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的理论基础——政府法治论

<正> 行政法的理论基础问题,在有些国家行政法著作中亦称行政法之基本原理,是决定一国行政法之存在价值与发展方向的根本问题,也是一国行政法学体系中的出发点和核心问题。 行政法,就字面意义而言,是关于行政的法,是动态地考察与行政有关的法的现象。因此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就是从根本上解决行政与法之间的关系,由于法是人民意志和利益的集中体现,因而从更深层次看,行政法理论基础是要解决一个行政与人民、政府与人民之间基本关系的问题。     

行政法上的利益冲突与平衡——通过行政法价值的利益衡量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不仅要消除原有旧体制遗留问题,也要解决新旧体制并存所滋生的矛盾,还要建设新的制度环境,归根结蒂是要建立一种新的利益平衡机制。行政法通过确认、界定和分配利益,解决利益冲突、协调利益关系,从而保障社会成员的个人利益,促进社会的公共利益。公共利益的界定取决于一个社会发展的基本价值导向,它奠基于基本人权保障、行政法治、公共秩序与行政效率等行政法价值目标。     

行政主体信息义务的行政法理析解

政府信息放在行政法理论和行政法规则中分析 ,必然是行政主体的一种义务 ,该义务的法律性质、该义务的具体范畴只有从较深理论层面上揭示才能为行政法治实践对它的规制、监控提供思辨基础。同时 ,行政主体的信息义务对行政法关系的理论和传统行政法关系的格局也有强烈震撼。     

行政法公平与效率关系研究

保证行政公平、高效是行政法的价值目标.应当认识到行政公平不仅仅是公平的行政,而应当是实现公平的行政.行政法上的效率价值,不仅应当为政府行政效率保驾护航,也应当为行政相对人也就是广大民众的行动效率披荆斩棘.尝试用“平衡论”来研究行政法上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找到理论上的平衡点,然后进行调和,无论两方哪一方做出让步都不能有损社会和社会主体的基本利益,使之达到相对平衡.     

行政法律关系主体平等性初探

行政法律关系主体不平等是行政法理论的一个基本命题。笔者认为需要修正这一观点,在此进行如下探讨。一、对传统理论观点的几点质疑目前,我国行政法学界在行政法律关系主体特征问题上仍沿用苏联行政法理论的基本观点,即行政法律关系的主体具有不平等性。具体表现为:国家行政管理机关作为行     

行政强制——人权保障与行政效率的博弈

行政强制既容易侵犯人权又必不可少,片面的强调行政效率和人权保障都是不可取的。本文立足于行政强制,从保障人权是行政强制制度的法理基础入手,介绍了我国现行行政强制制度中的人权保障制度,并借鉴美国行政法对这一问题的合理做法,针对性地提出了我国行政强制在处理二者关系时的相应策略。     

新行政法与依宪行政

"新行政法"作为一种初步系统化的行政法学术意识,主要基于对传统行政法模式的反思而产生。这一学术进路主要采取的是一种制度功能主义的论证,缺乏规范层面的解释与架构。"新行政法"的规范性诉求,在宪法学看来就是"依宪行政",即建构一种基于宪政民主的行政程序法体系,重塑宪法性的"政府—公民"关系框架。"依宪行政"是"新行政法"规范建构的合理方向,其容纳了传统的行政法治理论和新兴的行政民主理论,有利于在一种更加宽厚的宪法框架内拓展行政法治模式,探索宪法实施的行政法路径。     

行政自由载量权的实践及探索

行政自由裁量权是现代行政法的一个基本概念,是现代行政法发展的成果,概括而言,它是指法律规范对行政权力的对象与范围、内容与方式等方面做一定程度的概括性规定,行政主体在法定限度内具有因时、因地、因事及因人参进自己的一些认识和意见而行使的一种权力.行政自由裁量权弥补了立法的局限性,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为合理行政提供合适的选择余地,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存在是现代行政法的必然要求.     

现代行政法与和谐社会

行政法的核心是调整行政主体的行政权力和行政相对人权利之间的关系,行政法的目的即在于使二者形成一种协调、互动的关系。和谐社会是行政法治的社会,而行政法治是通过"控权"得以实施和实现的。"多元控权法"是现代社会变迁引起的行政法理论的产物,它契合了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在和谐社会的建设过程中,对"多元控权法"的行政法理论还应当进行具体制度的构建,以最终实现行政法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行政法平衡理论比较研究

平衡理论比较研究既涉及行政法应当何为的规范性问题,也涉及到行政法事实上如何存在以及该理论如何操作的实证性问题。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只有将平衡理论置于整个行政法学术传统中以及仰仗于更为广阔的知识背景和分析工具,尤其是公共选择理论、博奕理论和机制设计理论,才会得到确当的处理。本文通过大量的文献检索,试图从比较法的视角阐明：欧美行政法学术传统中规范主义模式和功能主义模式的边缘化及平衡思想的发展历程;中国平衡理论发展的历史背景、学术历程、分析工具及其主要内涵;平衡理论作为一种规范性理论的学术地位和制度意义;构建平衡理论实证基础的可能性及其局限。关于平衡理论的争鸣由来已久了,但本文提出的若干问题学界仍殊少涉及,作者认为,要使这种争鸣持续下去并更具建设意义,学者就不能不回到行政法的学术传统中去寻求一种最低限度的共识,由此,本文揭示了理解下列背景知识的重要意义：对行政法理论基础的研究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而是全球化时代的共同课题;中西学者在对各自行政法学术传统的回顾和探索中均建立了“理想类型”的分析工具并得出了许多近似的结论;中国的平衡理论与欧美行政法学术传统中的平衡思想具有内在的传承关系;规范性平衡理论和实证性平衡理论的?     

