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议约:清代徽州宗族的自我管理模式

考察清代徽州宗族留存的契约文书资料发现,清代徽州宗族在族内事务的自我管理上,凡涉及宗族全体成员的重大事务,皆通过合同议约的方式形成集体意志,以集体的力量来贯彻执行族内决议,从而实现宗族的自我管理。合同议约是清代徽州宗族自我管理的重要模式。     

山西寿阳祁氏宗族考略

山西寿阳的祁氏宗族在明清时期得到极大的发展，尤其是清代以来，族内名人辈出，宗族建设迅速展开。通过细致描述祁氏的源流及其宗族建设活动，包括创修族谱、建立祁氏家庙和支祠、祭祖仪式等等方面，展现华北宗族维持宗族凝聚力的各种方式，可以为明清时期华北宗族在基层社会的生存和发展状态提供具体的个案。     

清代徽州社会宗族内部关系调节与控制——以《徽州文书》中所见献产文契为中心

在明清时期的徽州,宗族在民众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了解宗族内部关系是研究徽州社会宗族不可缺少的部分。因此,试图以目前所见《徽州文书》中捐献财产文契为中心研究清代徽州宗族内部关系的调节与控制。     

清代徽州宗族社会的组织控制

在清代,徽州宗族借助自身的文化权力获得了乡村社会组织控制的权力.宗族通过族规家法的制订和宣讲,对族人的约束,以及对违规者的教化与惩罚等,成功地实施了对乡村社会的控制,维持了徽州乡村社会的稳定、有序与和谐.     

清代徽州宗族祭礼——以《茗洲吴氏家典》为中心的个案研究

中国传统社会后期,徽州宗族以《朱子家礼》为标准,结合各自的具体情况,制定了属于自己宗族的家规族谱,对于冠昏丧祭四礼之中的祭礼作了较详细阐述。《茗洲吴氏家典》作为当时众多家规族谱中的一部,对于探究清代徽州宗族祭礼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20世纪90年代以来徽州宗族研究的回眸与展望

传统徽州是一个宗族社会,因此对徽州宗族的研究一直深受学界关注。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者们对于徽州宗族的产生与发展态势、徽州族产与宗族业权、徽州族谱与家谱、徽州宗祠、徽州宗族的社会控制、徽州宗族教育、徽州宗族婚姻、徽州宗族文化等问题均予以较为详尽的考察、分析和探讨。回顾和总结当前的研究状况,有利于今后的研究在更高层面上获得发展。     

太平军在徽州活动状况及其对徽州宗族的冲击

清末之际的太平天国战争,是徽州数百年未曾遭受的战乱,对徽州宗族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成为近代徽州宗族衰落的关键点。但是,学术界对这次战争与徽州宗族兴衰关联的研究比较匮乏。在丰富的徽州地方志和族谱资料中,可详见太平军在徽州活动状况以及这次战乱在人口、经济、祠堂、族谱和庙宇等方面对徽州宗族的破坏和冲击。     

清代徽州才媛数量及其原因分析

在妇学极盛的清代,徽州出现大量才媛,其数量之多,为他郡所不及,这是徽州地区一个突出的人文现象。徽州如此众多才媛的出现,与徽州所处的地理位置,南宋以后中国政治、经济中心的南移,当地社会的稳定与经济发展,宗族与徽商的支持以及当地文风昌盛有着密切的关系。     

从清代徽州家谱看徽州宗族的教化活动

清初,徽州的谱牒数量达到历代之最,其宗族制度已经非常完备,宗族的教化活动也丰富多彩。以徽州各地家谱为资料,分析徽州宗族在道德、人伦、族人处事标准等方面的规定,进一步说明了徽州宗族的建设与发展与其对族人的教化活动密不可分。家谱里族规家法的制定就是为了巩固宗族制度、强化宗族统治,最终达到家谱联宗、敬宗、收族等方面的功能。     

论明清时期徽州宗族与国家的互动关系

明清时期的徽州宗族通过征收赋税、培养宗族子弟入仕、创办义田和义学等途径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加强宗族管理、维护宗族内部团结的作用。同时徽州宗族还对国家的政策和儒家伦理规范积极宣传,在宗族中进行宣讲和教化,按照国家政策管理徽州宗族社会,保持了徽州地区基层社会的长期稳定,这与国家希望地方基层社会保持稳定进而保证封建统治能够长期延续的目的有相契合之处,体现了明清时期徽州宗族与国家之间的良好互动关系。     

