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锻炼、社会资本对城乡居民身心健康的影响机制

使用CLDS 2016数据对体育锻炼、社会资本对我国城乡居民身心健康的影响机制进行实证检验,发现社会资本对体育锻炼的健康促进效应具有中介作用：参加体育锻炼不仅能直接影响居民的身心健康水平,也能通过提高居民的集体和个体社会资本存量间接影响居民的身心健康水平。通过城乡对比发现,城市居民的体育锻炼和社会资本均对身心健康有显著影响,而农村居民参加体育锻炼对提高身心健康水平并无显著的直接作用,农村居民反而更多地依靠参加体育锻炼后带来的集体和个体社会资本的增长来提高身心健康水平,农村居民的社会资本在体育锻炼和健康之间的中介效应比城市居民更高。     

城市居民的体育锻炼模式与集体社会资本——一个异质社会空间的视角

针对“体育社团参与有益于提升集体社会资本”与“体育社团参与和集体社会资本无涉”这2种理论在学界一直存在争论的情况,结合中国情况,用体育锻炼方式代替体育社团参与,应用有限混合模型对城市居民的体育锻炼方式及其对集体社会资本的影响进行探究,发现:对于不同人群,两者的作用机制存在异质性;只有在那些集体社会资本水平较高的城市居民中,集体锻炼参与才会对集体社会资本起到正向作用。     

社区邻里社会环境如何影响居民体育锻炼行为：双重过程模型视角的实证分析

基于双重过程模型对3896名社区居民进行问卷调查，从锻炼情绪角度探讨社区邻里社会环境影响居民体育锻炼行为的过程机制。结果表明：社区邻里社会环境显著正向影响居民体育锻炼行为；调和式热情部分中介社区邻里社会环境与居民体育锻炼行为的关系，而强迫式热情的中介效应不显著；锻炼认同正向调节社区邻里社会环境与居民调和式热情、强迫式热情的关系；锻炼认同调节社区邻里社会环境通过调和式热情对居民体育锻炼行为影响的中介过程，从而起着有中介的调节效应，而在强迫式热情中介社区邻里社会环境与居民体育锻炼行为的关系中，锻炼认同的调节效应不显著。研究拓展了社区邻里社会环境影响居民体育锻炼行为的中介机制与边界条件，提示社区在提升整体邻里社会环境时需要营造积极活跃的锻炼氛围来强化居民锻炼认同感，从而提升调和式热情体验，以便能更好地促进其参与体育锻炼。     

家庭社会资本对青少年体育锻炼意识与行为的影响及反思

运用文献资料、问卷调查及数理统计等研究方法,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家庭社会资本对青少年体育锻炼意识与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家庭的体育态度、体育锻炼氛围及网络结构对青少年体育锻炼意识与行为的形成具有显著性意义;家庭文化层次、体育态度对青少年体育锻炼认知层次具有显著影响,家庭经济收入对青少年直接参与体育锻炼及参与有偿体育锻炼具有显著意义。促进青少年体育锻炼意识与行为的形成,不仅需要优化家庭社会资本质量,而且也要注意家庭社会资本相关因素的建构。     

体育锻炼参与的主观福利效应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实施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仅需要关注居民参与体育锻炼的健康效应,更需要关注居民参与体育锻炼的主观福利效应。从降低消极情绪体验维度选取抑郁指数和提高积极感受与评价维度选取幸福感、生活满意度、工作满意度作为居民主观福利衡量指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考察参与体育锻炼对参与者主观福利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参与体育锻炼具有主观福利效应,显著降低了参与者的抑郁指数和提高了参与者的幸福感、生活满意度、工作满意度。在影响机制方面,积累健康资本和社会资本是参与体育锻炼改善参与者主观福利的重要作用机制,即参与体育锻炼是通过提高自评健康和身体健康,以及扩展社会网络、增进社会信任和提高社会声望,进而改善参与者的主观福利状况;在异质性影响方面,参与体育锻炼降低女性、城市居民、老年群体及相对收入较高参与者抑制指数的作用更明显,提高老年参与者幸福感、生活满意度和工作满意度的作用更明显,提高女性参与者生活满意度、工作满意度的作用更明显。     

