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抓捕的滥用看法定侦查到案措施的缺陷

相对于法定的传唤、拘传、拘留、逮捕等侦查到案措施而言,非法定的口头传唤、留置、抓捕等侦查措施在实际公安工作中使用得更为广泛。审批程序耗时和到案期限紧张造成法定到案措施适用率低下。与之相比,非法定侦查措施具有适用条件灵活、使用机制简便的优点,但也有权力滥用、不当限制权利的倾向。本着坚持犯罪控制与人权保障的原则,法定侦查到案措施的完善应当整合二者的优势,结合公安工作实际,建立一个协调一致、适用灵活的到案措施体系。     

侦查到案制度:从现实到理想——一个实证角度的研究

传唤、拘传、口头传唤、留置、抓捕构成了实践中的侦查到案措施体系。对三个典型地区公安机关的调研表明,法定到案措施与非法定到案措施的适用明显错位。根据研究资料分析:审批程序耗时与到案期限紧张这两个因素造成了法定到案措施适用率低下;相比而言,非法定到案措施具有适用条件灵活、适用机制简便、适用手段具有不同程度的强制性以及适用期限弹性较大等特点,由于这些特点,侦查人员较愿选择非法定到案措施。实践中到案措施体系的犯罪控制功能显而易见,从程序正当角度评价,这一体系的运行既有权力控制的倾向,也有权力滥用、不当限制权利的倾向。侦查到案制度的改革应坚持犯罪控制与人权保障相平衡的理念,汲取实践中的理性做法,适当参考国外同类制度,建立一个逻辑严密、协调一致,能够充分应对各类案件特点和证据条件的到案措施体系。     

新《刑事诉讼法》背景下侦查到案制度实施问题研究

为了提高侦查效果与加强人权保障,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新增了口头传唤措施,并延长了传唤、拘传期限。对两个经济水平差异较大的地区的考察发现,新法实施以来,口头传唤和留置适用率很高,而拘传或传唤很少适用,这与其被扩张性适用和强制性适用直接相关,而到案后的羁留期间被侦查机关任意控制,虽能满足侦查需要,却极易侵犯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无论是根植于侦查实践的合理性需要,还是域外立法或司法的成熟经验,均映射出我国现行侦查到案制度中权力配置的内在矛盾——无证到案手段的不足与临时性羁留权力的过度。长远地看,解决这一矛盾需要在立法层面进行制度重构,最终目标是建立以无证到案措施为主的到案措施体系,以及到案后的期间控制与司法审查制度。     

侦查到案制度之理论建构——从阶段论角度的展开

对于侦查到案制度,无论是个别化研究还是整体性研究,均将研究对象限定为到案措施本身,从而在一种辅助意义上理解到案措施的功能。阶段论研究更具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我国的侦查到案是侦查程序的"中间阶段",现代法治国家则多为"终结阶段"。它们的共同特征是,到案阶段以确认或排除侦查对象的犯罪嫌疑为基本功能,而到案功能的实现以短暂限制嫌疑人的人身自由为基本手段。从阶段论角度,侦查到案制度包括到案措施制度、到案羁留制度和案件处理制度。     

论我国侦查强制到案措施体系的完善

当前公安司法实践中,我国刑事强制到案措施包括传唤、拘传、拘留、逮捕和留置盘问五种。无论立法还是实践上这些措施都存在很多问题。主要问题是没有解决好侦查需要与到案措施体系的合理供给之间的矛盾,而实践中的突出问题则是法外到案措施的滥用现象。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在于本着坚持犯罪控制与人权保障的原则,结合公安工作实际,通过立法建立一个逻辑严密、协调一致,能充分应对各类案件特点和证据条件的强制到案措施体系,使之能够适应各种具体的案件情况,满足合理的侦查需要。同时,明确规定滥用强制到案措施的法律后果,使侦查机关和侦查人员在选择适用各种强制到案措施时更加理性、谨慎。     

职务犯罪自首问题探析

对讯问一词应从实质意义上理解,犯罪嫌疑人先被讯问,无论其后是否被采取强制措施,其投案时间皆为尚未受到讯问时;犯罪嫌疑人先被采取强制措施的,其投案时间为尚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时。经传唤自行到案的是自动投案;经传唤由侦查人员陪同到案的是被动归案。司法机关没有掌握任何犯罪线索和犯罪证据的,应认为罪行尚未被司法机关发觉。     

有关自首认定遇到的分歧问题

从近年来关于自首的司法实践来看，又出现了不少新问题，加上《解释》的内容在理解和适用方面也不断产生新分歧，有必要及时总结和研究。本文试从现行法律的基本规定和刑法的谦抑性入手，对嫌疑人接到侦查机关电话通知后主动到案是否属于“自动投案”、如何理解“仅因形迹可疑被盘问、教育”、传唤到案能否认定为自动投案、等三个问题进行了简要的分析，以期对司法实践有所稗益。     

审查起诉中不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到案难”问题与对策

司法实践中不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大量存在。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部门在办理案件时,传讯不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不能及时到案或者不到案成为多发多见现象。犯罪嫌疑人"到案难"问题,具体表现为三种形式:第一种是不愿、不能及时到案;第二种是负案潜逃,不能主动归案;第三种是负案潜逃后又主动归案,制造"自首"情节。犯罪嫌疑人"到案难"问题严重影响了司法机关,特别是检察机关的刑事诉讼活动进程,造成了较为严重的后果。本文从实务角度出发,对犯罪嫌疑人"到案难"问题进行了总结和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几点对策,以期能够在司法实践中解决"到案难"问题,促进刑事诉讼活动顺利进行。     

侦查羁押制度:问题与出路——从查证保障功能角度分析

研究侦查羁押查证保障功能的意义在于检讨现行的侦查羁押期限配置是否合理.基于调研和对已有文献资料的分析发现:侦查羁押阶段虽有一定的查证保障功能,但与刑拘前阶段相比并无明显优势;尤须指出,逮捕阶段查证保障功能如此微弱,却配置了长达2月之久的期限,而查证保障功能较强的刑拘阶段仅配置了10天期限,致使两种期限的配置产生轻重倒置.基于平衡查证保障与权利保障双重需要的角度,有微调方案、中调方案和大调方案可供选择.以1996年刑事诉讼法传统为基础确定的中调方案较具可行性.无论哪种方案,均应进行取保候审和国家赔偿制度的同步改革.     

