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土地利用中的规制性征收

公共建设是现代行政结构下行政任务的基本构成。城市化背景下,公共建设任务的扩张以及行政任务的多元化,使行政主体难以独自达成庞杂的公共建设任务。规制性征收是通过城市规划将公共建设任务从行政主体转移至私的土地利用主体的法律机制。规制性征收的社会正义性基础在于引导土地利用迈向公平与正义。这种替代性的公共建设模式面临诸多法律问题,因而需要从多维的视角审视其制度合法性。     

“私代履行人”的理论定位及规范建议

虽然《行政强制法》规定行政强制措施权不得委托给私人,但是在代履行中,却存在着"私代履行人"参与公法任务的空间。"私代履行人"理应被定位为行政助手。然而,作为公私协力的模式之一,行政助手理论制度存在一系列争议,需要对委托机关与"私代履行人"的法律关系性质、"私代履行人"的代理权行使及其侵权的行政救济等问题消除歧见。在此基础上,对"私代履行人"的条件、职责、权利义务、诉讼途径及法律责任等进行规范建议。     

节假日免收通行费政策的行政法检视

收费公路私人投资主体收取通行费的权利并非依行政授权而取得的规费征收权,而是依行政特许契约而取得的具有财产价值的私权利。节假日免收通行费政策尽管具有目的上的正当性,但不能基于公共利益迳行限制私人投资主体合法的收费权;所谓的"纠偏"或"警察权力"亦无法为之提供正当化理由。这一政策调整性规范对私人财产权利造成了过度限制,构成了行政征收,只有同时规定补偿条款,这一政府规制才具有实质上的合法性。     

论行政合作契约的法律属性及其法制化进路——在公私合作背景下的展开

行政合作契约形式作为公私合作中最典型的行政行为形式,关于其法律属性在学界争论不一,但就从行政合作契约的参与主体、执行内容以及产生的法律效果来看,应将其界定为行政契约.对公私合作背景下的行政合作契约进行立法规制宜在公法学基本原则的约束下,从公私合作私主体的选任与行政合作契约的签订、行政合作契约的全面履行以及行政合作契约履行障碍时公部门担保责任之保证三个方面为进路进行制度化设计.     

指令型行政辅助：一种正在形成的私人参与行政方式

近年来突发事件频发,风险协同治理成为私主体参与行政的重要情境。在此情境下,因时间紧迫导致略去了事先的详尽考察、强制指令替代了自愿合意、程序简化的概括授意取代了程序完备的书面契约,实际上已经超出了行政授权、行政委托理论的辐射边界,造成私主体身份不明、责任空心化的局面。私主体躲在公权力外壳之下“肆意妄为”,又不能为相对人提供责任回溯的具体文件,在协同治理的口号下悄然进行着行政责任的分散乃至消解,导致公权力向私法逃遁。为此,本文在制度演进和实践样态的交互中寻找理论基点,在厘清嵌入私人参与行政光谱的实质要素的基础上,提出“指令型行政辅助”概念作为归置容器。指令型行政辅助与常态下私人参与行政的控权模式有所不同,主要在于控权重心的挪移,即以事后的责任追究为主、以事先的行为规范为辅,具体包括厘清行政辅助三方主体的法律关系,规范指令和辅助行为的作出形式,并明晰行政辅助侵权责任性质和赔偿责任的分配。     

论行政相关人

行政相关人指参加行政法律关系、与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私主体。行政过程就是行政权力、行政相对人的权利、行政相关人的权利等相互作用的过程。行政相关人与行政行为具有利害相关性 ,其与行政主体之间形成行政法律关系 ,与相对人之间是民事法律关系。增强对行政相关人的研究 ,对于依法行政、促进行政程序制度建设、保障公民权利实现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应急行政主体制度之反思与重构

