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城市房屋拆迁纠纷中的利益平衡

地方政府、开发商、房屋所有权人是拆迁纠纷中的利益主体,且地方政府、开发商具有利益共同点,与房屋所有权人往往处于博弈的两端。利益分配不均、分配程序不公开导致拆迁纠纷与城镇化相伴而生。只有从重构利益分配格局、降低地方政府拆迁的积极性、健全救济渠道等方面着手,来解决拆迁纠纷＂井喷＂的严峻态势。     

完善城镇房屋拆迁户利益表达与沟通渠道的思考

城镇房屋拆迁工作具有很强的政策性、社会性、群众性，所产生的矛盾与纠纷极其复杂。而拆迁户利益表达与沟通渠道的错位与缺失，是引起拆迁户集体上访的重要原因。应通过疏导的方法，探索搭建拆迁户有效的利益表达机制与畅通的渠道，完善合理有效的问题处理机制，以维护拆迁相关利益主体的合法权益。     

行政法信赖保护视角下的城市拆迁问题

城镇建设的快速推进使城市拆迁矛盾愈发突出.拆迁纠纷凸显各种利益博弈,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如何实现平衡业已成为一个重要课题.基于维护拆迁户单方合法权益、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和社会稳定性角度考虑,信赖保护原则引入城市拆迁纠纷越来越必要.同时城市拆迁房屋存在信赖基础,具备信赖行为,值得信赖保护,满足了信赖保护原则的三个必备条件.     

城市拆迁中的利益纠纷问题研究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城市房屋拆迁引发的问题逐渐引起人们关注。引发冲突与纠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拆迁过程中的各方利益分配不均衡和国家法律法规的不完善是导致城市拆迁过程中问题多发的重要因素。为了更好的发展经济和维护社会的稳定,政府要处理好在城市化进程中各方的利益分配问题,保障民众安居乐业,实现社会的稳定和谐。为此,政府要对公共利益进行正确的界定,并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减少城市拆迁纠纷事件的发生,实现利益的均衡分配和维护社会的稳定。     

社会转型视域中的执政党利益整合

在社会转型期,人们的利益期待更高,利益诉求更为复杂,但与此同时,利益差别却不断拉大,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不断加剧,利益协调和统筹各方面利益关切的难度加大,利益整合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压力。随着社会转型的推进,利益关切不断强化,要求执政党不断强化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功能;大力创新执政理念,始终做到＂三个代表＂;坚持公平正义,构建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     

依法进行拆迁建设和谐城市

依法进行拆迁,建设和谐城市是政府部门开展城市规划的最终目的,要想实现这一目标,就要研究依法拆迁的意义,探讨各种拆迁矛盾的成因,找出解决各方面利益纠纷的办法,从完善法律法规、争取人民利益的角度出发,为建设和谐社会贡献力量.     

民间纠纷中的多元规则及其冲突——对一起拆迁补偿家族纠纷的个案分析

对于拆迁补偿所引发的纠纷,既往研究多集中在拆迁方与拆迁对象之间的矛盾,甚少讨论拆迁安置主体内部的冲突。基于河阳市东屏村的调查,发现地方政府的拆迁安置补偿政策导致被拆迁对象家族内部纠纷。政策将拆迁对象区分为拆迁安置人口和非拆迁安置人口,前者享受高额的拆迁安置面积补偿,后者仅获得基础货币化补偿,这与民间分家习俗主张的平均主义逻辑不一致。经验研究表明,家族成员在面临亲密关系与经济利益的冲突时,基于多元化的规则,持有各自的分配逻辑,并积极利用不同价值资源为自身的利益诉求寻求支持。纠纷主体对多元规则的工具性选择与使用体现了转型变迁时期基层秩序的复杂性,并成为民间纠纷解决中礼治机制和法治机制双失灵现象的缩影,亟需建立有效的纠纷治理机制。     

我国城市房屋拆迁中的政府角色及职责

2011年1月,《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取代了备受诟病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但各地拆迁纠纷与矛盾并未销声匿迹,地方政府依然面临＂拆迁难＂的困境。要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必须从相关规范公权力的法律文本角度重新解读城市拆迁中政府角色的规范定位,重新界定政府的应然职责。     

我国快速转型期利益分化与群体性事件产生

中国社会进入快速的社会转型期,社会发生深刻的变革,造成了利益格局调整,不同利益群体形成不同的利益诉求、价值观念并由此发生冲突和对立。在社会交换过程中,由于所拥有的资源不均等,社会弱势群体在社会经济地位和生活机遇上处于相对剥夺状态,是社会转型中的利益受损者。维权、对社会不公的表达、泄愤情绪的展露等直接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发生。群体性事件对社会和谐与稳定产生深刻的影响,需要社会各方面科学积极的应对。     

城市拆迁中利益关系分析及政府角色定位

在城市扩张和旧城改造过程中,城市拆迁是不可避免的。城市拆迁在加快城市建设速度、满足公共利益需要的同时,也面临着不容回避的矛盾冲突。本文从拆迁矛盾利益中各利益相关者开始分析,找出矛盾冲突的根源,进而分析政府如何制定相时公平合理的政策协调各方利益关系,为政府在城市拆迁中的角色重新定位。     