明代徽州契约文书所见“中人”报酬——兼与清代的比较

对“中人”致酬事作为拥有数千年历史的习俗,广泛而普遍存在。通过对明代徽州契约文书的整理和分析得出:明代徽州“中人”的中资占比多在2%左右,大都不超过5%,中资占交易总额比值浮动较大,中资的支付带有一定的主观性。自明至清,给付“中人”的报酬类型逐渐从实物、钱物混杂变为几乎全部以银钱方式酬谢,“中人”报酬占交易总额的比值逐渐形成一种定例,中资平均水平呈现一种上升的趋势,清代总体高于明代,清中后期高于清早期。     

徽州才媛节烈之风探究

明清之际徽州妇女节烈之风盛行,然而对贞节烈妇的研究多停留在普通徽州女子身上,而忽略了徽州才媛这一特殊群体.徽州才媛虽如一支寒梅傲然挺立于清代妇女文坛,但由于受到新安理学教育和社会风气的影响,她们亦未能走出节烈这个封建羁绊.     

元代徽州的宗族建设

元代徽州的宗族建设主要体现在族谱编纂、祠堂建设、祖茔建设、族田设置、宗族内部管理等方面。元代徽州宗族建设所涉及的内容,在明清时代获得进一步的发展。这表明元代是徽州宗族走向明清时期全面繁荣兴盛的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     

明清时期兰州的祭祖习俗

明清时期兰州地区盛行着体现浓厚祖先崇拜的祭祖习俗。通过浓厚的敬祖崇宗观念和墓祭、庙祀、家祭、邮祭等系统的祭祖礼仪对明清时期兰州的祭祖习俗进行探讨,以期揭示明清时期兰州祭祖习俗的特点及文化内涵。     

明代徽州方志述论

明代是徽州方志承前启后的发展时期.这时徽州府邑正式方志的修纂蔚然成风,专志编撰门类多样,志书编纂理论日益丰富,为清代徽州方志编纂热潮的到来从理论和实践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明清徽州闺媛及其诗词创作

明清徽州文学发展到鼎盛,徽州女性文学更是蓬勃发展。明清之际徽州闺媛数量达到140余人,这些女性或是名父之女、或是名士之妻、或是令子之母,抑或多种身份兼而有之。创作的诗词数量颇丰,题材丰富多样。其中的弃妇诗更能代表徽州女性的价值取向和情感世界。徽州闺媛诗人作为一个整体的文学存在,她们的作品不仅具有女性诗作共有的特征,也体现了"程朱阙里"闺媛诗人的地域特色。     

朱熹在徽州本土遭遇的尴尬

朱熹的历史地位在元明时期至高无上,成为统治阶级思想的宣传工具.事实上,他在徽州本土的形象和地位并不崇高.考察清代徽州民间文书和宗祠记载,以及徽州学者对于朱熹的批判,反映出徽州人对于朱子及其思想的怀疑甚至排斥的情绪.由此为进一步探讨清代朱子学衰落的原因提供佐证.     

宋元明清时期徽州学者人性论的形成、继承、改造与颠覆简

根据发展脉络,徽州学者人性论的传承与发展划分为四个时期,即南宋：朱熹人性论的形成。朱熹在张载“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基础上对人性的本质、人性的特点、人性的内容以及人性的改造作了全面的阐释,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性二元论体系。元代：方回、陈栎、胡炳文对朱熹人性论的继承。方回、陈栎、胡炳文等人对朱熹性二元论的遵奉可谓不遗余力。明代：汪应蛟对朱熹人性论的改造。由于陆王心学的渗透,新安理学内部出现了分歧,汪应蛟对朱熹的性二元论作了部分改造。清代：戴震对朱熹人性论的颠覆。戴震从人性的本质、人性的特点、人性的内容以及人性的改造四个方面提出了与朱熹截然不同的观点,从而使徽州学者的人性论进入了全新的阶段。     

明清广东方志中有关客家方言的记载

"客家话"是伴随着客家意识产生而产生的一种方言名称,是显示客家族群特征的一个重要载体。从明中叶开始,广肇惠地区出现客家方言的称谓,在同一时期的粤东北地区没有把自己的方言称为客话。清末民初时期,客家方言名称传入粤东北客家人聚居的核心地带,并被客家知识分子接受与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