竞争性抑制：青年群体体育锻炼行为的代际特点

通过构建青年群体体育锻炼行为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重点考察80后、90后青年体育锻炼行为的抑制因素。研究发现,我国居民体育锻炼行为已出现显著的代际差异,80后青年群体体育锻炼参与率和参与频率相对较低,竞争性因素的挤压及其代际差异是解释青年群体与中老年群体锻炼行为代际差异的主要因素,同时也对传统的社会人口因素和健康因素的影响存在一定的抑制效应。本质上,锻炼行为的代际差异是个体生命历程的阶段差异和时间管理体系对事件赋权转变双重作用的结果。基于锻炼行为的代际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在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和全民健身国家战略的进程中,要针对青年群体和中老年群体的特征和需求,更有指向性地实施相关的锻炼促进策略。     

社会分层视野下城市居民体育锻炼行为及影响因素的研究

基于社会分层理论和计划行为理论,采用文献资料调研、问卷调查、数理统计等研究方法,对城市居民体育锻炼行为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城市各阶层居民体育锻炼参与程度存在显著性差异,并随着阶层上升而上升的趋势;2)对体育锻炼的身心健康期待是各阶层居民的共同因素;3)各阶层居民体育锻炼行为影响因素存在着结构性差异,并随着阶层上升影响因素越趋向多元化。     

社区环境与体育锻炼：基于CLDS2018的实证分析

群众体育参与水平是衡量体育强国的重要指标之一,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举措。既有研究多从个体视角探讨体育锻炼的影响因素,较少关注社区环境的影响。研究从社区环境出发,采用全国性调查数据检验社区环境对中国城市居民体育锻炼的影响。研究发现,社区环境对体育锻炼有显著影响,但不同社区环境因素的影响不同：1）邻里关系、锻炼氛围、社区体育组织参与度显著正向影响体育锻炼参与,有无运动/健身场所对其无显著影响;2）邻里关系、锻炼氛围、有无运动/健身场所、社区体育组织参与度显著正向影响锻炼频率;3）锻炼氛围、有无运动/健身场所显著正向影响锻炼时间,其他因素无显著影响;4）锻炼氛围显著正向影响锻炼强度,社区体育组织参与度显著负向影响锻炼的强度,其他因素无显著影响。     

社会链接视角下体育参与行为的驱动机制——基于网球运动参与者的数据分析

社会链接具有将宏观的社会目标转化为个体的驱动力和行动力的功能。基于网球项目的数据,从社会链接视角出发,以社会资本理论、计划行为理论和自我效能理论等作为理论基础,探讨社会链接和体育参与行为意向之间的影响机制和作用路径,发现：社会链接视角下的集体社会资本对体育参与动机具有显著的直接正向影响,即积累集体社会资本有助于提高体育参与动机;体育参与动机是社会链接影响体育参与行为意向的重要中介变量;运动能力感知在社会链接对体育参与行为意向的影响中起正向的调节作用。     

大学生自主体育锻炼参与行为的调查与分析

本文对南京五所普通高校500名大学生自主体育锻炼参与行为进行了调查与分析,结果显示,大学生参与自主体育锻炼的频度较低,时间短,达到体育锻炼习惯标准的只有20．5％,而且男女生差异显著,男生的积极参与率明显高于女生,女生的有机会参与率高于男生。本文调查结果可为新形势下高校体育教学改革提供参考。     

试论新形势下的社区体育管理

我国城市社区体育的发展受到城市化进程、居民经济生活水平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城市居民体育的整体参与率相对于以前有较大的提升,但参与主体有待多元化;城市居民体育参与广度较大,但深度不够。建议提升居民健身参与意识,完善社区体育管理机制等。     

城市居民体育锻炼行为对就医次数的影响：“收敛”还是“发散”？

就医次数是衡量居民健康平等的重要指标之一。采用逐步回归的方法构建零膨胀泊松回归模型和处理效应模型，从健康不平等的视角探讨城市居民体育锻炼对就医次数的积极影响。发现：随着年龄增长，城市居民就医次数增加，不同人口学特征、社会经济地位城市居民的就医次数呈现“发散效应”，健康不平等现象突出。收入、体育锻炼对城市居民整体就医次数有一定抑制作用：收入有一定抑制作用的同时“发散效应”显著；体育锻炼的抑制作用和“收敛效应”均显著，且在不同人口学特征、社会经济地位城市居民间存在差异。体育锻炼对女性、低收入、45岁以上城市居民的就医次数抑制作用显著，呈现出不同性别、城市、收入城市居民就医次数差异不随年龄变化的“平行效应”，但体育锻炼未能改变由社会经济地位引起的健康不平等。     