正确认识刑事诉讼中的传唤措施

对于传唤乃至其它限制或剥夺自由的措施，关键是要依法适用，按照法律规定的“正当程序”，从保障人权和维护法治的观念出发。其中，加强传唤措施的审查是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权。确认传唤到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成立自首。     

诱惑侦查在毒品犯罪侦查中的合法性判断

诱惑侦查手段在犯罪侦查中存在合法性不足的问题,在实践中的运行处于封闭状态,不符合侦查法治化原则。学界对诱惑侦查合法性界定的"两分法"标准存在缺陷,不能合理地解决诱惑侦查手段在毒品犯罪侦查中的合法性及被告人的刑事责任问题,对诱惑侦查合法性标准实行"三分法",可以较好弥补"两分法"标准的不足。最后以"数量引诱"和"打预谋"侦查方法为例,分析其合法性及其刑事责任。     

谈谈“侦审合一”后的侦查办案

自实施侦审一体化的运作机制以来,侦查办案工作在调查取证、讯问犯罪嫌疑人、办案时限、法律文书制作等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其生成原因是多层面、多方面的,需要通过加大培训力度提高综合素质、完善相关制度、确保取证质量等措施来加以解决。     

论侦查教育创新

侦查教育创新是侦查教育和侦查实践发展的必由之路;侦查教育创新必须富有批判精神和突破精神,侦查教育创新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     

论侦查行为的分类

分类是探寻事物本质的一种方法和路径,这对于侦查行为而言也是如此。通过对侦查行为分类,可以厘清刑事侦查行为的本质,明晰侦查机关权力的具体承担者——侦查行为的价值指向。在比较法的视野下,对不同法系、国家的侦查行为的异同进行研究,从而以科学的态度实现扬弃,可以为权利保护提供不同视角,为精确和严密的立法提供理论依据。     

超越侦查公开与不公开之争——兼论侦查公正的实现

侦查不公开是传统侦查原则,但在一系列敏感案件挑战下以及公众以公开求公正的呼吁声中逐步陷入困境。当前更重要的不是在立法上直接规定应以公开或不公开为原则,而应对侦查信息进行等级化管理,基于不同对象和侦查的不同阶段,明确绝对公开、可以公开和绝对不公开的信息类别以及公开的方式,进而构建更合理的侦查程序制度,重建侦查机关与公众之间的信任关系。     

论侦查认识的客体

侦查认识是一种特殊的历史认识，查明案件事实真相是侦查认识的目的，因此，案件事实是侦查认识的客体，案件事实可以解构为“案件的客观事实”、“案件材料反映的事实”和“查明的案件事实”三种形态。案件的客观事实是侦查认识的本原客体，案件材料反映的事实是侦查认识的中介客体。查明的案件事实是侦查认识的结果客体。     

论量刑信息的调查

确保量刑信息得到全面、准确的调查,是量刑程序改革所要解决的一项重大课题。中国迄今没有引进"量刑前报告"的可能性,也难以将少年司法中的"社会调查报告"推广到"成年人案件"的量刑程序之中。在量刑建议制度的推行中,一直存在着"重量刑结果、轻量刑信息"的问题,而律师在从事量刑辩护过程中也对量刑信息的搜集不予重视,也缺乏相应的制度保障。被害方对量刑程序的参与不仅具有必要性,而且也可以向法庭提供新的量刑信息。为实现量刑裁决的公正性,为了使法官在量刑上的自由裁量权受到有效的规范和制约,法院有必要对量刑信息的调查确立更为合理的程序。     

侦查学史视野下的我国侦查法制化探讨

侦查作为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活动,虽然在打击犯罪,维护统治,保护人民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但其天然带有暴力性和侵权性,由此必然呼唤法制对其进行规制。侦查学科的发展历史与其说是一个学科成熟的过程,倒不如说是促进侦查法制化的进程,侦查学科研究的每一步发展无不伴随着侦查法制化的身影。为此在侦查学史的研究视野下探讨我国侦查法制化的演进。     

双重审查起诉制度的实证研究——市级检察院管辖案件之审查起诉程序的调查报告

目前,我国市级检察院管辖案件①普遍存在由县、市两级检察院双重审查起诉的现象.实证调查表明其未能提高案件的审查起诉质量,相反有违司法公正和诉讼效率.所以,应当将县级检察院对案件的实体审查改为程序审查,使程序向常态的单级审查起诉制度回归.     

职务犯罪特别侦查权探究——以检察机关侦查权的优化为视角

近年来,职务犯罪始终处于易发高发态势,虽然检察机关运用职务犯罪侦查权有力地打击了腐败现象,但由于我国尚未制定专门的反腐败法律,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侦查权存在诸多缺失,难以适应打击职务犯罪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反腐败工作的深入开展,这与党的要求和民众的期望尚有不小的距离。借鉴国外的职务犯罪特别侦查权,赋予我国检察机关职务犯罪特别侦查权,并对其加以程序控制,才能更有力地打击职务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