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治视域下刍议村委会作为行政诉讼被告资格

在行政法治视域下,村委会享有法律授权的行政职权,在正常的职责活动中履行着相应的行政管理职能,有确定的行政主体地位;因而,其运用行政职权,管理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的行为,是一种行政行为;进而,在履行某些行政职能并以自己名义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发生争议引起诉讼时,应当成为行政诉讼的被告。     

村民委员会在行政诉讼中的被告主体资格

对村民委员会能否作为行政诉讼中的被告，行政诉讼法没有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也没有作具体规定，实践中做法不一。笔者认为，村民委员会虽然不是行政机关，但不同于一般的行会、协会，在正常的职责活动中履行着相应的行政管理职能，有相对独立的行政职权，故村民委员会在履行某些行政职能并以自己名义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发生争议引起诉讼时，应当成为行政诉讼的被告。法律、法规授予村民委员会自主行政权是其能够成为行政诉讼被告的前提。村民委员会的自主行政权，是指其非依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而由其它法…     

关于行政诉讼中被告的思考

行政诉讼被告是行政诉讼的必要条件,只有对其正确地加以认定,才能更好地实现行政诉讼的目的。司法实践中,不但认定被告的标准不清,而且可能发生无被告的情形.这种情况严重影响了行政诉讼功能的发挥。为了解决行政诉讼中被告确定难的问题,应在理论和立法中实现行政主体与行政诉讼主体的分离,使行政主体成为行政责任的最终归属者。同时,为了充分发挥行政诉讼统一法治的功能,行政机关的抽象行政行为、地方权力机关立法行为及其它侵害原告合法权益的行为都应纳入行政诉讼的范畴。     

对行政诉讼被告举证责任的充分性审查

行政诉讼中对被告举证责任的充分性审查，实质上是法官对被告是否充分履行举证责任的一种司法审查。从一定意义上讲，充分性审查直接关系到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具备合法性的司法认定，关系到行政诉讼司法公正和效率的实现。然而，由于历史和现实的一些原因，被告举证责任的充分性审查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司法实践中面临着一些障碍和问题。现阶段被告举证责任充分性审查面临的障碍１．被告在自卫意识影响下，被动履行举证责任，使得充分性审查显示出反复性和复杂性。目前在我国的行政诉讼中，对被告举证范围没有具有操作意义的形式化规定，因此…     

我国行政诉讼被告资格之反思

一般认为,目前我国行政诉讼被告资格的确认以行政主体为标准,这一规则给行政诉讼法的实施带来了不利影响。以行使权力时的行为是否为行政行为为标准,以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为目标,则非行政主体等都可成为行政诉讼被告。我们必须对我国行政诉讼被告资格做出反思。     

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在具体诉讼程序上的冲突与协调

1．关于诉讼管辖。按照管辖理论和我国法律规定,附带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必须属于一个法院管辖,并同属一种审判程序。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民事案件管辖的一般原则是原告就被告,行政诉讼法规定行政诉讼一般由最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所在地法院管辖。问题就在此,当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告与行政机关所在地不相同时,究竟应由哪一个法院来管辖,如果仍按现行法律的有关规定,只能是当民事诉讼的被告所在地与行政诉讼中的被告行政机关所在地相同,行政附带民事诉讼才成为可能,这样的话,实际生活中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必将难以成立,很多案件…     

依法监察讲座(四) 《行政诉讼法》与监察机关依法监察的关系

●监察机关可以成为行政诉讼中的被告●对监察机关依法没收、追缴的行为不能提起行政诉讼●监察机关在行政诉讼中负有举证责任一、监察机关可以成为行政诉讼中的被告行政诉讼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以行政机关为被告向人民法院提起的诉讼。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规定,对违法行政处罚、违法采取行政强制措施、侵犯法定经营自主权、没有依法发给抚恤金、违法要求履行义务等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具体行政行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都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在实际工作中,监察机关如果超越职权,也有可能做出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     

规章授权的组织与行政诉讼被告主体资格确立

规章授权的组织与行政诉讼被告主体资格确立崔巍行政诉讼法第２５条规定，由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该组织是被告。那么，规章授权的组织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该组织能不能具备行政诉讼被告主体资格呢？在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又没有相应规定的情况下，成为...     

公务法人问题研究

本文通过对一起学生诉学校要求颁发毕业证、学位证的行政案例分析 ,提出了我国行政诉讼实践中出现的一个新问题 ,即国家设立的公立学校等事业单位能否成为行政诉讼被告 ,对于这类履行一定公务职能的机构应如何定位。大陆法系国家公务法人的概念对我们有一定借鉴意义。作者认为 ,应当将履行公共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定位于公务法人 ,公务法人与其使用者之间的关系不止单纯的民事关系一种 ,还包括行政法律关系。公务法人制定内部规则应当遵守法律保留和法律优先原则 ,不得与法律法规相抵触。公务法人与利用者、使用者发生行政纠纷后 ,应通过行政诉讼途径解决。     

认定行政诉讼被告的若干问题

行政诉讼的被告,是指因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而被原告认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或与之发生行政争议,由人民法院通知应诉的行政机关。由行政机关作被告,而且只能由行政机关作被告,这是行政诉讼区别于其他诉讼的突出特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根据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因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和行政机关发生行政争议,向人民法院起诉的,那么,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就是行政诉讼的被告。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为执行公务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而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认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该工作人员所在的行政机关是被告。在我国,当     

