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路生态研究进展

道路广泛分布在各种景观中,其密度和交通量都不断增加,随之带来多方面的生态影响:道路建设导致动植物死亡和生境丧失、物理化学环境变化、路旁植被改变.对动物种群产生的生态影响包括道路致死、道路回避和巢区转移、移动格局改变、障碍作用导致生境和种群的破碎化.道路还强烈地改变景观格局和过程.道路生态影响的定量化测度指数包括道路密度、道路位置和道路影响域,道路生态研究在道路规划和野生动物保护中有很广阔的应用前景,成为生态学的一个重要领域.     

长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两栖类动物道路致死特征分析

为了解旅游道路交通导致的两栖类致死效应,于2007~2014年在环绕长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环长白山旅游公路(环区公路)、头道环区公路以及白山公路分别选取1条样线,采用直接计数法统计了交通致死的两栖类种类、数量,以及致死个体处于交通路段的位置,共统计257次,累计调查样带总长2 441 km。道路致死两栖类种类有5种,累计致死个体数为7 910只,平均致死率为3.34只/km。最容易致死的两栖类动物是中国林蛙(Rana chensinensi)、东方铃蟾(Bombina orientalis)、中华蟾蜍(Bufo gargariza),这3种动物占到致死总数的96.36%;经Moses Test检验,白山公路的致死率、头道公路的致死率及环区公路致死率均与对照土路致死率差异显著(白山公路:n=67,P=0.000;头道公路:n=76,P=0.000;环区公路:n=164,P=0.000)。白山公路与头道公路两栖类致死率差异显著(n=93,P=0.010),白山公路与环区公路的两栖类道路致死率差异显著(n=181,P=0.000);头道公路与环区公路的两栖类道路致死率差异显著(n=190,P=0.000)。两栖类道路致死高峰期在8月份,其次较集中出现在4~6月的繁殖期。从公路年度致死变化来看,2007~2014年期间除了中国林蛙和中华蟾蜍致死率呈小幅波动外,其他种类致死率总体呈下降趋势,只有日本树蟾(Hyla japonica)年度致死率差异显著(Kruskal Wallis Test:χ2=18.031,df=7,P=0.012);不同月份中华蟾蜍(Pearson:R=0.939,n=7,P=0.002)、中国林蛙(Pearson:R=0.912,n=7,P=0.004)、日本树蟾(Pearson:R=0.904,n=7,P=0.005)致死率与交通量显著相关。本研究认为,两栖类的道路致死率与两栖类种群大小、种群密度、生活史及交通量等都存在显著相关性。     

捕食风险的种群动态效应及其作用机理研究进展

捕食者不但可以通过直接捕杀猎物而控制猎物的种群数量,还可以通过捕食风险效应影响猎物种群的繁殖和动态,并且在某些情况下,捕食风险效应对猎物种群动态的控制作用甚至大于捕食者的直接捕杀.关于捕食风险效应对猎物动物繁殖产出和种群动态变化的作用及其机理方面的野外研究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者重视.本文介绍了近年来捕食风险效应的研究进展,重点关注了美国黄石国家公园中捕食者对马鹿(Cervus elephus)、加拿大育空地区的捕食者对白靴兔(Lepus americanus)的捕食风险效应等案例研究,以阐明捕食风险效应对猎物种群动态影响的重要性,以及关于捕食风险效应影响猎物种群繁殖和动态机理的两个假说(捕食者敏感食物假说、捕食应激假说).并结合我国在捕食者与猎物之间关系的研究现状,提出了进一步在野外开展捕食风险效应对濒危有蹄类猎物种群动态影响研究的建议,阐释了开展这些研究的重要意义.     

