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重强化代表的权利意识

人大代表是人民选派到国家权力机关中的使者，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志参加行使国家权力，人大代表的权利意识如何，将直接影响到人民代表大会的议事质量和效果。随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地方各级人大代表的权利意识明显增强．人大代表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生活和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作用愈来愈重要。     

权利政治的流变——关于权利与国家理论的一个思想史考察

权利政治是以个人权利为出发点,通过国家与市民社会相分离、权力分立来限制国家权力,通过法治来保障人权和公民权利的现代政治.本文试图按照从霍布斯到福柯的理论线索,揭示权利政治从18世纪到20世纪发展进程中面临的内在矛盾、名实纠葛以及遭遇到的流变.本文认为,现代社会中与个人权利发展相伴随的国家权力增长需要引起重视,在通过法律保护个人权利的同时,也应寻求权利实现的社会途径.     

权利的实现与“有限侵害性”的社会权力——从贫困治理出发的思考

如何实现、保障和发展公民所拥有的法律上的权利?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不应该再继续局限于国家与市民社会两分法这样一种简单化的理论框架。因为在当前,这一理论框架只是驱使研究者关注国家权力如何从社会中退出,关注国家权力对社会自治的侵害,而忽视了对社会权力的有限侵害性特点的研究。社会权力的有限侵害性最鲜明地体现在公民社会基本权利的保障和实现中,也即对贫困的治理。     

浅议权力与权利的关系

权力与权利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一直是困扰我国民主政治生活和社会管理的问题之一。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平衡与协调是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安居乐业的基本条件。如果权力过于膨胀,权利则必然萎缩;反之,如果权利过于膨胀,没有足够的权力空间,导致无政府状态,社会失去秩序,最终损害的仍然是公民权利。究竟应该如何平衡二者之间的关系,化解二者之间的冲突,最终实现二者的平衡协调发展,这不仅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也是需要迫切解决的实践问题。     

权利社会与权力配置

本文在揭示权利本质的基础上,通过对古代权力社会的对比,得出当今社会是权利社会的结论.权利成为人们生活的基础和核心,人的一切活动既基于权利开展,又以权利为归宿.紧接着,试图从权利与权力的关系找到在权利社会中如何进行权力配置的切入点.权力来源于权利,权力的初衷是对权利的保护,而权力的不合理设置也会导致侵犯权利,它们之间的这种辩证关系要求我们对权力进行科学合理的配置在明确控制权力的指导思想下,要合理的配置中央与地方之间以及立法、司法和行政机关之间的权力.     

“权利与权力”框架下的防卫权

从防卫人与不法侵害人角度出发,正当防卫的实质是权利与权力的关系。晚近发生的案件往往是权力与权利未实现有机结合、有所失衡引致。在警察防卫权中,国家权力和警察自身权利以及国家权力与他人合法权利都需要觅得平衡。应理性对待正当防卫,不应放大其社会功效。     

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与公民

随着“人和公民的权利—国家权力”范式在启蒙时代的建立 ,民族国家与公民开始发生一种“直接面对面”的联系 ,民族国家循着“权利”和“形式法律”之名日渐深入到公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全球化背景下 ,这一格局受到了挑战。国家与公民的直接联系为社会权力中介所隔断、全球精英游离于国家权力之外、公民依凭世界性力量反对国家等情况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民族国家与公民“直接面对面”的模式 ,同时 ,这些新变化和新趋势也为现代社会走出“日常生活的国家殖民化”提供了机遇和可能     

从民事审判权谈民事审判方式改革

民事审判权,是法院对民事案件进行审理并通过审理对案件作出裁判的权力.②它是国家司法权的组成部分,属于国家基本权力之一部.从形式上讲,它源于宪法和法律,是国家管理国民和治理社会的一种权力.而在现代民主国家,根据主权在民的原则,国家权力来自于民众,即任何国家权力,都来源于国民的权利.国家权力设定的目的,在于服务于国民权利,权力是保障权利实现的手段,③作为国家基本权力之一部的民事审判权当然也不例外.因此,从本质上讲,民事审判权是服务于当事人诉权的一种权力,是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得以实现的手段.     

社会组织多元社会治理中的自治与法治

社会治理模式的创新是政府与民间逐渐走向良性互动的双赢选择。作为多元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支撑,社会组织通过权利诉求彰显主体性精神,并因审批登记的部分放开而实现数量增长和公益性提升。在内在机理上,社会组织的成长植根于权力的结构性转移和多元化流动、受益于权力和权利的相互转化、社会民生的内在诉求和国家向社会回归总体趋势的驱动。社会组织的发展与壮大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新型权力制约机制,促进了法律主体从个人向组织的发展,推进了从社会组织自治到社会自治的进程,并最终发展了从国家主导到多元治理的治理模式。     

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和谐之道——评陈雄《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规范理论》一书

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之辩在政治社会是一个永恒的命题,陈雄〔1〕作为一名宪政学者,这本新作的关注点也正在此。他尝试以权力与权利之辨为进路,以达法治;以宪法为纽带,探讨在宪法上如何配置国家权力和保障公民权利,在法治的视野下谋求二者平衡,最终实现宪政和法治秩序下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和谐。本书开头作者运用历史分析和说理论证,从国家权力特性、宪法规范本质、国家权力规范主要内容     

论行政执行权利控制的必要性

行政执行权力是行政机关依法管理国家事务,执行国家决策的基本权利.行政执行权利不断扩张的内在必然性和自身的特性,使其可能危及国家的统一,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极易造成对公民个人权利的侵害、权利异化和权力腐败的滋生.对行政执行权利进行控制,有利于保证国家统一,社会稳定,体现人民民主专政,防止权力异化,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促使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使行政权利能够正确行使和高效发挥,因此,对行政执行权利进行控制是十分必要的.     

