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演变与政府责任

养老保险制度自从建立以来,就在不断地经历调整和演变。从整体上来看,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正在从传统的单位保险向现代的社会保险演变,目标是建立科学合理的责任共担机制。在这一变迁过程中,政府责任则在从"无所不包"向"有所为、有所不为"迈进。但通过对转型以来政府责任的实证分析发现,不论是政府的规范和设计责任、财政责任,还是监管责任和实施责任履行得都很不充分,有待完善。     

如何构建适应灵活就业的社会保险制度

针对灵活就业群体被排斥在现行社会保险制度之外所引发的严重问题,从完善制度设计,提高制度的公平性、适应性和可持续性;改进技术手段,提高社会保险管理能力;明确政府责任、完善政府政策等三个方面较为系统地提出如何构建适应灵活就业的社会保险制度.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悖论治理——基于我国“灯塔工厂”企业的案例研究

我国制造业面临产品生产、组织治理、生态构建等现实困境，而数字化可以为悖论治理提供助益。本文按照“悖论困境—悖论治理”的分析思路，探究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悖论治理机理。依据文献梳理和“灯塔工厂”案例实践，聚焦于制造业的特殊性，挖掘产品、企业和产业三个层面的独特现实困境与解决方案，发现制造产品层面存在“流程—离散”与“规模—定制”的悖论困境，制造企业层面存在“集中—分布”与“产品—服务”的悖论困境，制造产业层面存在“竞争—合作”与“依附—自建”的悖论困境。从产品的生产转型、企业的战略转型和产业的生态转型三方面解构了六对悖论困境的数字化治理过程，并相应细化了六对悖论困境的治理手段和治理效果。考察数字化转型启动期、过渡期和平稳期下制造业悖论的变化演进，并基于资源聚合作用和能力催化作用两方面剖析数字化转型的阶段跃迁机制，明确了多对悖论困境的具体表现、演进过程和辩证关系。研究结论为制造业提供更加明确、清晰和有效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思路。     

雾霾治理中的现实困境与应对机制

为了打赢蓝天保卫战、应对日益严峻的雾霾问题,不仅应从环境治理的技术角度出发,对雾霾治理的社会经济因素进行理论分析同样值得深入探讨。基于雾霾治理中的利益分析,研究了企业、政府和家庭等主体在不同利益间抉择的行为特点,分析了引导主体雾霾治理的现实困境。在此基础上重点研究了提升雾霾治理成效的应对机制。分析认为,企业、政府和家庭等主体因不同的利益诉求而趋向选择经济利益、区域利益或当前利益;规范各主体雾霾治理行为的制度呈现碎片化特点,而且缺乏相应的激励机制;因此应从化解雾霾治理中的利益矛盾出发,在协调利益关系的基础上推动各主体参与雾霾治理,深化相关制度转型,健全激励机制,提升我国雾霾治理成效。     

政府数字化转型的行动逻辑、现实困境与实践路径

当前,大数据等技术在政府治理领域深入拓展,促使传统治理模式变革与政府数字化转型。从组织内部、组织间关系和组织外部等层面审视政府数字化转型过程,发现政府数字化转型是以组织内外的拉力、压力以及推力为驱动,以建设协同高效的政府为目标,从宏、中、微观3个层面展开实践的过程。转型中存在制度建设落后、人才储备不足等困境,需设立专业部门,加快人才培养,建立政民互动合作的机制以突破现有发展困境。从组织分析角度分析政府数字化转型,能更好地把握组织变革过程中的内外变化,为理解政府数字化转型提供参考。     

我国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变迁与发展

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选择与建立是文化、历史和政治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制度的变迁则源于国有企业改革引起的诱导性制度变迁。从1951年到1998年的近50年,我国的医疗保险制度经历了从社会保险到企业保险又重新回归到社会保险的变迁之后。1998年成立的适应市场经济的新型社会医疗保险制度仍面临一系列问题,如人口老龄化、医患合谋带来的医疗费用激增,需要进一步明确政府在公共卫生方面的责任等,这些都为制度的进一步变迁提供了需求的空间。     

对台湾地区年金制度改革的评价及启示

人口老龄化和年金支付的慷慨给台湾年金制度带来巨大的财务风险。为了及早化解风险,台湾地区决定全面推进年金制度改革。改革的总体思路是增收节支,削减职业间退休待遇差异。改革的措施集中在所得替代率、保险费率、给付条件、基金运用、政府责任改革五大方面。这次改革涉及人员广、情况复杂、阻力巨大。台湾年金制度的演进表明,基于职业分立的社会保险模式易引发社会问题。大陆须借鉴台湾地区年金制度的教训,抓住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尚未改革的战略机遇期,全面总结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的成败得失,建立全国统一的财务稳健的双层次养老保险制度。     

