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科技向善：研究述评与展望

企业战略管理研究及实践对企业科技向善现象日益关注,但对其概念内涵和相关范畴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企业科技向善是指企业在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需要的前提下,主动开发和利用负责任的创新解决社会问题,在谋求人类社会福祉与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实现企业的商业价值创造与社会价值创造。本文在梳理相关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企业科技向善的定义,初步厘清企业科技向善的特征与内涵,探究企业科技向善的理论基础,探讨企业科技向善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结果,进而梳理企业科技向善未来的研究方向。本文有助于进一步梳理企业科技向善的知识脉络,深化相关研究。     

企业科技向善：内涵、量表开发与检验

面对复杂易变的数字经济时代,企业科技向善的重要性日益受到学术界与实务界的关注,然而关于企业科技向善内涵、维度与测量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在回顾现有企业科技向善内涵研究的基础上,采取扎根理论并运用NVivo11软件对相关原始质性材料进行三级编码,明确企业科技向善的主要特征,探究并验证其维度,并开发测量量表。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科技向善分为理念文化向善、行动实践向善与治理制度向善三个维度。基于两阶段问卷调查结果,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法与验证性因子分析法实证检验后,结果显示研究开发的企业科技向善测量量表具备较佳信度与效度水平,能较为全面地反映企业科技向善内涵与维度,并完善了现有关于企业科技向善研究施测量表缺失的不足,给后续企业科技向善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借鉴。     

企业科技向善：概念、逻辑起点与实践路径

企业科技向善已成为目前热议的话题,但关于企业科技向善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采用语义分析法、逻辑演绎法与文献归纳法,明晰企业科技向善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并按照“科技创新动力-科技创新目标-科技创新约束”逻辑链条,基于现实中存在的企业科技向善阻碍和质疑分析,推演出三个命题,厘清了企业科技不善的根由,价值逻辑、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本体论、融合兼施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是实现企业科技向善的逻辑起点;最后,基于新兴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探究企业科技向善的实践路径,已有理论的假设和争论,以及技术水平的局限致使企业科技不善有时优于科技向善对企业短期经济效益的贡献,新兴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将改变这一关系。研究结果既丰富和拓展了企业科技向善理论,也为企业等科技创新主体、行政监管机构和用户降低或消除科技创新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理论借鉴和实践参考。     

我国涉农企业知识产权管理的问题与策略研究

知识产权管理已成为当今科技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它是实现企业科技持续创新的基本动力。本文主要从涉农企业角度探讨了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存在的主要问题,并从建立农业企业知识产权管理制度;建立农业企业技术知识产权保护基金;建立承诺制度,规范企业员工和科技人员的行为;实施农业技术专利战略和商标战略;加强农业企业的科技档案管理和监督等方面提出了涉农企业知识产权保护的一系列策略。     

成熟型和成长型企业科技向善触发路径研究——基于32个案例的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

企业科技向善作为企业实现科技与社会共生、增进社会福祉的重要准则,其重要性受到学界与业界的广泛关注,但关于触发成熟型和成长型企业科技向善的路径存在何种差异的研究较为滞后。在对已有企业科技向善内涵及触发因素探索系统性回顾的基础上,运用多案例分析提取成熟型和成长型企业科技向善的多重触发因素,并基于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触发成熟型和成长型企业科技向善的异质性组态路径进行深入解析,提出企业愿景与使命引致模式、受众需求引致模式以及技术伦理引致模式是触发成熟型企业科技向善的三大主导路径模式,产品潜在风险引致模式以及技术伦理引致模式是触发成长型企业科技向善的两大主导路径模式。     

中国企业科技向善水平评价体系构建与实证研究

企业科技向善作为引导企业与社会共生共益,增进用户价值与社会福祉的商业准则,受到理论与实务界的广泛关注。然而,已有研究尚未系统性构建评价中国企业科技向善水平的综合指标体系。基于此,本研究从理念文化、行动实践与治理制度三重维度建立评价体系,同时运用熵值法测算中国企业科技向善水平指数。研究结果显示,中国企业科技向善水平指数整体呈现攀升态势,其演进历程可分为初始萌芽阶段、形成共识阶段、快速发展阶段,这主要得益于三重维度的协同作用;中国企业科技向善水平指数呈现企业异质性、行业异质性特点,这与企业间资源禀赋差异性,行业间在环境、社会与治理领域管理强度不同存在潜在关联。     