论村民委员会在行政法中的法律地位

村民委员会根据法律、法规授权和村规民约对村内公共事务进行管理,与村民形成不对等的关系。我国传统的行政主体理论认为村民委员会只有在法律、法规授权时才具有行政主体地位,笔者认为只要村民委员会行使公权力时就具有行政主体地位,理由是我国行政法疆域应从国家行政扩展到公共行政;村民委员会享有社会权力。     

论村委会职能的异化及其治理

依据我国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村委会具有成员自治、公共管理、社会服务与保障、集体财产的管理与经营等多种职能。而在实际运作中,村委会的职能已逐渐异化,严重影响了村民自治制度的实施和新农村建设的进程。针对村委会职能异化的主要原因,需要从法律法规的完善、乡村政权的角色定位、法制的宣传教育等诸多方面进行治理,以期实现村委会职能的逐步改进。     

浅议我国行政复议委员会制度改革的困境与出路

为进一步完善行政复议体制,充分发挥行政复议制度作为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功能,国务院法制办于2008年9月在全国8个省（市）开展了设立行政复议委员会的试点工作。然而行政复议委员会制度改革毕竟在我国仍处于试行阶段,理论基础和体制设计方面的诸多缺陷直接导致其在试行实践中面临着对设置该机构合法性的质疑、对复议申请人自主选择权的限制等诸多困境。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行政复议委员会制度为我国行政复议改革开创了很好的先例,也代表着我国行政复议制度前进的方向。因此,有必要针对我国行政复议委员会制度改革的困境进行分析,重新对其进行准确定位和法律的跟进,以期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寻求恰当定位和出路。     

关于在村委会选举中引入诉讼救济机制的法律探讨

村民享有选举村委会成员的法定权利,但村委会选举实践中村民选举权利常常受到各种主体的非法侵害,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选举诉讼救济机制的缺位。我国现行法律对村民选举权利救济制度的规定极不完善,应尽快将诉讼机制引入到村委会选举中,加强对村民选举权利的法律保护。     

江村村民委员会选举个案研究

江村村民委员会选举经历了候选人从"内定"到推荐、从等额到差额的转变过程,是村民意愿与上级意图磨合的结果.村民参与选举的热情与他们的切身利益、他们真正当家作主的预期以及他们对村委会的依附程度有关.基层政府在选举中既起到了积极指导又起到了变相控制的双重作用.这一个案对我们完善有关法律制度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应从制度上进一步明确乡、村之间的关系,合理地划分乡镇政府与村委会的权限;应对村民代表会议的产生、权限及其运行加以规范化和细化;应将"无候选人的直接选举"合法化等等.     

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制度三论

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虽在《民法典》中被定位为特别法人,但性质上应属公法人,一是其成立的主要依据是《宪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二是通过履行一系列管理职能以实现“服务于公益”这一职能目的;三是财产来源的公共性。其章程不同于营利法人和非营利法人,而实际法律化为《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即为法律性章程,主要原因在于《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已经涵盖了村(居)民委员会法人章程所需内容,实质上成了村(居)民委员会法人的章程;同时,法律性章程比一般私法人章程多了“强制力”这一执行力保障,能确保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功能的实现;而且,只有法律性章程才能解决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在自治过程中遇到的诸多问题,克服自治性章程的固有弊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的民事能力受其“职能”的限制,主要体现为财产支配和交换能力、侵权责任能力、劳动合同能力与监护人能力;不能以自己的名义为交易行为,也不宜被赋予破产能力,除依法代行村集体经济组织职能的村民委员会外,不能为他人提供担保。     

试论中国足协在行政法上的地位

中国足协是一个市场经济的产物,是中国足球迈向职业化的一个新事物。作为履行公共职能的非政府组织,中国足协对其成员的管理却带有很强的行政性,中国足协就是一个国家事业单位性质的官办社团。由于目前并没有给中国足协一个明确的法律地位,当中国足协与其会员发生体育纠纷时,没有一个有效而合理的纠纷解决机制。本文在分析当前这一弊端后,尝试提出建立体育(足球)仲裁制度。     

把行政复议制度建设成为我国解决行政争议的主渠道

《行政复议法》颁布10余年来,我国行政复议制度成绩斐然,但是通过与英国的行政裁判所、美国的行政法法官、法国和德国的行政法院、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行政复议委员会等域外的与行政复议功能近似制度的比较可以发现,我国行政复议的优势和潜力还远远没有发挥出来。要充分发挥行政复议机制、制度上的优势,完善我国的行政复议制度,使行政复议成为解决我国行政争议的主渠道。     

村基层组织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司法认定

2000年4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3条第2款的解释》确定了村基层组织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基调和范围,但至今村基层组织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认定仍然是司法实践的难点。村民委员会与村党支部属于村基层组织,村基层组织人员是指在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中管理集体公共事务的人员,不是泛指所有村民。村基层组织人员在具备法律性、公务性、协助性等实质条件时才能"以国家工作人员论"。村基层组织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时只能构成贪污罪、挪用公款罪与受贿罪。     

解困行政审批改革的新路径

新一轮如火如荼开展的行政审批改革,并没有呈现出摆脱运动化、形式化痼疾的明显迹象,行政审批边减边增、明减暗增问题依然严重。行政许可法集中收拢设定权、加强公众参与、提供自由主义标准以及明确事后跟踪评价等规制方案,无力使行政审批改革脱困于结构性制约。克服困境的思路之一,是关注行政体系和过程内部的结构设计,以及这种内部结构嵌入外部结构的整个系统,通过专门的行政改革委员会、开放的研究计划和议程设置、公众和专家充分参与的民主商议、年度和专题的行政改革研究报告以及试验改革的授权制度等机制,使行政审批改革常态化、持续化、规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