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闻喜上郭—邱家庄遗址M1、M8发掘简报北大核心CSSCI

上郭—邱家庄遗址位于山西省闻喜县桐城镇,2021年由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单位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对上郭古城北城墙及城内开展考古工作,发掘了8座墓葬,其中M1和M8两墓并列,间距3米,为夫妻异穴合葬墓。两墓出土器物丰富,有铜礼器、玉石器、陶器等,墓葬年代为春秋晚期,为研究这一时期晋国历史文化提供了重要的考古资料。     

西汉楚国“玉舞人”组佩研究

"玉舞人"组佩是汉代玉器中独特的门类,盛行于西汉早、中期,佩带者都是女性贵族。目前全国经考古发掘的"玉舞人"组佩墓葬有20余座,分布在陕西、山东、河南、河北、江西、北京、广州、江苏等地,但可复原的组佩并不多。徐州西汉楚国王室墓中发现有7处陪葬"玉舞人"组佩,可复原的组佩有7组,是出土"玉舞人"组佩最多的地区。徐州出土的"玉舞人"组佩皆出自西汉楚国刘氏宗室的女性高级贵族墓葬中,不仅玉质精良、样式独特、雕刻精美,而且有明确的考古信息。这些重要的发现为研究中国古代玉组佩的发展演变、汉代的组佩制度、"玉舞人"组佩的编排方式以及佩带者的身份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资料。     

良渚文化墓葬及其反映的社会结构与形态

根据良渚文化墓葬中随葬品的种类及数量,可将良渚文化墓葬所承载的人分为7个等级,并且其形成了一种金字塔形的社会结构,7个等级的人所拥有的财富和社会地位均有所不同。通过对良渚文化墓地的研究可发现,良渚社会竞争非常激烈,以家族为单位的群体随着时间的推移或兴盛或衰落;同时,同一个家族内人群的等级差别也非常明显,良渚文化可能产生了凌驾于血缘关系之上的等级制度。     

西安张家堡村汉墓群

张家堡村汉墓群位于陕西省西安市凤城七路与未央路十字路口西北角,行政隶属于未央区张家堡街道办,西距汉长安城遗址约2.3公里。2013年3月7日至3月31日,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在配合西安厚鑫实业旺景国际大厦项目建设过程中清理西汉墓葬42座,出土一大批精美文物。这处墓地墓葬形制以土洞墓为主,个别为竖穴土圹墓。其中洞室墓以竖穴墓道土洞墓为多,依据墓道和墓室宽度之比分为墓道宽于墓室、墓道与墓室宽度接近、墓道窄于墓室三型,个别墓道内或墓室带小龛;葬式多为仰身直肢单人葬,大部分墓葬有棺椁痕迹。该墓地墓葬规模较小,排列密集,方向以西向和北向为主,时代自西汉早期至中晚期,推测应为一处汉长安城内居民墓地。另外,M29出土的彩绘铜镜直径超过27厘米,为研究西汉彩绘铜镜提供了新材料。     

汉代墓葬中的铺钱现象北大核心CSSCI

汉代墓葬内铺放钱币现象发现不多,较明确者有六座,包括江苏四座西汉晚期墓葬、江西南昌海昏侯墓及河南陕县刘家渠一座东汉晚期墓葬。就位置而言,有棺内底尸身之下、尸身之上及椁挡板与墓壁结合处三种形式,并有平铺与竖铺两种铺放方式。与陪葬钱币不同,铺放钱币主要用于墓主敛葬或葬具装饰,可达到满足敛葬需求、保护尸身、实现墓主升仙及辟邪等目的。铺放钱币是相关人员对一些丧葬礼俗借鉴和模仿基础上的发展,替代品为钱币或其组合,王朝晚期地方地主或官吏对高等级人员丧葬礼俗的借鉴与模仿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与表现形式。这一现象虽不具有普遍性,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汉代丧葬礼俗的多样性和发展中的吸收与创新特征,同时亦折射出与之对应的墓主身份地位、社会状况等内容。     

汉代墓葬中的铺钱现象

汉代墓葬内铺放钱币现象发现不多,较明确者有六座,包括江苏四座西汉晚期墓葬、江西南昌海昏侯墓及河南陕县刘家渠一座东汉晚期墓葬。就位置而言,有棺内底尸身之下、尸身之上及椁挡板与墓壁结合处三种形式,并有平铺与竖铺两种铺放方式。与陪葬钱币不同,铺放钱币主要用于墓主敛葬或葬具装饰,可达到满足敛葬需求、保护尸身、实现墓主升仙及辟邪等目的。铺放钱币是相关人员对一些丧葬礼俗借鉴和模仿基础上的发展,替代品为钱币或其组合,王朝晚期地方地主或官吏对高等级人员丧葬礼俗的借鉴与模仿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与表现形式。这一现象虽不具有普遍性,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汉代丧葬礼俗的多样性和发展中的吸收与创新特征,同时亦折射出与之对应的墓主身份地位、社会状况等内容。     