企业数据向善:概念、测量与展望

近年来频发的大数据杀熟、隐私泄露等数据安全事件,促使实业界和学术界开始反思企业如何合理使用数据,用数据来做好事,企业数据向善成为极具研究潜力和研究价值的新领域。本研究首先明确了企业数据向善的概念,将其划分为负责任的使用数据和数据慈善两个维度,并回顾了企业社会责任、资源基础观、负责任的研究与创新、公共物品等基础理论,在此基础上开发企业数据向善量表,最后提出企业数据向善未来研究的五大议题。本研究丰富和拓展了企业数据向善理论研究,为未来的企业数据向善研究执炬,不仅对学术界关注企业数据向善问题具有启发意义,而且对实业界实施数据向善造福社会具有启示意义。     

政府数字社会创新能促进企业共享价值创造吗？——来自城市大脑的证据

共享价值创造是企业推进国家共同富裕战略实现的核心方式,会受到政府治理行为变革的影响。然而,政府数字社会创新作为政府治理行为变革新形态,其是否影响以及如何影响企业共享价值创造仍有待深入论证。基于交易成本理论,构建了政府数字社会创新和企业共享价值创造的理论联系。借助我国各地陆续引入城市大脑的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研究发现,政府数字社会创新能促进企业共享价值创造,而且以城市大脑服务广度和应用清晰度为代表的政府数字社会创新水平越高,企业共享价值创造表现越好。机制检验发现,企业管理者战略领导力视角下的管理者能力和政治关联分别正向调节和负向调节政府数字社会创新和企业共享价值创造的关系。研究发现补充了企业共享价值创造的政府治理行为变革驱动因素研究,为政府数字社会创新对企业共享价值创造的影响及边界条件议题提供了有力回应和理论解释。     

《科技进步法》与企业创新

1912年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在他的德文著作《经济发展理论》中,首次提出了创新的概念。随着历史的不断前行,“创新”具有的系统性、复杂性也使人们越来越注意从社会、政治和科技、文化等角度全方位理解它,也更加意识到企业、企业之外的其他机构在创新系统中的行为和作用。     

科技人员主动创新行为:概念界定与量表开发

基于个体内在动力视角,运用积极心理学原理,以企业科技人员为样本,对主动性创新行为进行了概念界定、维度划分和量表开发。本研究主要内容包括:首先,将个体主动行为理论应用于科技创新领域,界定了科技人员主动创新行为概念的内涵,并通过质性实证研究加以验证;进而,采用关键事件法收集、分析、修正行为事例,建构了该核心概念的初始维度与量表;最后,通过540份问卷的定量分析确定了其最终维度构成与测量量表。研究结果表明,科技人员主动性创新行为具有二阶维度结构内涵:自发性,由渴望创新1个子维度支撑;前期准备,包涵思维准备和资源准备2个子维度;跨越障碍,由不畏风险、克服困难和坚韧性3个子维度构成。     

社会保险降费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在国内外经济下行压力下,“减税降费”已成为增强企业活力,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不同于其他税费政策改革,社会保险降费政策会通过财务资本和人力资本两个方面影响企业发展。然而,该政策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尚不明晰。基于此,本文以各地级市政府实施的社会保险降费政策作为外生事件,运用双重差分模型,从企业技术创新的微观视角,考察社会保险降费政策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社会保险降费政策有利于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水平。进一步分析发现,社会保险降费政策主要通过增加研发投入和优化人员结构推动企业技术创新,但两条路径的影响存在差异：其通过研发投入可以同时促进企业实质性创新和策略性创新,其通过人员结构仅促进企业实质性创新。最后,异质性分析发现,相较而言,上述影响在国有企业及所处监管环境较好的企业中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既为“劳动经济学与微观企业行为”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增量证据,也为“减税降费”等营商环境优化措施提供理论支持。     

