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影响法律运作的原理、机制与后果

“关系”具有情境中心主义的特征，其运作以情感为铺垫谋求工具性目的，并且容易形成超制度的义务性压力。“关系”本质上是私人性的，在制度运作过程中容易导致公私不分。“关系”以人情与脸面为影响法律运作的核心机制，人情能够产生超法律的义务压力，实现对违法行为的正当化；脸面不仅可能对法律权力进行正向与逆向再生产，还有可能将法律权威异化为脸面的维护。“关系”不仅导致了合法与非法区分的情境化，也导致了法律与私德之间界限的模糊化，并最终使法律运作在结构形象上呈现为表里不一的双层交往系统。为克服“关系”对法律运作的不当影响，需要对法律领域的“关系”实践进行全面规范与限制，确立“关系”实践与法律实践之间的制度屏障，以及树立对于法律运作“表里如一”的制度信任。     

试述中国区际法律冲突的特点及其解决

一、区际法律冲突的特点所谓区际法律冲突是指在一个主权国家内部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区域各自拥有独特法律制度，导致同一民事关系因所涉及的各地区立法不同而产生的法律适用上的冲突，这种存在不同法律制度的区域的国家，被称为“多法律国家”或“复合法域国家”。区际法律冲突，并非每个国家内部都存在，它的产生必须具备以下条件：①在一国内部存在着数个具有不同法律制度的法域；②各法域人民之间的民事交住导致产生众多的涉外法域民事法律关系；③各法域相互承认外法域的自然人和法人在内法域的民事法律地位；④各法域相互承认外法域的…     

信赖理念下的个人信息使用与保护

现行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律规范，以“主客体二元对立”思维下的“理性人”理念为指引，通过强调个人信息主体的自主支配、自主决断和自己责任，来平衡个人信息的使用和保护。为此，个人信息保护法律规范的整体功能，主要限于确保信息主体自主控制的实现，以及保护他们免受可举证证明的非法侵害。但是在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保护的“理性人”理念面临着诸多困境，如“信息决策困境”、“控制权失衡”问题、“责任配置错位”问题、“损害制度失灵”问题、“安全感困境”以及“信赖缺失”问题。这导致个人信息保护法律规范内含个人信息主体和个人信息控制者之间的紧张对立关系，难以有效增强他们之间的互信。为了促进信息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个人信息保护立法应该更新理念，构建一个在“信赖”理念指引下的信义义务制度，以作为对现有制度的补充。     

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表达”与“实践”——以宪法定位与实践的背离为视角

“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定位与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实践存在较大差距和背离，这种背离现象引起了理论界关于检察制度的质疑牙口争论。导致法律监督职能“表达”与“实践”之间背离的原因是法律监督立法本身不协调、法律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移植法治”的路径造成检察制度多元混合体的弊端、制度变革中“立法推动主义”路径的局限以及检察基础理论研究的“内卷化”倾向等。“表达”与“实践”之间的背离对检察工作的影响是双重的，既可能引起理论争议从而削弱检察机关的权威，也可能促使检察机关采取推动法律监督立法、成立专门的诉讼监督机构等多种措施强化法律监督，以逐渐找回自身正当性的定位。     

试论法律领域内规范层面和事实层面的逻辑—句法对应性

从逻辑学和语言学角度分析 ,法律规范和法律事实、法律关系之间存在着某种对应关系。法律在规范层面呈现出“前件 /后件”结构 ,在事实层面上呈现出“法律事实 /法律关系”结构 ,在规范前件和法律事实之间 ,在规范后件和法律关系之间 ,分别存在着对应性关系 ;同时 ,在前件词项和法律事实构成要件之间 ,在后件词项和法律关系构成要素之间 ,都分别存在着对应关系 ;而且 ,就连前件、后件之间的和法律事实、法律关系之间的横向的逻辑必然联系之间 ,也存在着对应关系。这种对应关系 ,取决于规范本身的设定性或规定性特质 ,规范具有设定性或规定性 ,法律才能同其它异质因素区别开来 ,才能够把现实生活中极可能是毫不相关的两个事实强制性地扭结在一起。     

论逻辑思维与法律思维

英国法学家麦考密克和奥地利法学家魏因贝格尔在他们合著的《制度法论》中指出：“法律科学的任务就是要通过了解法律行为和法律规范之间的规范─—逻辑联系与它们作为社会现实（即作为实证法）之间的规范─—逻辑关系来理解法律的充满活力的性质。”“法律能动性理论试图对现行法律予以逻辑的重新阐释，以便用这种方式理解和全面描述现行法律。从法律能动性的观点看，法律的有效性取决于法律体系内在的逻辑联系，从而可能承认法律存在于时间坐标之内。”①可令人遗憾的是，在中国时下流行的法理学论著、教材中，罕有论及逻辑思维与法律思维…     