汉代墓葬的墓垣类型及相关问题

汉代较多墓葬砌建墓垣用于保护封土,并与丧葬需求相结合,衍生出一些其他功能和作用,内容与内涵也不断丰富。考古发现的汉代墓垣已有相当数量,地域上既有集中也有零星分布,有较多明显特征。汉墓的墓垣一般为1-2重,具体位置、平面形状存在不同,砌筑材料及砌建方式亦有差异,反映出相应的时代特征和发展变化,折射出与墓葬及墓主等级相关的内容。汉墓的墓垣对于辨识原有封土的形状有重要作用,进而可探讨汉代墓葬封土的发展和变化。墓垣与墓地围墙存在差别,具体表现在面积、功用、配套设施及与封土距离远近等方面,文献关于汉墓围墙的记载较多,可能与围墙明显体现墓主身份等级有关,而墓垣相对低矮,较高等级墓葬极少使用是其少见于记载的原因之一。     

湖北郧县龙门堂墓地两座汉墓发掘简报

2011年11月—2012年6月,为配合南水北调中线水利工程,根据国家文物局和湖北省文物局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办公室的统一安排,受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委托,南开大学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系对郧县龙门堂墓地进行了发掘,共清理战国晚期至东汉晚期墓葬77座。其中M36和M38形制较有特点,虽遭破坏,但墓底器物保存完好,随葬品组合完整,是研究鄂西北地区低等级汉代墓葬的新资料。M36形制较为特殊,属于刀把形土圹砖底木椁墓,M38为长方形土圹单室砖墓。两座墓葬墓主的地位不高,属于中小地主或低级官吏,墓葬规模不大,葬具为单棺单椁,漆棺彩绘,共出土陶、铜、铁、玉等质地随葬品51件,铜钱196枚。推测M36年代为西汉晚期,M38年代为东汉初期。这两座墓葬的发掘为中原与楚交界地区汉代砖室墓的研究提供了新资料。     

出土资料所见的西汉将军幕府

在汉代出土资料中存有很多文献所遗的汉代幕府职官的内容,如西汉将军幕府职官有军候丞、卒长、军武库丞等。这些出土资料所见的西汉军事职官的发现,使我们能够进一步认清西汉军事官制的全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出土资料所见的西汉将军幕府

在汉代出土资料中存有很多文献所遗的汉代幕府职官的内容,如西汉将军幕府职官有军候丞、卒长、军武库丞等。这些出土资料所见的西汉军事职官的发现,使我们能够进一步认清西汉军事官制的全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甘肃临泽五三汉晋墓群发掘简报

2017年10月至2018年4月,为配合临泽县自由路南延伸段工程,张掖市文物保护研究所、临泽县文物局和博物馆,对路基开挖中暴露的沙河五三墓葬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共清理发掘墓葬63座,包括汉墓、魏晋墓,出土陶器等文物近600件。除2座土洞墓、4座石室墓(疑为少数民族墓葬),其余皆为砖室墓。砖室墓又有单室、双室和三室之分。这些墓葬基本均为汉晋时期的小型墓葬,随葬品大多为陶器,个别墓出土铜釜、铜镜、铜印章、铜弩机、铜马衔和铁罐、铁灯及琉璃饰品等。陶器主要有壶、罐、鼎、灶、案、灯、盘、仓、奁、樽、井、釜、甑、耳杯。基本组合为壶(锺)、罐、鼎、樽、案、灶、盘,罐、壶、鼎、灶、仓、灯、碟或加瓮、奁。时代主要为东汉末至曹魏时期士庶阶层墓葬,为研究河西地区黑河流域汉晋墓葬的葬制、葬俗等问题提供了珍贵资料。     

河南焦作白庄M51汉墓发掘简报

焦作白庄汉墓M51位于"山阳故城"东1.5公里处,是其附属墓葬。出土了完整的陶器组合,特别是彩绘三层二联仓陶仓楼,为联仓类型陶仓楼的断代提供了依据,亦为研究古代建筑史和建筑装饰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从王处直墓看中国古代墓葬中“门神”形象的流变

为了祛邪御凶,中国古代墓葬中多有镇墓神物和镇墓图像。这一现象在汉代之前已经出现,汉代墓门两侧的门侍、神兽等图案正是这种镇墓意识的延续。魏晋南北朝时期,继承了在墓门两侧放置守护者的传统,墓室中还多有披甲执锐的镇墓武士形象。同时,在中国本土文化的影响下,以菩萨形出现于佛传故事中的天王,与中国武士形象不断互动交融,最终形成了隋唐墓葬中的镇墓天王俑。晚唐时期,丧葬习俗发生了重大变化,用于守护死者灵魂的镇墓神兽、镇墓天王俑逐渐消失,但仍有天王形象的守护者保护墓主的安宁。不过墓葬的天王形象也逐渐转变为将军门神的形象,且在宋、辽墓葬中继续流行。王处直墓出土的彩绘天王石刻正处于这种转变的关键时期,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     