我国传统应急行政主体制度面临的主要困境是:重分散型和专业型的应急主体,轻综合-协调型的应急主体;重临时型的应急主体,轻常设型的应急主体;重处置阶段的应急权力之配置,轻预备和预警阶段的应急权力之配置;重国家行政机关的应急权力之配置,轻非政府公共组织的应急权力之配置。基于此,我们需要遵循“公”与“私”相结合、“虚”与“实”相结合、“平”与“战”相结合以及“统一领导,分类、分级”等原则来重构我国的应急行政主体制度,形成综合-协调型、专业-技术型和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应急主体“三位一体”的模式。     

我国行政听证制度的发展与完善——昆明小区道路私改公引发的思考

作为我国推进民主行政的重要制度保障之一,行政听证对于扩大决策参与和增强决策民主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昆明小区道路私改公为具体事例说明我国行政听证制度的发展现状,并针对我国行政听证制度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关建议。     

环境公共决策中个体参与之缺陷及其克服——以近年来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个案为参照

当环境行政决策涉及重大环境利益之时,公众基于自身环境利益或者公共环境利益之考虑,常会积极参与行政过程来表达利益之诉求。然而,由于公众个体的参与能力等方面存在先天不足,使得公众个体的参与往往难以发挥有效的作用。因此,在转型期的中国,环境行政参与中更要强化公众参与主体的组织化,改变过多的公众个体无序参与之局面。     

参与行政与公私协调

公众参与行政过程应当是一种实质性的参与,而不是一种形式、一种过场,或者只是获得一种心理安慰。参与的过程包括两个基本的方面,一是意志的沟通,二是利益的协调。其共同特征是＂公＂与＂私＂的协调,社会公众在行政过程中主体性地位的确立,使行政过程中不同法律主体之间的沟通和协调获得了有效的制度形式。     

国家责任与人权保障的契合——行政补偿制度逻辑视角的转换

财产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要保障公民真正的自由和尊严,国家必须对公民的财产权予以最大限度的维护与尊重.同时,公民的个人财产权具有促进公共利益实现的义务,私有财产权又必然受到各种限制.协调财产的不可侵犯性与社会公共福利目标的实现之间的着眼点就落在了行政补偿制度上.行政补偿制度应当界定为一种国家责任,从而最大限度地保障公民的财产权,使国家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关系保持合理合法的状态.     

民事权益受损者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考辨

民事权益受损者本应通过民事诉讼获得救济,一旦其请求行政机关介入查处违法行为或解决民事纠纷时往往会引发行政诉讼原告资格问题.本文采实质诉权说认为,民事权益受损者起诉权的认定应以公法请求权为基础,故需以保护规范理论为工具探寻公法规范中是否包含保护私人利益的指向,而非简单以侵权行为影响论或行政行为影响论判断受害者的行政诉讼原...     

论行政相对人权利的平等保护

行政相对人权利保护的失衡在行政权行使实践中是存在的 ,它给行政相对人应当享有的法定权益造成极大损害。从理论上探讨如何实现行政相对人权利的平等保护就成为当今行政相对人权利保护理论的不可或缺的一个补充。行政相对人权利平等保护的内涵有 :行政相对人权利与法律规范的规定相统一 ;行政相对人权利不因性质改变而易其量 ;行政相对人权利主体对同样权利有相同的权利实现预期 ;行政相对人在相同条件下有相同的权利获取机会。要实现行政相对人权利的平等保护还必须与行政行为理论的完善结合起来。     

保护规范理论反思与本土化修正

保护规范理论的引入不仅关乎原告资格的确定,因为与实体法上的公权利相勾连,其如何适用直接关涉个人权利在公法中的析出路径与范围。就保护规范理论本身而言,其将权益基础限定为公法,使得主观公权利难以识别;其意在行政法内部建立独立的权利义务体系,无法有效应对公私法交织融合的现实;反射利益理论对解决滥诉有益,但也为将权利解释为利益提供了理由。出于我国行政诉讼制度产生于经济政治改革之下的权力监督背景、基本权利条款司法辐射功能缺失等原因,保护规范理论在我国的适用中产生公权利析出范围过窄等现象。批判本土标准不确定性的论者,实际上是没有对本土实践展开充分的理论塑造。我们应该在借鉴保护规范理论权益实定化路径的同时,结合本土已有的要件化判断实践,将原告资格的实定法基础拓展至私法,并增加因果关系要件作为判断辅助。     