河南省高校体育社团对大学生体育锻炼的影响研究

目的探讨高校体育社团对促进大学生参与体育锻炼、培养锻炼习惯的影响。方法采用文献法、问卷调查法、数理统计法,对河南省四所高校体育社团成员与非体育社团成员的体育锻炼情况进行对比分析。结果大学生的体育社团参与率为48%;参加体育社团的大学生与非体育社团的大学生在体育锻炼行为上具有显著差异(P<0.05);参加体育社团,可以提高身体体能素质,缓解心理压力,修正行为和意识,促进身心发展。结论高校体育社团对高校体育运动的深入开展具有推动作用。     

体育锻炼参与对我国居民社会公平感的影响——基于CGSS2021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2021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和结构方程模型,探究体育锻炼参与对居民社会公平感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社会经济人口特征、身体健康水平和社会资本因素均对我国居民社会公平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在控制其他变量后,体育锻炼参与对提高我国居民社会公平感仍具有显著影响。体育锻炼参与对社会公平感的影响具有性别差异,在我国女性居民中更为显著。体育锻炼参与在直接提高居民社会公平感的同时,也通过提高居民的身体健康水平和社会信任感间接提高其社会公平感。建议发展群众体育,增加针对女性、老年人和农村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的激励措施,切实提高居民社会公平感。     

体育锻炼如何提升幸福感——论社会资本的中介作用

利用2014 JSNET(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的调查数据建立回归模型显示,体育锻炼频率越高,个人的社会资本含量越丰富,表现为拜年网社会资本含量、社会参与程度和社会信任水平更高,三者都有助于提升个人的幸福感。运用Bootstrap法检验的结果同样显示,社会资本在体育锻炼与幸福感之间存在中介效应。     

山东省城市居民社区体育活动现状调查研究

对山东省城市居民社区体育活动情况进行调查,并分析了影响居民体育参与状况的因素,进而提出一些合理化的建议,为提高居民体育锻炼的积极性、推动社区全民健身的开展提供参考。     

家庭资本对中小学生体育参与水平的影响

以5400名中小学生为研究对象,运用统计学方法,探讨青少年体育参与同家庭经济、文化、社会资本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家庭月收入、体育投入和投入比例,作为家庭体育经济资本的组成部分,对青少年体育参与程度有显著影响;家长运动技能、运动经历和家长是否具备体育锻炼教学能力作为家庭文化资本的组成部分,对青少年体育参与程度有显著影响;家庭社会资本对青少年体育参与也有显著影响。     

现场观看体育比赛对社会资本的影响及群体差异

体育参与为社会资本的生成和发展提供了媒介与机会。基于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2017）数据,分析现场观看体育比赛对不同层次社会资本的影响。发现：现场观看体育比赛对个体社会资本与社会参与具有显著的正向提升作用,且这种作用不因性别、年龄、户口类型、受教育程度、家庭经济条件的不同而变化;现场观看体育比赛总体上对人际信任无显著影响,但对不同年龄、家庭经济条件者的影响存在差异。建议：积极倡导、构建以大众体育为载体的形式多样的社会资本建构路径,充分发挥体育参与的社会价值;同时不断深化、细化体育与社会资本研究,为相关部门提供科学决策依据。     

我国城市居民休闲运动行为模式研究

运用计划行为理论,通过问卷调查法,探讨我国城市居民从事慢跑、羽毛球、游泳3项休闲运动的行为意图,了解其休闲运动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对行为意图的影响效果。结果表明:①不同参与程度的城市居民在知觉行为控制与行为意图上有显著性差异,而不同参与程度的城市居民在态度与主观规范上则无显著性差异,高参与频率组别明显高于低参与频率组别,显示高参与频率者较能掌握自我的能力与从事该项目运动的便利条件,且有较高的行为意图。②城市居民从事不同休闲运动的运动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与行为意图显著相关,仅游泳和羽毛球获得验证,慢跑并未获得验证。③城市居民从事慢跑与羽毛球运动的行为意图,主要受态度与知觉行为控制所影响,主观规范未获显著性;而城市居民从事游泳运动的行为意图,主要受态度与主观规范所影响,知觉行为控制未达显著性。     

不同性别大学生锻炼行为影响因素研究

通过访谈、问卷调查等方法,对900名大学生体育锻炼态度及其锻炼行为进行调查,发现不同性别大学生体育锻炼行为态度、行为习惯、行为控制感、行为意向等存在显著差异,男生优于女生;男大学生参与体育锻炼的意图较强,但其行为受时间、环境、资源、技能等的影响较大;女生缺乏体育锻炼意图,且过去行为习惯是制约其参与体育锻炼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