行政任务变迁下的行政组织法改革

公共行政改革的效能革新目标,在法治范围内更好地促进了行政任务的实现,成为勾勒行政组织法理论的主线。而行政组织法学的分析框架,除应修正过去涉及的行政组织类型、中央与地方分权、行政机关编制、公务员法等传统内容外,更应考虑纳入外部竞争机制、整体运作模式、财政自主权、工作人员激励机制、任务、权限、责任三位一体的结构与监督等相关要素。行政组织法的改革,蕴含着行政法基础理论变革的新契机。     

行政合同救济的反思与重构

随着现代行政管理的发展,行政合同在国家行政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尽管行政合同在行政法中的地位仍有争议,但在行政实践中已有大量行政合同的存在。行政合同的大量运用不可避免地会引发纠纷,而救济渠道不畅,制约了行政合同法治化的进程。本文从行政合同的行政可诉性入手,对行政合同救济的范围、救济现状进行了分析,并根据行政合同纠纷的特点,结合当前的司法救济制度对行政合同救济制度进行了构建,以期促进我国行政合同救济理论的发展与完善。     

自动化行政方式下的行政处罚:挑战与回应

基于行政处罚的负担行政属性,部分自动化是现阶段自动化行政处罚的主流形态。自动化行政方式的高效可能导致处罚密度失衡,需要建立处罚标准动态调整机制予以平衡。在自动化行政时代,需要坚持和发展正当程序原则,以解决在程序与证据方面面临的挑战。自动化行政对于数据的依赖与行政处罚中的数据特殊限制形成了悖论,应当通过将数据纳入公物法规制与扩张个人数据权利等方式,完善数据法治。在责任方面,自动化行政处罚错误时的责任主体仍然是行政主体,归责原则应当采用无过错责任原则。     

论我国行政诉讼调解的正当性构建

传统行政法理论中,"公权力不可处分"等观点否定行政诉讼适用调解。受此影响,我国法律规定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但行政审判实践中,以"协调"、"和解"等形式变通适用调解的做法一直存在。这一矛盾根源在于将"公权力不可处分"、"当事人法律地位不平等"等学说的绝对化。行政裁量权的广泛存在和契约行政的渐成趋势,使行政诉讼中调解制度的建立具有了充分的正当性。但同时,行政裁量权的有限性和契约行政的局限性,又决定了行政诉讼中的调解应当是一种有限的调解。     

论《行政监察法》中的检查制度和调查制度——兼论行政检查和行政调查的研究方法与思路的拓展

《行政监察法》中的检查制度和调查制度是行政监察检查权和行政监察调查权运行的载体。作为制度意义上的行政检查与行政调查存在着性质与功能的差异,共同构成了行政执法监察、廉政监察和效能监察目标实现的制度要素。行政检查和调查制度关联着公共权力、公民基本权利、政府治理、行政行为,关联着执法、廉政、效能等行政监察工作的热点,关联着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理论范式,有可能成为行政法学的理论增长点。     

论行政执法

行政从“管理”到“执法”的转变是我国二十多年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产物 ,是从几千年的人治逐步走向法治的标志。行政的“执法”性质和“依法”特征是由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的发展目标所决定的。“行政执法”的实质是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要有法律根据 ,受法律规范制约。行政执法改革不仅涉及执法方式、方法 ,而且涉及执法体制、范围、目标及执法主体与相对人的关系 ,是整个执法机制的转换。     

网络经济与政府行政范式的转变

网络经济对政府行政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改革要求 ,如建立有限政府、决策的分散化与民主化、提高行政效率、增强透明度等。行政法所规制的行政范式也面临重大挑战 ,政府行政应当立足于现代人文精神、促进行政主体的多元化发展、强调行政权的公共服务本质、突出行政的法律从属性以及建立行政程序中的参与合作机制 ,以实现其范式转变。     

田中二郎的行政法思想

田中二郎是日本著名行政法学家,从事行政法研究50余年。其行政法思想博大精深,依法行政论、公法论、行政行为论、行政诉讼论、国家赔偿补偿论、行政程序论是核心内容,并形成民主性、实用性、综合性、继受性等特色。"田中说"虽然具有时代的局限性,但该说占据日本行政法学之通说地位,影响很大。     

中国行政指导的司法救济

从人权保障、权力监督和依法行政的角度出发 ,如果行政指导行为使行政相对人受到损害 ,相对人有权获得司法救济。可以借助合同法上的要约与承诺理论 ,来分析在指导过程中行政机关和相对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应根据行政指导的合法性、强制性 ,行政机关是否履行其承诺的义务 ,相对人可以自由选择接受指导与否、是否有寻求救济的其他途径等因素 ,区别行政指导的具体性质 ,为相对人确定相应的救济手段。     

论行政法法典化的路径选择——德国经验与我国探索

行政法法典化存在三种方案,即行政法总则法典化,行政程序法典化和行政法全部法典化。包含总则和分则的行政法全部法典化既不可能,也无必要,但可以通过法律汇编的形式进行。无论从德国经验还是我国目前立法水平来看,行政法总则法典化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技术难题,是一定时间内可达到的目标。与行政程序法典化相比,其不仅能够更加完整地将行政法体系实定化,而且可以更好地回应行政管理的最新发展和新行政法的要求,是我国行政法法典化的最佳路径。制定行政法总则,具有体系功能、创新功能、减负功能、学术推动功能、立法功能和公开与宣传功能,但也存在去法典化之风险、难以兼顾地方特性与行政自主性以及减损弹性与灵活性等弊端。从我国目前形势来看,制定行政法总则利远大于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