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本位:现代性国际法的动力特征

21世纪的国际法律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见证了多边主义的退潮和国家单边主义甚嚣尘上的事实境况.国际法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应如何界定、如何促进国际社会的良性运转,是一个在认识现代性国际法过程中值得深入思考并清晰论断的关键问题.自17世纪现代国际法产生并逐渐定型,国际法律体系的运行进程就不断呈示和强化着国家本位的特征.具体表现为:国际法以国家的利益诉求为规范确立的起点;国际法以国家意志和意愿作为其效力的依据;国际法以国家行动作为其发挥作用的主要动力.因而,国家本位是现代性国际法的基本特征,也是长期处于国际关系大环境中的必然表现.国际法的国家本位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国家的独立自主,强化了国家主权,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单边主义,忽视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甚至容忍了强权政治.为此,国际社会有必要在现有的国家契约基础之上通过观念塑造和实践引导而构建国际社会契约,避免国家本位在国际法中的极端发展,促进国家利益与国际社会利益的协调共进.     

权利政治的流变——关于权利与国家理论的一个思想史考察

权利政治是以个人权利为出发点,通过国家与市民社会相分离、权力分立来限制国家权力,通过法治来保障人权和公民权利的现代政治.本文试图按照从霍布斯到福柯的理论线索,揭示权利政治从18世纪到20世纪发展进程中面临的内在矛盾、名实纠葛以及遭遇到的流变.本文认为,现代社会中与个人权利发展相伴随的国家权力增长需要引起重视,在通过法律保护个人权利的同时,也应寻求权利实现的社会途径.     

俄罗斯早期市民社会的形成和发展——以社会、国家及社会舆论为视角

17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俄罗斯国家管理体制的演变和社会与国家的相互作用，是俄罗斯早期市民社会形成的社会学基础，从中也可以进一步理清俄罗斯社会从管理客体转变为管理主体的历史演变过程。作为社会与国家沟通主要渠道的社会舆论界在俄罗斯早期市民社会形成过程中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国家与社会的每一次冲突与调和，国家暴力与革命者暴力的每一次角逐．舆论界总会向独立迈近一步。俄罗斯的社会现代化进程是以一种病态的方式进行的，君主——社会现代化的创始人和长期以来的领导者最终也以垮台而告终。最终，由于最后两位皇帝的缺点以及舆论界忍耐力、睿智和远见的缺乏导致了布尔什维克主义革命。     

论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关系

国家与社会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国家和社会的本质关系是社会普遍利益与社会特殊利益之间的冲突与平衡,表现形式是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利之间的影响和渗透。虽然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论证了社会主义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的一致性。但是,当下中国并非完全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而是受多元经济利益、多种文化价值观念影响并融入中国传统思想,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以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矛盾和冲突在客观上是存在的,也是不可避免的。通过国家的强制执行力和社会的道义评价力调适、减缓和化解矛盾,实现社会和谐是当下中国所需解决的主要社会问题。     

经济、社会变迁与国家重建:改革以来的中国

论文运用波兰尼的"双向运动"理论以及一种国家与社会互相构建的逻辑,分析经济改革以来中国的国家重建及其现在与未来所面临的挑战。论文的主要观点是:从经济改革直到最近的治理转型,中国的国家重建主要是在市场化运动这个单向运动的推动下进行的。然而,进入21世纪后,国家重建不得不在市场化运动和社会自我保护运动这两个方向相反的"双向运动"的张力中展开。这就是挑战之所在。为了应对这一挑战,中国必须重构国家、市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     

共产主义社会与温特的世界国家

在进入21世纪不到几年,温特就用一篇《为什么世界国家不可避免?》,在国际关系理论界引起不小的争论。本文将其所设想的"世界国家"和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共产主义社会进行比较,一探"世界国家"结论的逻辑性和合理性。     

“需要国家干预说”的法哲学分析

“需要国家干预说”是 20世纪中国经济法学最重要的学说之一。有限理性假设、国家适度干预、经济民主、社会公平、经济法治是其基本的法哲学叙事立场。国家是干预需要的满足者,“需要”是通过干预重建经济自由秩序的法律理由。国家超越市场利益关系对经济进行干预调节,国家干预由此构成经济法的基本哲学范畴与法理标志。经济宪政哲学是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哲学进路,通过经济民主机制设定的干预才能避免经济专制,国家与社会成员共同分享经济权力才能保障干预的社会性与民主性,干预的达成并非一定为了公共,公共中的个体主义是结成公共的价值指引。     

浅谈对经济法的认识

经济法以独立的法律部门出现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其产生的过程当中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由自由放任主义、国家干预主义、公共选择理论等理论指导的经济生活时期,当中反映了政府与市场二者互补、互动的关系,说明了社会经济是一个动态平衡的状态,需要充分运用市场与政府的良性互动作用。经济法最基本的属性就是体现了国家运用法律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我们希望将政府干预放在一个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合理框架内,需要政府干预的才干预,不需要政府干预的由市场充分发挥其基础性配置作用。     

民俗习惯在我国民事审判中的运用

一直以来,民俗习惯有如舞动在国家法律和社会价值之间的精灵,承载着太多的分歧与争论。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于国家制定法以外的习惯法或民间法的研究逐渐成为我国法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其中,民俗习惯是作为民间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进行研究的。     

经济法的利益观

受到以主客观分离与对立为出发点的二元思维模式的影响 ,在社会结构方面形成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分立的二元理论 ,在法学领域中也形成了以规制政治国家权力为主的公法部门和以调整市民社会关系为主的私法部门的二元划分。随着社会的发展 ,传统的关于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截然分开的理论受到挑战 ,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日渐融合 ,经济法的出现是这种趋势在法律上的体现之一。经济法作为贯穿于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领域的一个新兴的法律部门 ,其利益观体现出一定的综合性 ,融合了运行于市民社会中的私法与运行于政治国家中的公法的双重特征。经济法虽然以社会利益作为其首要的保护目标 ,但其对社会利益保护的实质是以个人利益为核心的个人利益、国家利益、社会利益之间协调的结果。     