产学研合作开放度的异质性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利用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1999—2015年间ICT产业的联合授权专利数据,构建产学研合作创新网络,并提取14 596家企业的大样本面板数据,使用负二项式回归模型分别从合作广度和合作深度两个维度,考察产学研合作开放度的异质性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大学、科研机构在我国ICT领域的产学研合作创新中的作用存在异质性。无论从合作广度还是合作深度来看,大学对我国ICT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科研机构对其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则有待进一步提升。     

突破“卡脖子”技术的思维模式——基于TRIZ的设计

本文基于中美技术竞争没有妥协的余地,唯一的出路在于实施卓越的科技战略、选择科学的突破路径去赢得竞争的基本判断,根据“卡脖子”技术的特性,运用TRIZ思维,建立了基于TRIZ冲突解决原理的突破“卡脖子”技术思维体系;同时,构建了宏观层面上基于战略层和应用层有机联动的“卡脖子”技术突破机制和微观层面上基于TIRZ技术创新分级的企业突破“卡脖子”技术的实施机制。在对上述机制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突破“卡脖子”技术的4条路径：1. 面向政府和企业两个核心主体,从宏观层面建立突破“卡脖子”技术的宏观机制;2. 突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以TRIZ方法辅助企业技术创新;3. 融合技术创新系统思想,建立跨学科、跨行业的联动机制;4. 发挥平台功能,实现优秀人才的有效集聚。     

科技园区“使能型”创新生态系统构建的案例研究

本文采用探索性嵌入式单案例研究法,以漕河泾高新技术开发区作为研究对象,旨在从企业间合作网络以及创新生态的视角来阐释科技园区使能型创新生态的建构基础以及运行机制,指出信息时代科技园区内组织间关系发生重要变革。传统的契约关系正逐渐向使能、共生关系演进,并由此提出一套科技园区使能型创新生态的基本理论。通过质化研究以及扎根理论对资料进行分析,提炼出了嵌入式联盟网络与企业自身创新能力相互依存、互利共生、协同演化的使能型创新生态模型。通过对宏观产业层面,中观园区层面以及微观企业层面的多层次分析,揭示科技园区构建使能型创新生态的战略意义,为科技园区在非线性、复杂的协同创新过程中进行有效协调提供理论指引。     

战略性科技创新人才心理资本探析与培育——以火炸药学家王泽山院士为例

以国家战略性科技创新人才王泽山院士为研究对象,运用扎根理论对其心理资本进行探析并构建理论模型。研究发现,战略性科技创新人才心理资本包括使命感、自信、专注、韧性和超越五个要素,每个要素都对战略性科技创新成就取得产生积极作用;同时,社会支持系统和生活方式在心理资本与战略性科技创新成就间分别发挥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由此构建了战略性科技创新人才心理资本理论模型。这启示我们要注重战略性科技创新人才积极心理资本要素培育,同时要匹配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和科学的生活方式,以保证战略性科技创新成就的持续取得。     

社会信任有助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吗？

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实践方式,如何驱动企业可持续性的社会责任行为成为研究的重要议题。社会信任作为宏观经济运行与微观企业市场活动的“润滑剂”,对企业的市场行为与社会行为产生不可忽视的作用。传统的研究主要研究外部正式制度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忽视了社会信任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在驱动企业社会责任实践中产生的重要作用。本文基于2009-2017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考察了社会信任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效应,并检验了外部正式制度与企业内部高管激励制度在社会信任（非正式制度）与企业社会责任的调节效应;进一步验证了基于工具竞争逻辑主导下的企业社会责任在社会信任与企业创新之间的中介作用,验证企业社会责任的工具价值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社会信任对企业社会责任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产权、披露环境以及行业追随等方面存在异质性;（2）外部正式制度（市场化环境）在社会信任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产生正向调节作用,呈现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协同倍增效应;（3）企业内高管股权激励制度在社会信任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产生负向调节作用,呈现出企业内激励制度与企业外非正式制度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替代效应;（4）企业社会责任在社会信任与企业创新之间产生部分中介作用,即Porter和Kramer（2006）提出的企业社会责任的战略竞争工具效应得到实证结果的支持。本研究在理论层面上基于“内外结合”的视角丰富了企业社会责任驱动因素的研究,拓展了社会信任作用与企业社会行为的影响机制,在实践层面为政府以及企业重新审视社会信任的价值效应提供经验证据,也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发挥社会责任的竞争工具效应提供经验启示。     

