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案件事实之“是”到法律规范之“应当”——法官裁判的逻辑研究

自休谟命题提出以来,在法律领域,事实与价值两分的争论方兴未艾。同案同判是正义的最基本要求,但同案不同判却时有发生,洞悉其中缘由不难发现,事实与规范的逻辑混乱难辞其咎,与其相关的民意,更是阻断了法官进行法律推理的逻辑路径。裁判的应有之义是厘清推理过程的逻辑进路,遵循规则与逻辑的裁判才是司法的本质。     

论司法裁判的可接受性

司法裁判可接受性的本质在于司法裁判是否满足公正的要求及满足的程度。司法裁判可接受性的基础在于法律公正,背弃法律公正就是背弃司法裁判的可接受性。在司法实践中,那种审判前就从司法裁判的可接受性出发,迎合当事人情感、公众民意及政府态度,先定后审,违背程序正当、法律公正的思路和做法是极其错误的。一味迎合司法裁判的可接受性而抛弃法律公正的做法,其结果是最终连司法裁判的可接受性也一同抛弃了。     

司法裁判中的常识及其运用

司法裁判中的常识是指社会的一般生活规律，其本质上是具备高度盖然性的生活经验和社会规范，在司法裁判中有相应的规范应用要求。常识主义司法以司法裁判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为主要价值导向。在适用的基础上，常识以其深刻的社会性和内含的规范性与司法裁判的内在要求产生关联。在具体的实践中，常识在司法裁判过程中受到逻辑法则等的相关检验。常识主义司法既要回应人们对司法裁判确定性的要求，同时也要防止常识在司法裁判中的滥用和误用等。     

从模糊到精确——对司法裁判文书中模糊语言的规制

模糊性是司法裁判语言的重要特征之一,司法裁判语言模糊性的形成有特定的原因,其存在也有无法替代的价值。司法裁判中模糊语言的使用,必须是以表意严谨为目的和前提,在不影响法律事实的正确反映和所作裁决的正确说理的基础上运用。     

论基层法官的法律续造

成文法具有天然的滞后性,法律文字有时不能涵括被寻求的个案规范,其本质上决定了司法裁判必须是有创意的活动,并积极参与逐步自我实现的法秩序之发展及续造。乡土基层法院司法环境相较于城市环境更为特殊,基层法官凭以涵摄个案的规范部分并非法定规则本身,而是由基层法官依据法定规则,考量个案的情况而形成的规范。在形成及发展个案规范时,基层法官必须接受法律所确定的目的、法律所包含的评价、法律的体系及其思考模式的拘束,逾越抑或扩张法律规定条款概念的界限、范围,应明示准备应用超越法律的,寻求个案规范的方法,并标示具体个案价值判断的心证进路。通常情况下,法律续造在法律前见积累、法律条款识别、法益预拟衡量、裁判续造规则过程中实现。     

裁判文书的公正与效率价值分析

司法活动的价值内涵是由法律的价值所决定的,同法的价值一样,裁判文书的价值问题也是法学理论研究所不能回避的重要问题,是裁判文书研究的基础理论问题。基于此,文章阐述了裁判文书的公正价值、效率价值及所追求的具体目标。     

通过法律推理推进司法改革

现代司法理念要求审判活动尊重并遵循司法的内在规律,以司法的本来逻辑指导并建构审判活动.法律推理是法官审理案件得出裁判结果的基本思维方法,同时也是保证裁判结果具有正当性的重要手段,法律推理的过程就是对裁判结果正当性的论证过程.法律推理作为一种理性思维工具,可以帮助人们正确认识司法的目的和方法,澄清司法实践中可能出现的思维误区,推进司法改革.     

裁判文书理由写作存在问题及对策

裁判理由的写作历来被公认为是裁判文书制作的灵魂.但司法实践中其存在的问题却非常严重.如判决理由简单化、模式化,证据采信理由论证不充分,引用法律不规范、不缜密、不具体等;裁判理由改革是裁判文书改革价值目标中公正、效率价值的充分体现.它不仅要求加强对庭审中有争议的证据进行分析、认证,而且要求记录裁判过程,公开裁判理由.     

人工智能介入司法裁判之热与冷思考

"206系统"的应用引起了人工智能运用于司法系统的热潮。人工智能存在算法程序的隐蔽性和数据的不完善性,司法具有亲历性以及价值衡量的特点,导致人工智能在司法裁判运用中需要倍加谨慎。应当在不损害司法的公正性以及权威性的前提下,引入人工智能介入司法领域,明确法律人工智能的适用领域、提高司法人员的专业素养、公开算法系统的运行程序,以促进人工智能与司法裁判的完美结合。     

知识产权司法审判中的机会主义行为及其规制

知识产权案件中司法审判的机会主义行为是指法官为追求期望的司法结果而恣意裁判,导致法律适用上的不确定和忽略个案正义的行为,包括机械地遵循指导性案例、同一法官对同类案件可能不同判决以及裁判过程中的模板化。除知识产权存在无形性、法律状态和保护范围不确定性等独特性之外,交易专用性资产和理论解释的分歧也会推动机会主义司法行为的发生。机会主义司法纵容了机会主义诉讼,损害法律权威性,必须通过制度的完善加以抑制。可以通过采取建立同类案件判决评价机制、判决公开化、培养法官司法人格、确保司法独立等措施,规制机会主义知识产权司法行为,实现法律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完美融合。     