象科动物对当地森林生态系统的影响

现存的象科动物(Elephantidae)分为非洲草原象(Loxodonta africana)、非洲森林象(Loxodonta cyclotis)和亚洲象(Elephas maximus)3 种,作为森林生态系统的关键物种,它们对当地森林生态系统的影响非常复杂,在一定环境条件下,既可能是积极的作用,也可能是消极的作用。积极的作用包括:帮助植物传播种子;促进种子萌发;创造断层,维持群落多样性;为其他动物增加食物资源;为其他动物创造栖息地。消极的作用包括:使一些物种的种群数量减小;使森林变成灌木丛和草原等。而由于活动受限导致的种群密度过高是象科动物对森林生态系统产生消极作用的主要原因。当前象科动物的3 个物种均面临种群数量锐减和生存空间不断缩小的危机,为此迫切需要针对其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的影响开展深入和全面的研究,并且应根据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制定管理措施。     

道路生态研究进展

道路广泛分布在各种景观中,其密度和交通量都不断增加,随之带来多方面的生态影响：道路建设导致动植物死亡和生境丧失、物理化学环境变化、路旁植被改变。对动物种群产生的生态影响包括道路致死、道路回避和巢区转移、移动格局改变、障碍作用导致生境和种群的破碎化。道路还强烈地改变景观格局和过程。道路生态影响的定量化测度指数包括道路密度、道路位置和道路影响域,道路生态研究在道路规划和野生动物保护中有很广阔的应用前景,成为生态学的一个重要领域。     

大型野外围栏实验揭示增食对布氏田鼠种群动态的复杂效应

尽管大多数实验都证明增加食物能提高动物的种群密度,但有关增食对动物的繁殖、存活和迁移的影响机制仍然存在争议.建立有效排除种群扩散和天敌捕食引起的复杂效应的野外大型围栏实验是目前解决这一争议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2010~2014年,本课题组调查了增食处理对8个大型野外围栏(每个0.48 ha)内布氏田鼠(Lasiopodomys brandtii)种群动态和植物群落的影响.结果表明,增食通过增加幼体补充数量对种群密度产生正效应.然而,增食对布氏田鼠的存活产生复杂的效应:即在非繁殖季节产生正效应,在繁殖季节产生负效应.另外,增食提高了布氏田鼠植物食物的质量(蛋白质含量增加),但降低了围栏内植物群落中不喜食植物的数量.因此,增食通过增加食物的供给直接对小型啮齿类动物产生正效应.同时,食物引起的种群密度增加又通过密度制约效应间接对动物种群产生负效应,并且通过改变植物群落的结构和数量分布对啮齿动物产生长期的影响.     

黄河下游平原农业景观异质性对两栖类生物栖息地可用性的影响

以黄河下游典型平原农业景观封丘县为研究区,基于图论的分析方法,采用概率连通性指数(PC)和斑块重要值(dPC_k)表征池塘栖息地可用性程度,在地理信息系统和R软件的支持下,分析了两栖类物种在250、500、1000和2000 m不同扩散能力下,反映池塘栖息地组成和构型的池塘平均面积(MS)以及池塘数量(NP)、至道路的最近距离(DR)组合作用对池塘栖息地可用性的影响.结果表明: 两栖类栖息地的可利用性与池塘数量、池塘平均面积和至道路的最近距离关系密切.在250 m扩散能力下,池塘平均面积和池塘数量是决定池塘可利用程度高低的重要影响因素;在500 m扩散能力下,池塘平均面积和至道路的最近距离对栖息地可用性的影响最为显著;在物种相对较高扩散能力下(1000和2000 m),池塘平均面积和池塘数量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在平原农业景观中,两栖类生物及其栖息地的保护要充分考虑池塘斑块的数量、平均面积以及至道路的最近距离.     