强制拆迁中非直接利益冲突的成因及对策研究

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强制拆迁中各种利益关系发生冲突,势必导致非直接利益冲突的产生。其有用行政权力取代法律,忽视民意民生的主观诉求,对各种利益关系未作平衡,以公共利益的名义假公济私滥用行政权力等原因,均是引发社会不安定的因素。因此,必须贯彻以人为本,执政为民,依法办事,健全制度,维护好公民的合法权益,并在实践中及时化解矛盾,妥善处理问题,严格实行责任追究制方能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     

城镇化进程中农村纠纷的主要类型及纠纷解决

城镇化是我国新时期发展的重要战略之一,这一进程在给农民带来实惠的同时,也因其对旧有的生活生产方式产生冲击而带来新的纠纷。归纳起来有移民纠纷、拆迁纠纷、群体性事件问题、留守儿童问题等,其产生的原因大致有农民脱离土地而环境改变、行政机关滥用权力漠视农民利益以及农民本身法律意识淡薄等。要解决新形势下农村纠纷,需要进行多方面的努力,如重视习惯法、加强法律宣传、提供优良服务、加强基层组织的作用等。构建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模式更有利于农民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     

城市扩张中的暴力拆迁之伦理思考

旧城改造,城市拆迁,本是造福百姓、利国利民的好事,但由于历史、利益、意识形态等多方面原因,一些拆迁演变成暴力拆迁事件,引起社会强烈反感。表面上看,暴力拆迁,是政府、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之间"蚁象博弈"、利益冲突的过程,更深层的原因是政府、拆迁人与被拆迁人的价值与事实冲突的结果。通过理性沟通和对话,实现价值与事实共生,是预防和杜绝暴力拆迁事件的必由之路。     

产权调换安置合同中"临时安置补助费"性质探讨

在房屋拆迁安置过程中,拆迁人与被拆迁人达成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产权调换)协议书》约定的"双倍临时安置补助费,"在法律性质上应属于一种补助费用,不能将其视为逾期交房违约金。     

走向失衡:会务纠纷中的政府、工人与工会——以战后(1945—1949)武汉地区为例

战后国民政府希望通过对社团的控制,在政府、社团与民众之间寻求平衡,维持社会稳定。而通过对战后武汉地区三起工会会务纠纷的个案研究可以看出,战后国民政府在协调政府、社团与民众的关系上,缺乏必要的利益协调手段,一方面政府自身的权威合法性受到越来越严重的质疑,另一方面其处理方式越来越倾向专制强硬手段回归,从而加剧了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冲突。这种政府、社团与民众三者之间走向失衡的关系发展最终导致了政权的崩溃。     

试论城市房屋拆迁问题的解决

城市房屋拆迁已成为当今社会一个敏感而又普遍的社会问题,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广为社会所嘱日,而政府行政权力的强制介入拆迁是激化拆迁矛盾酿成双方冲突的主要原因和导火索。本文尝试在理论上用公共利益这一评判标准将拆迁领域一分为二,在因公共利益而为的拆迁领域容许政府行政权力介入规范;非为公共利益则排除政府强制介入的权力。这一双轨制的解决方案或对这一社会问题的解决有所帮助。     

南京城市更新中拆迁问题的思考与对策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势必引发大规模的城市拆迁改造；如何在拆迁过程中，做到既能保护被拆迁人的利益，维护社会稳定，又能保证拆迁工作有效有序的进行。南京市为此作出了一系列的尝试，自1991年以来，三次对拆迁管理办法作出重大调整，并于2004年颁布了新的拆迁管理办法，然而，在新法的实施过程中，又出现了新的问题，通过对新问题的分析和思考，尝试性的提出相应对策，以期找到城市拆迁改造与社会和谐统一的途径。     

诉讼产生于纠纷

有学者认为“诉讼产生于社会冲突”、“诉讼产生于法律事实”,我们认为“诉讼产生于纠纷”。冲突不同于纠纷,冲突并不必然导致纠纷的产生。纠纷应当是冲突发生以后的一种状态,是冲突的当事人对冲突发生的原因、冲突导致的结果、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等主观认识的争议。发生冲突的当事人对上述问题的认识各执一词,形不成一致看法,因此产生纠纷,因此需要中立的第三方居中裁决。诉讼是国家机关解决纠纷的活动。     

房屋拆迁中的老年人特殊权益保护

老年人作为一个独特而弱势的群体,在房屋拆迁的整个过程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基于公平正义理念的要求,我国对老年人的房屋拆迁活动进行特殊保护。但现有的保障措施较少,仅限于拆迁安置阶段,在地方拆迁实践中实施效果也不佳,应当进一步完善。完善的着眼点在于相关法律规定的强度和全方位的保障措施。     

在规范与法律之间——《无需法律的秩序》读后

在发生纠纷时,人们究竟选择法律还是规范来进行解决?著名的法社会学家埃里克森在其著作<无需法律的秩序>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诠释.作为社会控制体系诸多手段之一的规范与法律,人们在解决纠纷时对它们的选择一方面取决于规范与法律本身的优缺点,另一方面也与纠纷的特点有着密切的关系.总之,对于社会秩序和纠纷解决而言,规范和法律都是不可偏废的,法律中心论与法律边缘论都有失妥当.而且,规范才是法律权利的终极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