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媒介普遍化的结构条件及其信息不对称问题

当代中国社会管理的一个重要局限就是政治权力的普遍化能力不够。权力普遍化意味着权力可以借助媒介符号在不同处境中面临不同的模式时，坚持相同的意义，并可以得出相同或相似的结论，其结构条件包括：意义框架的普遍化与惩罚期待的普遍化。由于信息不对称，中央政府难以有效监管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极易扭曲中央政令与法令，造成社会不稳定。只有法治才能通过具有普遍可能性的司法救济提供信息支持，实现普遍化的惩罚期待，克服信息不对称。但权力在依赖法律结构克服信息不对称的同时，也必须接受其意义框架的制约，为避免这种制约。权力对于法律采取一种欲拒还迎、割裂“合法一非法”二元规则化的工具性策略．致使法律也无法为权力提供功能支持。     

以宪法为基准选择好政改的切入点和路径

政治体制改革应当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不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应当以宪法为基本准则,在宪法的框架内进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司法改革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决定了二者是作为政治体制改革切入点的适合选择。法律与政治的关系极为密切,政治体制改革也必然影响法律的内容及其发展变化。这两项改革的要求体现在宪法的层面上,就是在宪法有关国家机关权力分配规定的框架内,对国家行政机关的纵向权力配置以及对国家司法机关的司法体制、机制和方式进行制度上的调整。     

价值认同与当代政治合法性的基础

当代政治合法性的获得应当是政治权力主体与政治权力客体共同作用的结果，任何将两者割裂开来的认识都是片面的。政治系统追求政治权力统治效能的有效性、制度规则的合法律性以及谋求意识形态的一致性，但它只是在追求当代政治合法性的形式基础，而政治权力主体与政治权力客体之间达成的价值认同才构成了当代政治合法性的实质基础。政治权力主体只有将这些价值共识通过实践性活动体现于自身追求的目标之中，实现政治合法性的形式基础与实质基础之间的融合，才能为当代政治合法性构筑坚实基础。     

论法治政府之外在规定性

法治政府是我国政府自身建设的目标,是政府自我认识法律思维化的显著表征.从外延上看,法治政府是"法律人"之治,是具有政治权力合法性、政治行为规则性和政治关系稳定性的政府治理模式.     

从《论法的精神》看我国的权力制衡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提出了著名的三权分立理论,认为以权力制约权力,方能防止权力滥用,并对当时中国的政治法律制度进行了大量评述,抨击了封建专制体制。而对于当今的中国来说,孟德斯鸠的思想对我国的法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都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论哈贝马斯法律与政治之间的构成性联系理论的意义

纵观古今,中西方关于法律与政治的关系的论述不胜枚举。哈贝马斯在其著作中提出了法律与政治两者之间是"构成性联系"的观点并从他的商谈理论出发对法律与政治的构成性联系进行了独特的论述。哈贝马斯认为,建立在交往理性基础上具有合法性的法律,使政治权力与交往权利联系起来,由此形成一种法律与政治权力的互相构成。法律与政治之间的构成性联系是一种良性循环关系,即两者彼此没有先后和高下之分,两者互为前提、相互支撑。哈贝马斯的这一思想对于中国当前的法治建设和政治文明建设以重要的启示:即在中国当前的法治建设和政治文明建设过程中,不能以政代法,而应当讲法治与讲政治并举。     

功能分化社会的“去分化”?——权力生产性与权力媒介性的理论冲突及其消解

在功能分化的现代社会中,以卢曼为代表的权力媒介观和以福柯为典型的权力生产观形成了针锋相对的价值立场。在系统理论看来,权力作为政治系统“象征性的普遍化沟通媒介”,维系着功能分化的社会结构,所以权力的媒介性具有自我限制的意义。但是,福柯以权力驱逐法律运作、生产知识话语和控制性实践为例,揭示了权力的生产性对社会的全面宰制和“去分化”的倾向。为了消解权力生产性所带来的“去分化”的危险,应当将权力领域限缩于政治系统,以“去主体化”的立场和“沟通”的衔接性理解权力的运作逻辑,并通过作为结构耦合的宪法与基本权利,既实现由权力到法的符码转译,同时又确保社会子系统内部的强制性力量关系具有正当性与合法性。     