两岸检察官法律地位之比较

检察官的法律地位，历来是检察制度中最具争议的话题之一，在检察官制诞生之初，即因此而引发法律界的广泛讨论，且绵延至今仍未有定论。检察官的法律地位，涉及三个相关问题：第一，检察官的法律身份究竞是司法官，还是行政官？第二，检察官与警察之间的关系，究竟是“将兵”关系，还是“伙伴”关系，此即检、警关系问题；第三，检察官与法官之间的关系即检、审关系问题。对此，海峡两岸检察官制度皆存在一定的模糊之处，由此延及检警关系、检法关系均存在一定差异。但是，某种程度上延续了大陆法系传统的两岸检察官在基本法律定位方面也存在共通之处，这就是作为法治国的“法律守护人”，发挥着“法律监督”即“国家权力双重控制”功能。     

非营利法人解释

营利法人与非营利法人的区分在于不同的财产权构造，股权缺失引发出法人非营利性目的与法人控制者牟利冲动之间的紧张关系；社团法人和财团法人的区分在于不同的法人意思机关构造，使得非营利性社团法人为自律法人而财团法人为他律法人。非营利法人制度隐含着“经济人”和“道德人”之间的价值张力，使得现代民法既成为市场交易法，又成为市民生活法。因此，未来中国理想的非营利法人制度应该源于诱致性的法律变迁，而非始于强制性的国家管制。     

政府信息公开与基层治理转型——以法规文本和基层实践为基础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是中国迈向信息自由的重要制度举措，其根本点在于将传统封闭、保守的行政改造为“公开性”和“民主化”的行政。它具备制度的理想性，也因此与中国基层政府现实的行政文化与行政过程之间产生了重要的紧张。官民关系的不平等和基层行政任务的复杂化都造成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在基层的“折扣”现象。但作为中国政治改革的一部分，通过制度先行带动实践演进，从而推动文化转型，其“行政民主化”的理想仍然具有可期待性。     

法律与幸福

葛洪义在2007年12月18日的《光明日报》上著文《法律与幸福》说，法律与幸福之间存在着相当密切的关系；幸福感是可以通过法律提升的；法律制度的建设需要把幸福的实现作为一个重要的目标和价值。对所有社会历史问题的分析，都必须从人们的基本物质生活条件和生产活动开始。幸福首先和物质财富的积累相关。国内外的经验都表明，正是因为法律制度的存在和发展，才导致经济的快速发展。西方发达国家一般都是法治国家；中国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就确立了“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方针。可见，经济领域的成就离不开法律的保障。在利益分化、社会分层的社会，法律能够起到定份止争的作用，防止各种强势群体与民争利。     

模仿、续写、改写与合理使用

对已有名著进行模仿、续写与改写等后续创作而形成新的作品 ,是常见的文学创作形式 ,古今中外莫不如此。后续创作不同于改编等演绎性创作 ,根据《著作权法》的立法目的、合理使用的认定条件及后续创作本身的特点 ,将原作的人物、场景等作为背景而体现了后续创作者自己的思想和风格的作品后续创作行为 ,属于著作权意义上的合理使用。     

Authority,Nationality, and Minorities

Prominent normative theories for accommodating minority national groups appeal to the value of national cultures and/or the psychology of group recognition. This article aims to show that an argument from political authority provides a better justification. Building on Joseph Raz's theory of authority,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members of minority national groups are disadvantaged in relation to their majority counterparts under standard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such institutions do not provide minority national groups with comparable access to the conditions for legitimate political authority. Co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for accommodating minority national groups—such as territorial self‐government or power‐sharing—are justified insofar as they might offset this disadvantage.     

Sovereignty, Exception, and Norm

Carl Schmitt's Political Theology is the locus classicus of contemporary discussions of sovereignty. I argue that Schmitt's conception of sovereignty is excessively metaphysical and that it posits an incoherent 'sovereign' ability to decide what shall count as normal. Schmitt follows and radicalizes the late Bodin's claims – themselves the product of a political theology, namely, Bodin 's conversion to Judaism – regarding the necessity of an indivisible and absolute sovereignty. In each,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executive and the other parts of government is reduced to what Schmitt describes as an 'either/or.' This move is a disastrous mistake. The question is not whether exceptions and emergencies such as terrorist attacks are real, but to what extent the executive branch can rightly claim a monopoly on the ability to determine whether an exception exists, and whether its resulting actions will be permanently unchecked and unregulated. Recent work by Bruce Ackerman is a better guide in these matters than the metaphysics of either Schmitt or Bod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