福利权、福利国家与现代行政法任务的变迁——胡敏洁博士之《福利权研究》述评

一、引言 进入21世纪之后,当一些欧洲国家尤其是北欧瑞典等国家的福利制度弊病迭出时,后发展中的国家却在为福利与社会安全制度的如何构建劳神不已.在中国,与福利制度有关联的"福利权"、"福利国家"和"行政法的任务"等关键词不断地呈现在学者的论著、政府的工作报告甚至大众媒体之中,在相当程度上成了当下社会主流话语之一.     

推进国家与社会治理法治化

推进国家与社会治理法治化是马克思、列宁关于"国家治理"理论的基本要求,是新时代治国理政的重大创新发展,此举对于应对大数据时代国际竞争与挑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意义重大。加快推进国家与社会治理法治化,需要树立科学的国家与社会治理法治化的理念,明晰国家与社会治理法治化建设的基本任务与要求,加快政社分开的法制建设,加快培育社会组织,营造国家与社会治理法治化的人文环境。     

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制度体系的功能建构

制度建设作为现代国家治理的核心内容和首要任务,发挥着衔接和支持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良性运作的根本功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功能体系建设主要包括社会动员与政治整合、资源汲取与利益分配、关系协调与国家稳定三个方面。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制度建设推进国家权力向社会系统有效渗透并充分汲取所需资源,在对市场实施宏观调控的基础上实现社会成员生活改善与利益关系均衡,从而巩固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制度化互动关系。     

社会保障国家:法治国家的新蓝图

现代社会是风险社会,社会风险只能经由社会化途径解决,国家经由立法、行政与司法体系对社会进行干预使现代国家逐渐成为社会保障国家。社会保障的发展产生了社会保障权等社会基本权,这些权利的实现需要经历从宪法到法律的途径,社会保障等给付行政应当适用法律保留原则,将社会保障国家逐渐地纳入到法治国家的新蓝图。     

福利社会与发展中的斯堪的纳维亚福利国家

欧洲各国致力于福利国家的建设已逾百年,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各国在社会投入水平和福利机构方面的巨大差异至今仍在,但是各国对于福利社会的可持续性的认可和公众对福利社会的高度承诺则是基本一致的.各福利社会有来自各方面的维系: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公司企业、家庭和自发组织的机构.不同的福利社会体系与它们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对欧洲各福利国家有着不同的意义,形成了具有不同特点的福利制度.在20世纪最后十年里重建福利国家的痛苦过程中,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一直是整个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社会问题的争论热点.然而到目前为止,效率与平等之间的冲突大多得到了解决,在北欧五国都保持了福利政策的稳定.该地区独特的历史经验并不排斥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和机构为了发展福利事业而积极推行普及政策所做出的努力.     

国家与社会:法治的价值选择

社会与国家的逐渐分离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必然结果,也是社会进步与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这种分离为当代中国正在进行的建设法治国家与法治社会奠定了基础,也为现代法治注入了新的内涵,即现代法治是法治国家与法治社会的统一。因此,当代中国法治的建构,必须要在国家与社会之间作出正确的价值选择,以保持法治社会与法治国家之间必要的张力与平衡,最终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论国家义务概念之确立与发展

对国家、人权思想变迁的基本史实与思想史进行简要梳理,论述国家义务是国家起源的孪生物,国家义务是实现国家目的的有效途径,凡人权所在之处,即为国家义务并行之时,相关制度设计为国家义务的确立提供了可行性方案,发现国家义务形成于《大宪章》时期,确立于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以及阐述其在近当代的发展变迁,并进一步总结出国家负有人权保障义务属应有之义.     

社会、国家与法——从法的视角思考国家回归社会问题

社会与国家在经历了曲折的合一与分离的往返运动之后 ,国家最终要溶于社会之中而实现向社会的回归。本文讨论了在具有长期专制主义传统的中国 ,法在促进国家不断回归社会中的作用 ,指出法是国家回归社会的桥梁 ,法必须也能够成为制约国家、特别是政府 (行政 )权力的重要力量。通过对权力的制约 ,使国家权力逐渐向社会回归 ,最终实现国家溶于社会的伟大目标。     

国际新形势下国家责任制度的新发展

国际责任是现代国际法上最重要的制度之一,有关国际责任的实践,在近代国际法形成之前就已出现了。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国际组织的不断发展、国家空间活动的不断增多、国际环境问题和国际恐怖袭击活动在部分国家和地区的日益严峻,国际责任也被赋予更多的内涵。本文指出探讨国家责任在新的国际形势下的新发展,对于强化国际法的约束力和威慑力,促使国际社会成员更加积极地履行国际义务,从而更好的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有深刻的意义。     

法国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改革的历程及成效

自20世纪60年代始,法国开启了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改革的进程。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探索与实践,法国国有企业管理体制实现了从以"行政管理"为主到"合同化管理"为主,再到以"国家股东管理"为主的转变。实行国家股东管理不仅实现了国家作为资本所有者的职能与其作为行政监管者和公共服务提供者等职能的分离,也提高了国家对国有资本管理的专业化程度。再加之国有企业内部董事会运作机制的完善,新型管理体制不仅在实现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方面成效显著,更在优化国有资本投资、实现国家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中作用积极。法国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改革的经验对于我国深化国企改革中国资委职能的重新定位、国有企业内部治理机制的完善以及国有资本布局的整体规划等均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