资源约束情境下突破性创新能力的提升路径

科创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体,在面临资源约束情境下其如何通过提升突破性创新能力实现自主创新,并获得持续竞争优势,仍未得到充分的理论解释。本研究采用探索性单案例分析方法,从资源编排视角出发,基于“认知-资源-能力”的理论逻辑,解析科创企业如何打破资源魔咒、突破路径依赖、实现创新能力进阶。研究发现,突破性创新萌芽阶段,市场领先化导向的创新使命在资源匮乏情境下促使企业采取资源拼凑策略,为以改变市场态势为核心的突破性创新能力提供信息支持。突破性创新推进阶段,产品本土化导向的创新使命在资源受限情境下促使企业采取资源探索策略,为以提高行业标准为核心的突破性创新能力供给产品资源。突破性创新实现阶段,技术自主化导向的创新使命在资源延伸情境下促使企业采取资源撬动策略,为以掌握关键技术为核心的突破性创新能力提供技术条件。本研究发现为科创企业基于资源视角制定管理策略、提升创新能力提供了借鉴。     

技术创新与企业环境成本——“环境导向”抑或“效率至上”？

   本文以企业创新的环境效益为切入点,选取2009—2016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讨了企业技术创新对环境成本的影响,考察了技术创新的环境导向性,并分析技术创新影响环境成本的作用机理及影响机制。实证结果表明：技术创新显著促进了企业环境成本的下降,在借助工具变量法、双重差分法等控制内生性后,结论依然稳健;且技术创新呈现“环境导向”,与自愿性环境成本相比,技术创新或通过提高企业资源利用率、降低污染物排放等,更有利于强制性环境成本的下降;技术创新对企业环境成本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二者之间的负向关系在重污染企业及环境规制程度高的企业中更显著。本文研究不仅丰富了企业创新的环境经济后果检验,验证了创新的环境增益效应,还为企业投资方向选择、社会责任履行和政府环境治理提供了经验证据和决策参考。     

使命驱动科创企业产品突破性创新实现的路径

科创板推行以来,度量其重点是企业是否实现了产品突破性创新。产品突破性创新是组织获得市场竞争优势、掌握先进技术、突破技术封锁的重要途径,而使命是驱动企业实现产品突破性创新的精神支柱。但现有研究关于在使命驱动情境下企业如何更好地实现产品突破性创新这一问题尚未得到深入探讨。本文基于权变观,以科创企业为例,从领导行为与意义建构的动态匹配视角出发,选取极具典型性和极端性的HB生物医药企业进行案例分析,研究揭示了在使命驱动情境下,科创企业使命的导入、认同、内化三种使命形式分别驱动着产品突破性创新实现萌芽、形成、强化的三个阶段。针对产品突破性创新的不同阶段,通过授权、命令、双元领导与不同意义建构主体的有效适配促进产品突破性创新实现,并由此形成领导行为与意义建构的附助性匹配、补偿性匹配及整合性匹配三种动态匹配模式。本文从使命驱动、领导行为与意义建构的动态匹配视角揭示了产品突破性创新的实现过程,为科创企业创新管理实践提供了参考借鉴。     

组织学习顺序、技术创新与公司绩效——基于双案例的对比分析

技术创新是企业发展的核心动力。但是，技术创新是否会提升公司绩效？目前理论界存在着相悖的观点。基于组织学习顺序视角，采用纵向对比案例研究的方法，分析技术创新过程中不同的组织学习顺序对企业绩效提升的路径。研究结果表明：不同成长阶段的不同组织学习方式均能够促进技术创新对公司绩效的提升作用；但四种组织学习方式在技术创新的过程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从而对企业绩效产生不同的影响。处于探索阶段和成长阶段的企业，“播种型”的学习顺序可能更具优势；而在快速发展阶段，企业采用“咨询型”和“增强型”的组织学习在技术创新过程对提高公司绩效方面没有太大差异。因此，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应根据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选取不同的组织学习顺序与技术创新相匹配，才能提高企业的绩效。最终，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技术创新、组织学习顺序对公司绩效影响的理论框架模型。研究结论对丰富组织学习的相关理论以及指导企业科学进行技术创新，从而提高企业绩效具有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