抗战的深入开展,国民党一味制造摩擦,《中央日报》与中国共产党在重庆发行的机关报《新华口报》之间的斗争,愈演愈烈。从1939年到1943年的四年期间,《中     

民主运动中一支小小的突击队——记重庆杂志界联谊会

解放前,我们都喜欢唱一支歌曲:《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掀起过三次反共高潮。在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指引下;在坚持抗日、进步、民主的斗争中;在斗争实践的教训中,大家逐渐懂得了这个真理:团结就是力量。记得在“八一三”全面抗战爆发后的一个星期中,在邹韬     

"封锁"与"反封锁"的较量--抗战时期新闻战线争取新闻自由的斗争

新闻统制和新闻检查制度,是“四一二”以后国民党一党专政在新闻出版领域的极端表现形态。其目的在于强化国民党自身的“新闻最高领导权”,要求一切思想、言论都必须服从国民党一党的意志。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以战时状态为由实行以原稿审查为标志的新闻管制政策,钳制进步言论,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新闻事业进行限制和封锁。国统区和根据地的新闻工作在巩固和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提下,与国民党当局和新闻审查机关在新闻战线上展开了斗争。这场抗战时期新闻化领域“封锁”与“反封锁”的较量在今天看来依旧是波澜壮阔的。     

血洒长空 民族忠魂——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卢沟桥事变，企图以武力吞并全中国。日寇铁蹄所至，山河破碎，尸横遍野。在中国共产党抗日统一战线的感召下，国共两党进行第二次合作，伟大的中华民族，同仇敌忾，万众一心，团结抗日，开展了一场伟大的全民族抗战。     

香港的中国出版社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第二次合作。国民党蒋介石被迫抗日。1937年7月7日爆发了中日战争。由于国共两党的合作,在武汉蒋管区发生了文化出版界的两件大事:一是1937年秋,中共办的中国出版社诞生了;二是1939年1月11日,中共办的《新华日报》创刊。中国出版社是我党中央在蒋管区的出版发行机构,是由周恩来同志在武汉创办,由毛泽东同志亲自题名的。武汉沦陷后,迁往香港。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中国出版社暂时停办。     

抗战时期《新华日报》涉桂军事报道分析

《新华日报》是在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大背景下,中共南方局在国统区公开出版发行的机关报.1937年12月在汉口创刊,次年10月武汉沦陷后迁往重庆.鉴于桂林“成为国民党统治下大后方的唯一抗日文化中心”,①为了使党的声音及时传达到桂林并辐射全广西,更好地指导抗战斗争,1938年12月初,《新华日报》在桂林设立分馆,由八路军桂林办事处领导.该报的涉桂军事报道,不仅有较高的频率和重要的位置,而且在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暗夜星辰:珍贵的伪装本《中国苏维埃》

正伪装本又称"托名本"、"伪装书",是将封面书名写成伪装书名,以掩盖其真实内容的书籍。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为了应对当局查禁进步书刊的政策,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书刊常常以伪装封面的巧妙形式进行出版和流通。其通常做法是采取封面伪装、不断变化书刊名称以及伪托别的出版社的名号等等上海市档案馆保存着一批伪装的革命书刊,见证了上海中共地下斗争的残酷险峻,彰显了革命者的英勇和智慧。馆藏《中国苏维埃》一书以《民     

烟台迎接北撤的东江纵队

<正>东江纵队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广东省东江地区领导创建的一支抗日游击队,是开辟华南敌后战场和坚持华南抗战的人民抗日游击队主力部队之一。其开辟的华南敌后战场与华北、华中敌后战场并称为“敌后三大战场”。八年抗战中,东江纵队这支远离党中央,远离八路军、新四军主力部队,孤悬敌后的人民武装,毙伤日、伪军6000余人,俘虏3500余人,缴获各种武器6500余件,开辟了总面积6万平方里、人口450多万的根据地和游击区,成为华南抗日战场的一面旗帜。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为全国和平之大计,根据国共《双十协定》,     

邹韬奋最后的岁月

邹韬奋是新闻战线的一面旗帜.1941年12月,日本帝国主义侵占香港,东江抗日游击纵队掩护韬奋同志由香港进入广东.他打算到重庆或桂林继续进行抗战宣传,不料国民党当局秘密发布通缉令,要求特务机关发现他时“就地惩办”.     

杨虎城在息烽的日子

1936年冬．在中华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杨虎城以满腔爱国热忱．毅然响应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和张学良一起．对蒋介石进行“兵谏”,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为促进国共第二次合作和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高涨,作出了不朽的历史贡献。     

中央苏区时期《红色中华》的抗日宣传动员研究CSSCI

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进入局部抗战阶段。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国民政府,仍然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把主要精力对准中央苏区,不断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在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率先吹响抗日号角,号召全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作为中央苏区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党报,《红色中华》充分发挥了自身强大的舆论动员功能,积极宣传造势。首先,深刻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丑陋行径;其次,强烈谴责南京国民政府消极抗日、积极“剿共”;再次,广泛宣传报道中华民族日益高涨的抗日浪潮;最后,及时向外界传播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红色中华》的这些举动,振奋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斗志,起到了抗战动员的积极作用,为全面抗战时期全民族团结抗战局面的形成上演了一场“伟大预演”,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斗争中的前期贡献。     

新四军与“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在国内外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和反响。全国广大人民、各民主党派、爱国人士、海外侨胞及国际进步舆论,群起谴责国民党当局制造内战分裂抗战阵营的罪恶行径,同情和支持共产党的正义立场。苏联提出抗议,英、美也不赞成蒋介石发动内战,使蒋介石在政治上空前孤立,不得不收敛其反共活动,国民党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以失败而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