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妨害公务罪之合法抗辩

妨害公务罪的成立以公务行为的合法性为前提,即行为人不能阻碍、妨害公务人员依法执行公务,但是对于不当的公务行为,行为人是否可以拒绝,即是否享有防卫权尚存在争议。因此,有必要研究有关妨害公务罪合法抗辩的内容。这些内容应该包括：行为人对一般瑕疵的公务行为是不能行使防卫权,对无效公务行为可以行使防卫权;对无效公务行为行使防卫权一般只能适用于存在明显、重大违法并且在公务人员使用暴力的场合;一般情形下,行为人只能采取不作为的方式进行防卫;防卫权具有权利属性而不具有义务属性;在紧急状态时公民不宜行使防卫权。     

信用卡诈骗中冒用、骗用行为的认定

我国刑法第196条第1款第3项规定冒用他人信用卡的构成信用卡诈骗罪,对于冒用信用卡的行为如何界定学界尚无专门讨论,“冒用他人信用卡”包括冒充他人身份和使用他人信用卡的行为,二者必须同时具备．而对于骗取他人信用卡并使用的行为,并不能因为刑法规定“盗窃他人信用卡并使用以盗窃罪定罪处罚”而认定为诈骗罪,应认定为冒用他人信用卡,从而认定为信用卡诈骗罪。     

论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刑法规制——以《刑法修正案(七)》第7条为视角

《刑法修正案(七)》在刑法第253条增设了“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两款罪侵犯的客体为公民个人信息的管理秩序和他人的合法权益,犯罪对象为公民的个人信息.第一款罪主体为特殊主体,第二款罪主体为一般主体.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实施了出售、非法提供个人信息或非法获取.前罪的行为方式主要包括出售、违规披露、非法利用等;后罪行为方式包括窃取、收买等.两罪的主观方面为故意     

村党组织成员为“其他依法从事公务的人员”质疑——兼论村党组织成员为“准国家工作人员”之立法完善

剖析关于我国刑法第 93条第 2款的立法解释 ,村党组织成员并没有当然地包括在“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之内。因此 ,实践中当然地把那些越权协助行政管理的村党组织成员认定为“准国家工作人员”并不符合罪刑法定原则对刑事司法的要求 ;可鉴于这些行为的现实社会危害性 ,有必要把他们明确纳入“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 ,这是罪刑法定原则对刑事立法的基本要求。     

对新刑法中国家工作人员的认识

根据修订后的新刑法第九十三条对国家工作人员的有关规定,结合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国家机关人员应包括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工作人员和"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国家工作人员两部分,其本质特征就在于"从事公务",因此,"利用职务之便"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客观构成的本质要件,也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与普通犯罪的根本区别所在.     

“强奸幼女”问题的症结

最近，最高法院做出了一个司法解释：“行为人明知是不满14周岁的幼女而与其发生性关系，不论幼女是否自愿，均应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强奸罪定罪处罚；行为人确实不知对方是不满14周岁的幼女，双方自愿发生性关系，未造成严重后果，情节显著轻微的，不认为是犯罪。”     

论携带凶器抢夺依照抢劫罪定罪处罚的立法完善

我国《刑法》第267条第2款规定“携带凶器抢夺的,依照抢劫罪定罪处罚。”此规定混淆了抢夺罪与抢劫罪的实质界限,不利于司法实践,有必要进行立法完善。     

论携带凶器抢夺依照抢劫罪定罪处罚的立法完善

我国《刑法》第267条第2款规定“携带凶器抢夺的,依照抢劫罪定罪处罚.”此规定混淆了抢夺罪与抢劫罪的实质界限,不利于司法实践,有必要进行立法完善.     

