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法》第158条评注(买受人的通知义务)

买受人的通知义务是法定不真正义务。本条一体适用于民商事买卖,适用于原给付义务与次给付义务形态下的物之瑕疵,不得准用于权利瑕疵。收到标的物,构成本条前置性事实要件。怠于通知是本条唯一构成要件,包含通知不适格或期间经过两种情形。买受人怠于通知的,视为标的物数量或质量符合约定,系法律上的事实推定,而非法律拟制。通知为观念通知,形式自由,内容须具体明确。在承认(真正的)质保期独立功能的前提下,本条的质量保证期,实为不真正质保期,即约定的最长客观检验期间。本文采实体抗辩权路径,法院不得依职权主动援引。本条不排除侵权责任与缔约过失责任,与缔约过失责任构成自由竞合,与性质错误构成有限竞合。     

浅议《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中损害赔偿之范围

无论在普通法系,还是大陆法系的合同法中,签署合同的一方违约时,另一方则有权要求其赔偿违约导致的相应损失。赔偿损失作为承担违约责任的一种手段,在国际贸易中非常常见。《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后简称CISG)作为国际贸易中的一项常用法律,对于损害赔偿的范围做出了明确的规定。然而此项规定的模糊性导致在实际操作中,损害赔偿之范围难以确定。本文旨在通过分析CISG第74条对于损害赔偿的相关规定,结合实际案例,试为CISG下损害赔偿的具体范围划清明确的界限,供国际贸易合同中双方当事人参考和借鉴。     

关于风险转移的比较研究:《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68条与中国合同法144条

虽然中国自称为大陆法系国家,但是,中国的合同法在立法过程中却主要参照了CISG,尤其是总论和货物买卖合同几乎每一条都可以找到CISG的影子。中国合同法114条显然受了公约68条的影响,本条表面上确立的原则与公约是一致的,然而合同法144条却制定的非常不规范。     

略论合同撤销权的行使

合同撤销权的行使存在意思表示方式、诉讼方式等不同的立法例。我国《合同法》规定必须以诉讼或仲裁方式行使合同撤销权是不科学的,应改以意思表示方式为宜。撤销权的行使主体应为在合同中有瑕疵意思表示或者受到不利益或损害的当事人,而不是双方当事人。关于撤销权的行使时间,《合同法》第55条的规定对于因被胁迫而订立合同的撤销权人而言并不合理;撤销权存在的最长期间,有必要作出具体规定;判决确定后能否行使撤销权之问题,立法上应予以明确。关于合同撤销权行使的效力,应采取“溯及”之立法技术。     

商品房质量瑕疵与买受人拒绝受领权关系问题之探讨 ——以非主体结构性质量瑕疵为重点

目前司法实务中占优势的观点认为,根据《合同法》第148条的规定,买受人以标的物质量瑕疵为由拒绝受领的,相关质量瑕疵应达到根本违约的程度.这是对《合同法》第148条的误读.买受人的拒绝受领权是一种程序性权利,既可以基于实体性的合同解除权而产生,也可以基于买受人对瑕疵给付所享有的瑕疵补救请求权而作出.如果出卖人交付的标的物不符合合同约定或者法定的质量标准,只要相关瑕疵不属于显著轻微或无法补救的情形,买受人就有权拒绝受领,要求出卖人按照合同约定进行补救后重新交付.如果出卖人拒绝按照合同约定进行瑕疵补救或因补救瑕疵导致迟延给付的,应当承担拒绝履行或迟延履行的违约责任.     

论违背形式强制的法律后果

关于违背形式强制的法律后果，《合同法》第36条与第37条既未意识到区分法定形式强制与约定形式强制的必要性，又异乎寻常地采纳了早已被近现代民法摈弃的合同不成立规范模式。产生此种立法状况的根由，在于未认识到签字或盖章的意义不是决定合同成立的时间，而是合同成立的必要形式要件。为防止形式欺诈，保护另一缔约方的合理信赖，应限缩解释《合同法》第36条与第37条的规定。     

论CISG中的货物相符规则及其证明责任

货物相符问题是国际商事纠纷中经常遇到的问题之一。CISG第35条是规定货物相符规则的主要条款,对于该条款的解释应当结合公约的几个基本原则,如意思自治、国际性、合理性等。在涉及货物相符规定的证明责任分配方面,应当按照能够从待证事实中受益的一方承担举证责任的原则处理。我国法院在适用CISG第35条时,不能仅按照我国合同法的思维模式去解释,而应当充分考虑到CISG统一适用的价值取向,并适当借鉴有国际影响的典型判例。     