司法裁判中法律问题与事实问题的区分——以两起影响性诉讼为样本

法律问题与事实问题的区分是司法裁判理论中的难题,中外在法律问题与事实问题的区分上有着不同的理念和制度。法官在事实和法律之中纠缠的困惑,反映出疑难案件裁判的困境和无奈。对区分问题的考察应结合刑事诉讼的性质进行,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是解决区分问题的合理出路。     

论司法裁判的社会可接受性

我国移植和借鉴了西方法律制度,建构起了中国现代法律制度和司法制度,并形成了现代的法律思维。但是,我国公众的法律思维没有随着我国法治的现代化而根本改变,仍然受我国传统法律思维的影响,进而阻碍了现代司法理念和制度在社会中的运用。为了更好地解决纠纷,法官在司法裁判过程中,不得不考虑裁判的社会可接受性。裁判的社会可接受性在我国现代法律思维与传统法律思维仍然冲突的情况下,具有一定积极意义。     

房产新政案件裁判新探

2010年国家出台房产新政后,由于对法律规定及司法解释理解与执行的不统一,导致全国各地对房产新政引发的退房案件裁判各异,有违法治原则。原因在于民意对司法的侵蚀,使司法不能有效回应;法律规则本身的纠结影响了裁判的统一。司法不仅应考虑社会效果．更要考虑社会预期厦裁判导向。     

法官刑事司法行为的道德影响及限度

刑事司法行为是法官依照法定审判程序行使司法审判权的活动,这一过程体现了法官对刑事案件进行道德价值判断和道德基本观念的选择,因此,道德为法官公正裁判提供了价值标准,是实现刑事司法行为公平正义的基础,也有利于刑事司法判决更符合人性要求。但是法治社会下法官不能以道德标准代替法律标准,应当注重把握刑事司法中道德影响的合理限度。     

非职业法官对司法裁判的参与

法律的复杂性使司法裁判成为一般人无法涉足的领域,只有少数经过系统学习和严格训练的职业法官,才具有足够的知识和经验从事司法裁判活动。然而,在法治国家中,长期存在着非职业化的普通人参与司法裁判的实践。这种同司法精英化现象并存的司法民众化现象,已经成为一国司法民主的重要体现。并在国家的司法权力运作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笔者尝试在本文中对非职业法官参与司法裁判活动的理论及现实意义进行论述,并通过对非职业法官参与司法裁判方式的比较研究,反思中国司法的精英化和民众化问题,希望对中国司法制度的发展有所贡献。     

司法温情:裁判文书的情理说理——以彭宇案和少女丧命公交车案为视角

裁判文书的情理说理是指在对裁判文书阐明的认定事实和适用的理由及结果说理时,其所依据的情理应符合社会生活常识、常理和常情.在当今我国注重司法公信力的语境下,运用常识、常理、常情的情理说理,有利于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因此,在情理说理的实践中,应深入认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提高法官的司法智慧,同时要把握情理说理进入司法的限度.     

律师费转移支付的裁判基础分析

我国虽未建立律师费转移支付制度,但相关司法解释和案例已大量存在。通过分析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上以及其他有关律师费的典型案例中法院的裁判进路,进而得出其裁判基础。接着对法院的裁判基础进行探讨,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可能的解决进路,以更好地规范我国法院对律师费转移支付的裁判基础。     

法律适用逻辑涵摄技术范式的反思

逻辑涵摄是法学借重科学主义方法论用以塑造司法裁判确定性的法律适用技未范式,然而法律适用的要旨在于理解规范和事实的意义,这不同于传统上科学是以观察、测量为基本方法的.推理过程的空洞性、大小前提的不确定性等因素决定了演绎推理不可能是法律适用的核心技术,从而逻辑涵摄无力担当法律适用技术范式的重任.它只是司法裁判的最后一步,是对裁判结论确定性的正当化包装.     

少数民族民俗习惯的法律适用及其司法技术

关于少数民族民俗习惯的司法适用,既有研究大多停留在论证基本概念、价值、可能性与限度等基础理论问题上,对司法技术的开发研究较少。在法律推理的理论进路中,少数民族民俗习惯可被认为是一类特殊的法律论述形式,作用在于连接法律推理的链条。诉诸少数民族民俗习惯的推理(论证)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基本形式,另一部分是一组批判性问题。对诉诸少数民族民俗习惯推理的司法技术的开发,增强了司法实践的可操作性。     

司法裁判与情感

司法裁判是行使国家审判权的法官,依法定程序对诉讼案件进行审理后,做出具有法律拘束力的结论性判定的活动。司法裁判受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背景的影响,与此同时情感因素也是法官在断案过程中无法回避的问题,法官需要清醒的认识到这些因素,只有这样法官才能做出具有说服力的并且值得信赖的司法裁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