论宪政的实证评价标准

宪政的实证评价标准至少涉及到这样一些基本问题：宪法是否规定了合理的权利体系与权力结构,实现了对权利和权力的平衡配置;宪法的规定及其实施是否保证了法律创制的合法有效性,法律体系是否为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提供了必要的法律生活模式;国家权力能否得到有效的控制;司法是否具有独立性,人权是否获得切实的司法保护。     

无罪推定与刑事诉讼中的"国家权力哲学"

贝卡里亚在社会契约论基础上第一次提出了无罪推定原则,其主旨在于反对封建刑事诉讼制度中对被告人的刑讯———这一合法暴行。随着人类社会民主、法治进程的发展,无罪推定的内涵在不断拓展。无罪推定原则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刑事诉讼制度的宝贵路径,即应如何把握刑事诉讼中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结构性关系。现代刑事诉讼中国家权力应遵循的“哲学”是:国家权力的谦抑性、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权利制约权力及国家机关对权利主体的诉讼关照。无罪推定的宪法化与国际化趋势,进一步说明了这一原则在现代刑事诉讼中不可动摇的核心地位。     

论法律与社会利益——对市场经济中公平问题的另一种思考

本文认为传统理论对于“社会利益”的理解存在偏差,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的社会条件。作者论证了社会利益是一种独立、具体的利益,分析了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及其权利)和国家利益(及其权力)的关系,指出: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可以互相转化但不能相互取代;从利益关系结构上分析,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不能形成对应关系,社会利益不等于国家利益;从权利关系结构中来看,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相对应;强调社会利益不等于加强国家权力干预。鉴于市场行为存在破坏社会公共利益的不公平的负面效应,鉴于权力过份干预的弊端,有必要强调国家权力应当基于社会利益,保障社会利益应当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种新型公平观念。     

权利辩证法：霍布斯权利学说的论证逻辑

霍布斯的自然权利是目的权利(自我保存)和手段权利(独占万物)的矛盾统一体。自然权利在目的和手段上的二律背反,一方面必然产生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自然状态,另一方面又必然产生要求克服战争状态、实现永久和平的自然法则。自然权利的这一内在矛盾,通过其自我扬弃,分化为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自然状态中战争与和平、独占与自保的二律背反(正题和反题)和政治社会中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对自然状态的扬弃(合题),构成了"权利的辩证法"。霍布斯的权利辩证法,揭示并影响了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对立统一关系。     

洛克有限政府理论的逻辑演进

个人权利与政府权力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是近代西方政治理论的核心问题,个人自然权利的适当自由与政府权力的适当履行关系着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洛克的有限政府理论就是权利到权力逻辑演进与博弈平衡的理论经典。洛克在自然状态,天赋人权的自然权利的条件下,以个人权利让渡给政府权力为逻辑起点,通过分权制衡和法治,系统严密地推导出有限政府理论,试通过权力源于权利,权利高于权力的逻辑演进,构建起有限政府的权利政府观,从而达到政治社会的稳定,社会秩序的和谐。     

论检察权定位中的制约因素

检察权在国家权力中的定位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因此,考察这些制约因素,对正确界定和理解检察权就显得十分重要。其中,国家因素的制约作用主要体现在:国家意志是检察权产生和发展的原动力,国家任务是根本要求,国家权力结构模式是具体影响;人民因素的制约作用体现在:人民主权是检察权产生的理论基石,人民权利的让渡是现实需要,人民合法地决定检察权的地位源于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社会因素的制约作用体现在:社会权力与检察权的分离与契合,市民社会权利的让渡赋予了检察权的监督职能。     

司法审查: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基准程序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于2004年在我国成为宪法原则,并将在立法、执法和司法各个领域推动和发展人权事业.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核心内涵是尊重人的人格尊严,保障任何人受到人的待遇.保障人权的主要义务主体实质上是政府,因此,要求国家不仅通过立法、行政活动推动人权的进步和发展,而且要求立法、行政活动在保障人权的程序规则下运行.由于社会生活中不断发生权力与权利、权利与权利的冲突,又由于在权力与权利冲突中受害的总是权利享有者一方,因此需要在权利受侵害时予以救济,即所谓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公正、民主、科学的程序就是处理权利与权力冲突的不可或缺的救济措施.倘若立法者制定违反宪法、侵犯基本人权的法律,行政主体违法行政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刑事检控机关非法剥夺受刑事追究者的人身自由,公民将如何面对强大的国家权力的侵害或可能的侵害?     

集中性民事权利的滥用及其控制——兼论公法控权理论之引入

民事权利经过集中和整合可能质变为强大的权力性权利。这种权力性权利易于被滥用,是民法应予控制的对象。传统的民法控权理论没有区分权利的大小强弱,并且过分倚重国家权力而忽视社会的自治力量,无法控制权力性权利的滥用。民法应当运用分权控权、社会控权、程序控权、弱权整合等控权方法,来控制权力性权利的滥用,以实现从调整平等关系到增进平等关系的转变,并努力促进公法与私法在控权理论和观念上的互动。     

商会自治权性质探析

商会自治权既具有权利属性,又具有权力属性。商会自治权在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中体现出权利属性,其是一种消极自由权。在与商会成员的关系中,商会自治权则表现出权力属性,其是一种社会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