若尔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三种无尾两栖类陆地核心生境

若尔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青藏高原东缘,该地区分布有3种两栖类:高原林蛙(Ranakukunoris)、倭蛙(Naroranapleskei)和岷山蟾蜍(Bufominshanica),均为青藏高原特有种。研究在保护区内设定了16个50m×50m的样地(每个样格分为25个10m×10m样格),对每个样格中3种两栖类及环境因子进行了调查。根据3种两栖类分布点距离水体的最远距离初步确定若尔盖保护区高原林蛙(Ranakukunoris)、倭蛙(Naroranapleskei)和岷山蟾蜍(Bufominshanica)的陆地核心生境半径分别为:1000m、55m和580m。由于过大的陆地核心生境在实际保护工作中存在操作上的困难,因此本文提出最小陆地核心生境的概念:在某一季节,不同性别和生活史阶段的某种动物的90%个体完成该季节正常生命活动所通过或者利用的陆地。由此概念,根据高原林蛙90%的雌体、雄体和幼体分布确定其最小陆地核心生境半径为51m。最后通过最优化理论对高原林蛙和岷山蟾蜍分布格局与水体距离、草本层盖度、两栖类密度之间的作用机制进行了探讨,并指出陆地核心生境的范围与其所在生境景观及本种和其他动物种群状况有密切关系。     

中国动物园动物种类与种群大小

2007～2008年,我们开展了中国动物园物种编目与易地保护抽样调查,抽样调查了68家动物园。抽样动物园饲养了789种[(包括虎(Panthera tigris)和金钱豹(P.pardus)的亚种]野生动物,比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动物园饲养的600种野生动物,增加了180多种;抽样动物园饲养展出野生动物中有国外野生动物种类267种,比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动物园饲养的100种国外野生动物,增加了160种。抽样动物园展出的中国哺乳类、鸟类、爬行类和两栖类种类数分别占中国哺乳类(607种)、鸟类(1332种)、爬行类(384种)和两栖类(302种)种类总数的25.0%、28.2%、22.7%、4.0%。这些抽样动物园饲养了234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和254种CITES附录物种,其中,饲养的国家Ⅰ级和Ⅱ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分别占国家Ⅰ级和Ⅱ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总数的70.57%和47.09%;饲养的列入CITES附录Ⅰ、附录Ⅱ及附录Ⅲ的中国动物分别占列入这些附录的中国动物总数的64.21%、60.86%和50%。中国动物园成功繁殖了大熊猫(Ailuiopodidae melanoleuca)、金丝猴(Rhinopithecus roxellanae)、雪豹(P.unicia)、华南虎(P.tigris amoyensis)和亚洲象(Elephas maximus)等濒危物种,也成功繁殖了从国外引入的猎豹(Acinonyx jubatus)、大猩猩(Gorilla gorilla)、美洲狮(Puma concolor)等动物。然而,调查发现,(1)抽样动物园仅饲养了四分之一左右的中国哺乳类、鸟类及爬行类动物种类,饲养的两栖类更少;(2)抽样动物园饲养种群小,多数物种没有形成可繁殖种群。抽样调查的动物园两栖类、爬行类、鸟类及哺乳类种群大小分别为5.09(±2.15)只、5.69(±4.28)只、15.00(±6.63)只和10.08(±2.91)只;(3)一些动物园,特别是小型动物园动物饲养空间小,一些动物表现出刻板行为;(4)中国动物园饲养繁殖的大熊猫、华南虎、鹤类已经建立了谱系,其他一些物种的谱系正在建立之中,然而,多数动物还没有谱系;(5)一些小型动物园存在笼舍不清洁,仅饲养了单只动物,展出动物名牌错误等问题。动物园是人类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重视动物园的发展,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为更多动物建立谱系,加大动物园的投入,增加动物种类,增大动物园面积,丰富圈养环境,发挥大型动物园的示范作用,以充分发挥动物园的动物展示、科学普及与物种资源保存功能。     

中国两栖类种群生态研究概述

两栖类种群生态学研究从深度和广度上看,均无法与哺乳类和鸟类的相比。然而与哺乳类和鸟类一样,随着生态环境的恶化和生态空间的减少,两栖类各物种种群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甚至濒临灭绝;因此,广泛深入地开展两栖类种群生态学研究,探讨两栖类与外界环境之间的关系,对环境监测和对两栖类种群的保护与利用均有较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为此,重点从两栖类的种群结构与动态规律,摄食行为与食性,怕分析与通讯联系,繁殖过程和繁殖习性,越冬准备和冬眠适应,以及两栖类种群数量下降等方面,对中国研究者的工作进行综述,试图阐述研究现状,存在问题,并分析了尚待加强研究的方面和今后的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