河南荥阳鲁庄墓地唐宋金时期墓葬发掘简报

鲁庄墓地位于河南省荥阳市贾峪镇鲁庄村,西北距荥阳市区约13公里。为配合郑州豫能热电有限公司2×660MW燃煤供热机组项目的建设工程,2016年7至12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其进行考古发掘,共清理各时期墓葬115座,其中唐宋金时期墓葬56座,出土有陶瓷器、铜器、铁器、石器等。唐墓M53出土有典型唐代风格的铜钗、铜镜;宋墓M43发现有按方位摆放的五色石,M107为仿木构八边形叠涩顶单砖室墓,出土有买地券,虽字迹不清,但仍是当时丧葬习俗与文献记载相对照的实证;金墓M92中人骨有火烧痕迹,应与火葬相关。鲁庄墓地唐宋时期的墓葬数量较多,为研究中原地区唐宋金时期的葬制、葬俗提供了实物资料,丰富了对郑州地区不同时期丧葬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的认知。     

洛阳汉代壁画的文献学价值研究

洛阳汉代壁画是汉代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以鲜明的时代特征、生动的形象塑造,大气磅礴的艺术风格,深刻反映汉代社会的理想追求和精神面貌,是研究汉代社会历史的图像资料,具有重要的文献学价值。洛阳汉代壁画对古代文献具有考证价值,对于汉代的制度、文献、法律有考证、校勘价值,对于汉代社会创造的文化又因历史原因遗失部分提供补遗功能。     

余杭小横山南朝墓左右将军考

余杭小横山东晋南朝墓群中有几座墓葬,在墓室南壁或券门内层的两侧发现砖拼武士形象,有的画面比较完整,有的仅在墓中发现零星散落的画像砖。根据画像砖上的刻划文字,可知这些墓葬中的武士被称为"左将军"和"右将军"。出现这些左右将军画像砖的墓葬,它们形制相同,规模相近,都属于南朝时期。虽然当时现实官员系统中有"左将军"和"右将军"官职,但通过分析小横山左右将军画像出现的墓葬和其他相关南朝墓葬的情况,结合买地券券文和道教文献中的线索,可以推测小横山左右将军可能与道教中的神祇鬼官有关。     

平顶山蒲城店遗址东周墓葬及相关问题

平顶山市蒲城店遗址2004、2005年发掘了14座东周时期墓葬,10座出有随葬品,依据随葬陶器器型、组合差异可分为六类,第一类以圜底鼎、簋、罍、盘、匜、舟为组合;第二类以鬲、盂、豆、罐为组合;第三类以圜底鼎、圜底敦、壶为组合;第四类以圜底鼎、盒、壶、盘、匜为组合;第五类以圜底鼎、合碗、壶、盘、匜为组合;第六类以平底鼎、平底敦、壶、盘、匜为组合。年代从春秋晚期延续至战国末期,文化属性上大致经历了郑(春秋晚期)、楚(春秋晚期—战国早期)、韩(战国晚期)、秦(战国末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东周时期豫中南地区政治格局的变动历程。     

读东晋刘媚子、张镇墓志札记

东晋墓志虽然出土数量不多,但制作情况较为复杂,文本层面以外的物质信息同样值得关注。通过分析刘媚子砖志和张镇墓志,对墓志制作过程中涉及的书法稿本和旧碑改形问题能够提供帮助。结合"刻石为识"的结语和出土位置的差异,可以推断出土于墓室填土中的刘媚子砖志具有稿本性质;通过对张镇墓志正面上方残存字画进行复原,并结合碑石的形制和材质,能够与洛阳地区汉碑相关联,发现其可能由南渡汉碑磨平重刻而来,这与吴郡张氏在王敦之乱前后的际遇可相互印证。东晋作为南方使用墓志的肇始阶段,其墓志形态多样,文辞、书法、刻工等均未制度化,因此东晋墓志的研究更需要跳出文本研究的既有路径,在物质层面做进一步思考。     

洛阳出土三方豆卢家族墓志释析

2006年,洛阳市洛龙区龙门镇花园村附近发掘出土唐代豆卢恕、豆卢鹗、芮国夫人杨氏墓志3合,其中《豆卢恕墓志》志文已被释读。通过释读与分析研究,3方墓志首先补充了豆卢氏的世系,豆卢恕为豆卢钦肃之子,豆卢贵妃之弟,子为豆卢爱;杨氏为豆卢灵昭之妻,杨(尚)希后代;豆卢鹗为豆卢器第三子,且有一弟,生署、置二子。其次补充了三位志主的生平事迹,如豆卢恕、豆卢鹗的为官经历,杨氏的诰封及豆卢灵昭的官职迁转等。也补充了豆卢家族洛阳墓地的确切位置,在唐代时属河南府(洛州)河南县(合宫县)龙门乡南王村附近,即现在的洛阳市洛龙区花园村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