通往“合理期间”之路——基于“慷慨的一个月”大致基准和有关“不利益”的政策根据

为标的物的不适约确定一个合理通知期间,德语区近年来兴起的经验是以"慷慨的一个月"为大致平均基准,美国法上则是以出卖人是否可能遭受"不利益"为政策指引。前者着眼于法律适用的统一性和可预期性,但也因过于固定而受到批评;后者具有较强的个案适应性,不过对法律适用的统一性影响较差。应承认通知期间规则背后有多元的制度目标,包括保障出卖人及时补救、搜集有利自身的证据和减少违约损失等。这些政策根据主要可归结为保护出卖人免受不合理的实质不利益。我国适宜构建以有关"不利益"的政策为根本指引,以相对固定的起始范围为辅助工具的合理期间确定模式。《买卖合同法解释》罗列了诸多确定合理期间的考量因素,其中的位阶和内容值得厘清。     

合同通知解除中相对方异议规则的解释论

合同通知解除中,最终能否发生合同解除的效力取决于解除方实质上是否拥有解除权,而非程序上相对方提出异议。相对方提出异议在性质上属于意思通知,应允许多样化的通知方式以降低行权成本,以鼓励相对方及时提出异议。异议的作出能够暂时阻止合同发生解除效果,解除方可请求权威机关确认合同解除的效力。异议应受期间限制,相对方逾期提出异议则不发生相应效力。尽管可以事后通过提起违约之诉的方式启动法院对合同解除与否的审查程序,但可能面临合同不能被实际履行的风险。同时违约之诉受诉讼时效期间限制,异议期间与诉讼时效期间的双重限制在给予相对方多重选择的同时,能避免合同效力长期处于不确定状态,达成当事人双方利益平衡。     

对我国合同法调整范围的探讨

本文作者从合同的概念入手 ,进而认为 ,现行《合同法》的调整范围应作扩大解释或修订 ,并主张我国合同法的调整范围应当界定为“私法上的合同” ,这不仅有利于我国合同制度与国际通行做法衔接 ,而且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 ,使之真正发挥“统一合同法”的作用 ,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 ,有利于培养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的合同法律意识 ,有利于促进我国的民主和法制建设。     

简析《合同法》第六十四条的性质

学者一般认为《合同法》第六十四条确立了我国的利他合同制度。利他合同制度最重要特征是第三人的独立请求权,而《合同法解释二》却规定该条规定中的第三人不能是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合同法》第六十四条的性质是什么?文章就该问题,从目前对该条规定性质的认识以及从法律解释和实务的角度对于第三人请求权进行解读,最终得出《合同法》第六十四条的实质就是对"经由被指令人而为交付"。     

解除权问题的疑问与释答(上篇)

在无法定及约定且无催告的情况下,解除权的除斥期间适用或者类推适用的司法解释的规定,在违约责任已经罹于时效的情况下使解除权消灭或不得行使的思路也值得考虑.约定的除斥期间过长时,法官可以根据个案情形和公平正义予以限制,未来的立法应对此作出规定.尽管解除权为形成权,解除的通知到达对方当事人处即发生解除的效果,不因对方当事人的异议而改变,但我国合同法第96条第1款关于解除异议的规定仍然具有价值,不宜全面否定,不过需要解释.     

《合同法》中合理期限规定的理解与适用

"合理期限",在《合同法》总则中前后使用共计6处之多,分别出现在第二章(合同的订立)第23条;第四章(合同的履行)第69条;第六章(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第94条、第95条;第七章(违约责任)第110条、第118条。适用的条件和情况分别是:承诺到达要约人的期限;中止履行后对方未恢复履行能力并且未提供适当担保,中止履行的一方可以解除合同的期限;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仍未履行,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的期     

胁迫相关问题探讨--兼评《合同法》之规定

胁迫作为有瑕疵的意思表示,在各国民法中都有明确的规定,其构成要件有五个方面:一是有胁迫行为;二是有胁迫的故意;三是胁迫须非法;四是被胁迫人因胁迫而产生恐惧心理;五是被胁迫人基于恐惧而为意思表示.我国民法规定胁迫的对象可以是公民及其亲友或法人,笔者认为,对亲友的范围应作扩大解释,同时,胁迫不仅仅限于表意人之相对人,也存在着第三人胁迫的问题.胁迫的效力,我国合同法规定了三种情况:受胁迫而损害国家利益时,合同无效;其他情况则可撤销;受胁迫人不行使撤销权的则合同有效.其中合同法规定的撤销权包括变更的情况是较为合理的.关于撤销权的行使,我国合同法的规定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即将除斥期间的起算规定为自合同成立之日开始.这样的话,受胁迫人因为受胁迫可能在该期间内不能行使权利.因此,规定为胁迫终止后开始计算较为合理.     