我国责任政府建设途径的探讨

构建责任政府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建设的必然要求和历史性任务。在我国，责任政府的构建是一切改革的基础，是我国政府改革必然的目标选择。笔者从责任政府、行政责任的涵义，构建责任政府的意义等方面入手，分析了当前我国行政责任制度缺失的问题及原因，与此相适应提出了可以从树立行政责任信念，加强责任立法及制度建设，公共监督，建立与规范政府官员“问责制”等方面去建设责任政府。     

政府信息公开中的公务员伦理困境与对策

政府信息公开的伦理研究,试图用伦理的途径来补充法律、政治、管理等路经功能所潜在的不足,以提高政府信息公开的实效性,督促政府及其行政人员切实履行好信息公开的职责.本文在指出当前政府信息公开中存在的公务员伦理困境与成因的基础上,提出通过提升公务员自身的伦理精神、建立完善的公务员伦理制度与机制等途径化解其伦理困境.     

论防控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风险的原则与对策

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风险是近年来新兴的风险种类,具有政府性、隐含性、客观性、不确定性和社会性等特征.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风险的形成缘由多种多样,其危害后果也不尽相同.防控和化解投融资平台风险,要坚持“管理科学、风险可控”、“有保有压,求优去劣”、“量力而行、逐步推进”、“总量压缩,盘活存量”的原则,建立健全绩效评估制度、信息披露制度、风险预警制度,完善和强化平台法人制度与平台债务管理制度.     

国企混改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研究

     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简称“国企混改”）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非国有资本参与对国企产生治理效应的同时,也一定程度影响政策性决策行为,那么国企“使命必然”的社会责任表现也会因此产生影响。本文从减负效应与治理效应双重视角出发探究国企混改股权结构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研究表明：国企混改动态股权结构变化,包括多样性、深入度、制衡度以及控制权转移均会降低企业社会责任水平。且机制检验发现,国企混改不仅可通过减负效应,即缓解国企承担的政策性义务从而对企业社会责任产生影响,还可通过治理效应监督约束管理层为获隐性福利而提升企业社会责任水平行为。此外,基于控制层级与治理环境的视角进一步研究发现,与央企相比,地方国企混改对企业社会责任水平的抑制作用更明显;市场化进程较高、政府放权意愿较强地区,治理环境较好从而能够强化国企混改对企业社会责任水平的影响。最后,研究发现国企混改降低企业社会责任水平具体表现在员工、供应链以及环境责任,并最终有效缓解企业社会责任带来的负向价值效应,提升企业价值。研究认为国企混改应注重股权结构“量变与质变”相结合,充分发挥非国有资本的治理效能,明确国企社会责任本质,促使国企提升绩效的同时,有效发挥企业社会责任的榜样作用。     

我国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实现驱动力研究——基于内生性视角

履行社会责任是国有企业的与生俱来的属性。国有企业背负着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使命与责任,其社会责任履行既影响企业自身发展,也影响国家和社会公众利益,社会责任具有内生性。本文首先基于一般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剖析了国企社会责任内生性内涵,认为国企承担社会责任需要统筹兼顾,同时考虑自身发展和社会稳定,作用于经济、环境和社会领域。然后将国企社会责任驱动力来源分为企业发展愿景和履责使命两个层面,发展愿景体现在长期目标下,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逐渐从“被动”转向“主动”,实现企业和社会间“双赢”;履责使命体现在国企受企业性质和政治地位影响,在国家监管下履行社会责任,实现企业和社会间“互利”。基于内生性视角,结合三重底线原理,本文运用系统动力学思想,按照商业一类、商业二类和公益类国有企业分类,从经济绩效、社会绩效和环境绩效三个维度构建国企社会责任系统间结构和联系动态模型。通过分析2016-2022年间七家代表性央企的社会责任水平和企业发展能力变化,衡量不同维度下的社会责任贡献与损失,探究驱动不同类型国企履行社会责任的主要维度。结果显示,不同类别下的国企由于性质和业务不同,对社会责任履行各有侧重,存在差异化的社会责任实现模式。基于研究分析提出：按照不同途径进行分类改革,将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内化为国企转型发展的基础构成,有利于推进国企履行社会责任愿景与使命相统一,提高不同类型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针对性、有效性和科学性,帮助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制度建设不断完善升级。     