行政行为在德国行政诉讼中的功能变迁

行政行为概念功能的变迁,同行政诉讼制度的功能定位有着密切联系。行政行为是为划定公权力边界而创造的概念,当权利保护进入无漏洞救济的时代,行政行为无力承担这一功能,从而不得不让位于主观公权利。如果对行政行为做过于宽泛的界定,可能会导致其本来肩负的程序法上的定型化功能和诉讼法上的类型化功能的衰竭甚至丧失。如果我国行政诉讼也要确立无漏洞权利保护机制,可能需要考虑加强对“合法权益”等概念的研究,以适应权利保护的完整逻辑体系。     

略论物权法与被拆迁人权益的保护

《物权法》树立了平等保护私权的理念，明确了征收拆迁应予补偿及补偿的原则，有利于被拆迁人权益的保护。征收是一个行政法律关系，拆迁补偿则应是一个民事法律关系。应在《物权法》中明确国家是征收及征收补偿的唯一主体，进一步完善征收补偿的原则，以真正落实《物权法》的私权保护观念，切实雏护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     

行政法治视野中的民法典

民法典时代的行政法治面临新的发展契机。民法典直接为行政机关新设了职权行使的依据、划定了职权行使的边界,为人民法院行政审判活动提供了新的准据,从而拓展了依法行政之法的属性。作为民事权利行政保护的规范依据,民法典对行政机关提出了权利消极性保护、积极性保护和创造性保护的三层义务结构要求,有助于实现权利自救与他救、私法保护请求权与公法保护请求权的有机统一。作为行政法法典化的参照系,法律概念的清晰界定和科学分类、篇章结构的逻辑严密是民法典抽象化、类型化和体系化的表征。回归行政法基础理论研究、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行政法释义学,是民法典时代我国行政法治发展的基础性工程。     

没收违法所得的合宪性分析——基于德国刑法上特别没收合宪性改革的启示

没收违法所得是不是行政处罚或刑罚,并不取决于采取总额原则还是净利原则,还需要从其目的上进行判断。财产权属于法律上形成的基本权利,立法机关在确定财产权的保护范围时享有形成自由。违法所得不属于宪法上私有财产权的保护范围,由此也否定了没收违法所得的制裁属性。无论刑法上还是行政法上的没收违法所得更多的是一种矫正不公平财产秩序的措施,与民法上不当得利返还的理由类似。当然,立法在规定没收第三人的获利以及没收前是否对受害人进行退赔时,涉及到对第三人和受害人的私有财产权的限制,应当进行合宪性分析,避免对其私有财产权构成侵犯。     

物权的平等保护与我国行政救济制度发展

我国新近通过的《物权法》确立了对公私物权予以平等保护的重要原则,该原则及其贯彻对我国现行行政救济制度提出了挑战,它要求行政救济制度必须从实体、程序等方面更新一些现有规定,并重视行政救济制度对物权相关权益的平等保护,来实现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物权较彻底的平等保护。     

行政相对方权利的语义分析

行政相对方与行政相对方权利是行政法的基石范畴。这两个基石范畴界定上的模糊,会导致行政法理论体系的混乱。对行政相对方及行政相对方权利进行语义分析,是进行行政法基础理论研究的切入点和逻辑起点。本文从行政相对方的界定、行政相对方权利的内涵、行政相对方权利与民事权利的辨析,以及行政方权利的划分着手,试图对行政相对方权利的内涵与外延进行法理学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