刑法中行为对象人法定身份评析

我国《刑法》中的行为对象人法定身份可分为被害人身份和非被害人身份两类。"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国家机关"是被害人法定身份中最重要的保护对象。法庭属于国家审判机关的组成部分,聚众对其进行冲击的危害性并不小于聚众冲击其他国家机关的危害性,因此,应提升扰乱法庭秩序罪的法定最高刑,同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的法定刑一致起来。非被害人的行为对象人大多是犯罪的受益者,当其具有一定身份时,就使得行为人或者构成犯罪,或者构成更重犯罪,或者被从重处罚。鉴于单位行贿罪的对象为"国家工作人员",应提升该罪的法定最高刑,使其比单位向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的处罚更重。     

以盗窃罪为视角的虚拟财产保护路径之肯定

网络虚拟财产具备一定的财产内容,在交易中能够体现其经济价值,能够独立存在于网络空间,应属于刑法规范中的“财物”范畴,具体为传统财物中的“无体物”。同时,盗窃他人所占有的虚拟财产,能够使得行为人排除权利人对虚拟财产的事实性支配而不突破与实体占有趋同的事实性和物理性,符合传统盗窃罪中占有转移行为构造的要求。因此,可以说,对以虚拟财产作为犯罪对象的盗窃行为,在传统财产犯罪罪名的框架下,适用盗窃罪的解决逻辑并以盗窃罪进行定罪处罚,具备合理性。     

论受贿罪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

“为他人谋取利益”是受贿罪得以成立的构成要件之一。该文分析了“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受贿罪构成之要件的诸多弊端,即造成刑法理论上的冲突,带来立法与司法上的困惑。从而得出结论,不应以其为受贿罪的构成要件,而应作为一个量刑情节。     

浅析假冒专利罪中“假冒他人专利”客观行为的界定

《刑法》216条规定了假冒专利罪,其中采取了空白罪状的方式对该罪的客观行为进行了规定,因此在司法实践中,需要援用《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的具体规定对该法条中＂假冒他人专利＂的行为进行界定。随着专利法律制度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对假冒专利罪中客观行为如何界定的问题需要结合修订后的《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进行具体的探讨和分析。     

对取消受贿罪"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的思考

收受型受贿罪的成立，“97刑法”规定要求具备“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要件，而在刑法理论上对这一要件在犯罪构成中的地位和作用存在着不同的主张。本在对这种种主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认为，无论采用哪一种主张，都会造成宽纵罪犯的后果，使其逃避受贿罪的刑事制裁，应从现行刑法第385条的规定中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要件。     

有关"机关犯罪"的几个问题

机关犯罪是国家机关为谋取单位利益，经单位决策机构或由其负责人决定而实施的危害社会、依法应受行罚处罚的行为。作为犯罪主体的国家机关的范围较为广泛，对机关犯罪应采取代罚制。     

侵占罪的犯罪主体与主观方面的研究

侵占罪是我国1997年刑法新增设的罪名。侵占罪的犯罪主体是特殊主体,单位应当是该罪的犯罪主体;侵占罪的主观方面是直接故意,其中非法占有的目的可以产生在持有之前或持有之后。     

受贿罪罪数认定问题研究

收受贿赂与实施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往往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为他人谋取利益行为的实施又往往触犯了刑法规定的其他犯罪。对这种情况,是认定为一罪,还是数罪以及如何处罚,成为司法实践中具有普遍性和疑难性的问题。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无论是对刑法理论的研究,还是对司法实践指导,都具有重大现实的意义。     

多维视角中的职务犯罪原因与对策

职务犯罪作为一种极其复杂的社会现象，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只有采取多管齐下的综合性控制策略，把道德自律、制度约束和司法惩治有效结合起来，才能达到遏制职务犯罪的目的。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客体的界定

犯罪客体是犯罪构成的基本要件之一,准确界定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客体是研究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首要问题。关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客体,很多学者主张其与受贿罪的客体一致,应当界定为"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或正当性)",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本质不同于受贿罪,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客体界定为"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正常的工作秩序"比较合适。     

论挪用公款罪的正确认定

挪用公款罪对公共财产使用权和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构成了双重侵害,为我国刑法严厉打击的重点之一。要正确认定挪用公款罪,必须科学解析它的内涵、法律特征,以及与之相对相似的五大界限。     

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犯罪问题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的犯罪率呈不断上升的趋势。在犯罪的类型结构上，财产犯罪与暴力犯罪同时大幅度增长；在犯罪的人口分布上，青少年犯罪突出，女性犯罪也有较大增长；而在犯罪的地理分布上则是农村犯罪较少，城市犯罪居于主导地位。犯罪的类型、分布等微观方面的变化是现代化带来的无法避免的后果，但可以通过实行有效的社会控制和其它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犯罪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