我国环境责任保险实施现状及立法改进设想

迄今为止,主要发达国家的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已进入较为成熟阶段,并成为通过社会化途径解决环境损害赔偿问题的主要方式之一。受经济发展水平、环境保护意识、保险公司的规模与实力等因素的制约,我国尚未建立实质意义上的环境责任保险制度。近年来,国内众多学者分析和阐述了我国环境责任保险的立法模式、承保范围、保险费率等问题,但就我国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的实施现状来看,改进我国环境责任保险立法、促进环境责任保险事业发展仍有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面向管理与实务人才培养的社会保险课程改革

蓬勃发展的社会保险事业、日渐增长的工作负荷和日趋复杂的事务对社会保险人才的专业能力和政策分析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基于改革需求,提出课程改革目标:培养懂政策、业务、技术的应用型人才;培养理论扎实且精通实践的管理人才等。为落实目标,提出课程建设内容:发展实训平台并创新利用;搭建多主体参与的社会保险情景决策剧场;凸显核心流程与关键内容;建设用于实务与政策分析的案例库;转变传统被动式学习为参与式等。     

多层次城镇医疗保险体系发展研究

文章探讨了我国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问题症结，结合发达国家经验和我国的实际，提出了构建由社会医疗保险和商业医疗保险相互补充、共同发展的多层次的城镇医疗保险体系，是我国深化医疗制度改革的必然趋向。     

社会信任有助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吗？

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实践方式,如何驱动企业可持续性的社会责任行为成为研究的重要议题。社会信任作为宏观经济运行与微观企业市场活动的“润滑剂”,对企业的市场行为与社会行为产生不可忽视的作用。传统的研究主要研究外部正式制度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忽视了社会信任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在驱动企业社会责任实践中产生的重要作用。本文基于2009-2017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考察了社会信任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效应,并检验了外部正式制度与企业内部高管激励制度在社会信任（非正式制度）与企业社会责任的调节效应;进一步验证了基于工具竞争逻辑主导下的企业社会责任在社会信任与企业创新之间的中介作用,验证企业社会责任的工具价值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社会信任对企业社会责任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产权、披露环境以及行业追随等方面存在异质性;（2）外部正式制度（市场化环境）在社会信任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产生正向调节作用,呈现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协同倍增效应;（3）企业内高管股权激励制度在社会信任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产生负向调节作用,呈现出企业内激励制度与企业外非正式制度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替代效应;（4）企业社会责任在社会信任与企业创新之间产生部分中介作用,即Porter和Kramer（2006）提出的企业社会责任的战略竞争工具效应得到实证结果的支持。本研究在理论层面上基于“内外结合”的视角丰富了企业社会责任驱动因素的研究,拓展了社会信任作用与企业社会行为的影响机制,在实践层面为政府以及企业重新审视社会信任的价值效应提供经验证据,也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发挥社会责任的竞争工具效应提供经验启示。     

两种城市化模式的对接与融合

本文旨在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模式的演进过程,观察伴随着中国经济增长的城市化发展的历史轨迹,并对我国城市化未来发展方向做出合乎规律的判断。我们认为,中国城市化模式正面临着重大的整体性变革,变革的方向就是“离土不离乡”的城镇化模式与“离乡不离土”的城市化模式的对接与融合。这种变革是社会经济转型的必然产物,它对于正处在体制创新的中国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基于这样的认识,文中对两种城市化模式对接与融合所面临的困境、矛盾和背景进行了初步分析,在此基础上,系统地探讨了两种模式对接与融合的条件、过程、机制、形态和路径选择,最后给出了政策性结论。     

基于社会责任的企业竞争力研究

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除了要对股东负责外,还要承担对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责任。企业竞争力是指一个企业在竞争性市场中所具有的能够持续地比其他企业更有效地向市场提供产品或服务,并获得盈利和自身发展的综合素质。在经济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的新型经济环境下,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对企业竞争力的提升产生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因此,我国企业应该学会在履行社会责任的框架下不断提升自身的责任竞争力,增强参与世界经济发展和全球市场竞争的能力。     

改革开放面临的问题与困难

改革开放33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面临着很多困难和问题,比如收入差距、资源环境、投资过度、城市化、腐败、教育等,需要我们采取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提高资源税、放开户籍制度、取消行政垄断等措施予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