论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中的配置比例标准——兼谈违反“应当首先满足业主需要”规范的法律后果

《物权法》第74条第一款的规范性质依照文义和规范目的解释,其不同于任意性规范,不是对合同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的解释或者补充,应当属于强制性规范的范畴。针对建筑区划内车位的属性不同,"应当首先满足业主需要"的义务主体不限于开发商,还包括拥有专有车位的业主和共有车位的权利主体——全体业主。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条配置比例标准的理解,应当区分专有车位和共有车位,分情况满足配置比例的要求。违反此种具体强制性规范的法律后果,结合《合同法》第52条第(五)项的规定,应属无效。     

违反需登记型合同的救济方式

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一般而言,依法成立的合同的成立时间就是生效的时间。但也有例外的情况,一是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约定附条件或者附期限生效,那么自条件成就或者期限届至时生     

论工程合同的违约行为与债务不履行之比较——基于合同法和我国台湾地区 “民法”的比较

工程之执行往往具备工项复杂、履约期长、金额庞大之特性,故而工程合同之履行期间常有违约行为之情况; 观诸我国台湾地区 "民法",显见其仅设承揽合同之规定,此种情形对于工程合同之制定显非致密,故实有必要参考工程惯例及法院实务见解,方得健全工程合同的违约责任制度。本文首先以大陆《合同法》探讨工程合同之违约特性及违约类型; 其次以我国台湾地区债法探讨工程合同之债务不履行类型,包括给付不能、给付迟延与不完全给付; 又更进一步以公共工程合同为中心,将大陆《合同法》之违约行为与我国台湾地区 "民法"的债务不履行作剖析比较,最终以我国台湾地区目前常见之违约具体案例,凸显公共工程合同的违约行为应在 "政府采购法"的基础下,应如何借镜大陆《合同法》采违约责任之优点与我国台湾地区在债法上既有之丰富的实务、学说,以此建立更完善之制度以解决工程合同的履约争议案件。     

析合同诈骗罪之合同

●新制定的《合同法》使得合同的适用范围急剧膨胀 ,如果合同诈骗罪的合同等同于《合同法》中的合同 ,将使普通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难以区分 ,并出现“特殊法条”架空“普通法条”的混乱现象。因此 ,应将合同诈骗罪的合同界定为书面形式 ,不包括口头形式及其他形式。●合同诈骗发生于签订、履行合同过程 ,但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签订”的概念与《合同法》书面形式的规定产生了错位 ,因此 ,有必要将刑法中的“签订”改为“订立” ,或对“签订”作广义解释。按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 ,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     

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的界限:从体系解释的角度

欲划清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的界限,须用体系解释的方法。体系解释不仅要求形式上将刑法作为整体,做到上下文结合、总分则结合、刑法与其他部门法乃至宪法结合,而且从实质上将刑法作为价值体系,用刑法规范的目的即保护社会关系来区分和联系不同的犯罪。只有坚持刑法的形式体系统一于实质价值,才能厘清"合同"的含义、范围及刑法第224条合同诈骗罪、第266条诈骗罪法条竞合关系的性质、适用。     

租赁标的瑕疵与合同救济

租赁标的使用存在公法限制,构成瑕疵;其救济路径除依瑕疵担保主张违约责任之外,尚有依意思表示存在瑕疵(重大误解或者欺诈)主张撤销合同的可能;两种救济路径可由当事人选择。由于权利瑕疵与物的瑕疵在我国法中的构成要件及法律后果均有差异,故对于两类瑕疵进行区分,仍有实际需要。中国合同法在统合瑕疵担保与违约责任的道路上,仍有必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权利瑕疵与物的瑕疵在此处的区分,并无"标准答案";我国实务以标的物受公法限制为一种物的瑕疵,值得赞同。检验通知义务属于不真正义务,检验期间属于除斥期间。瑕疵担保义务属于主给付义务的内容,在其违反具有重大性而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场合,可以发生解除权。减价责任的适用通常因当事人行使减价权而引出,惟亦不妨裁判者不经当事人主张而适用减价责任。减价责任虽系物的瑕疵场合的法律后果,在权利瑕疵场合,亦有类推适用的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