美国宪法禁酒令的立与废——兼谈美国进步主义时期的法制变迁

美国宪法第18条修正案要求美国全国禁酒,但是实施不久,又被第21条修正案所废止。禁酒令是与当时美国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社会转型,以及朝野上下为解决社会转型中的矛盾和问题而开展的进步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这一立一废,带给我们对于公共利益与个人自由、法律与道德、立法与执法等关系的思考。美国进步主义时期的国家权力结构和公民权利结构都进行了调整,法律自身也发生了许多变化。     

中国体制改革的政府整合取向：一项政治──经济探讨

本文旨在从经济一政治相关性来分析政府作为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并提出一种体制改革的模式。基本观点是；改革开放后中国政治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政府整合面临严重挑战。政府整合困难既根源于经济变量尤其是中央政府财政的锐减，又反过来影响政府对于经济的宏观调控，不利于市场经济的运行。其重要表现是地方主义的扩张，这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解决这一问题须着手重建政府的整合。它有赖于中央政府一定的行政集权，同时又要以政治民主化和政治经济二元化为前提。重建政府整合在理论上基于区分政府体制内和体制外两种基本功能，这一政府功能的二元范畴规范对于政治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政府整合由内及外优化政府功能，有利于政治经济的良性循环。因此政府整合正是中国体制改革的关键所在。     

论政法工作接受监督的观念

监督是社会主义法治系统的重要环节,是防止权力的滥用和腐败的必要措施;政法工作接受监督是落实执法为民宗旨的保证,是宪法和法律的要求。牢固树立人民监督的观念,自觉接受监督,正确处理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与接受监督、政法机关之间协作配合与相互制约的关系,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从决策、执行等环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是今后一个时期政治体制改革和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实现其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任务的必然要求。     

论政治合法性与法律合法性的关系及其调适

现今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政治改革实践与现行法律规定之间的冲突时有发生,由此也引发了学术上不同观点之间的分歧和争论。政治合法性与法律合法性之间是既相统一又相冲突的关系,因而应当确立一种"动态统一"观来认识和对待两者之间的关系,并对两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进行及时有效的调适。     

论法治原则的政治机能

法治是人类智慧在谋取公共利益的实践中所体现的最终结果,任何政治权力的运作都离不开法律的规范与制约。法治原则的政治机能是克服人治、保障人权的有效方式、是保障和维护社会政治秩序的主要途径、是维系社会稳定、促进社会整合的重要方法,不仅有助于法治原则的推广,而且有助于赋予政治权力以合法性地位,进而有助于构建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     

法治的经济探源

公众只有自整合为一个有机的社会统一体,才能以自身强大的力量迫使国家政治权力接受法律的控束。市场经济通过自身特有的机制——经济制约整合经济活动的全体参与者——使公众为一个有机的社会整体,从而形成强大的经济力量“强制”国家政治权力依法运行,法治因此形成。所以,法治确立的根据是经济,即市场经济。     

制度结构视野中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以英美差异为参照

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是我国一项重要的司法政策。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对应于法律推理的形式性和实质性,英美两国的司法实践在法律推理的面貌上有形式化与实质化的倾向之别,其制度结构上的差异是形成这种差别的重要原因。我国强调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由金字塔型全息式的政治权力结构所决定。在这种结构中,任何一个子系统都服从并且承担着整个系统的功能预期,法院要实现社会对整个国家权力系统的功能期待,也就必然要追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不过,由于我国法官身处在科层制之中,严格遵循法条、奉行规则主义,是风险最小的理性选择,而这与实现两个效果相统一的要求有时不相一致。缘于权力结构的要求,又受制于科层制的结构,是该项司法政策可能面临的现实问题。     

公共性控制:政府环境责任的省察与实现路径

政府环境责任以公众环境利益为指向,以公共性为价值追求。政府环境责任的确立是行政伦理道德、政治合法性与权力合法性的客观要求。我国目前的政府环境责任一方面缺少法律规范的支持,另一方面表现出一些与环境善治不符的病症。完善政府环境责任,要求责任理念回归公共性、公共环境利益明晰化,并从具体制度规范上予以配合。     

中国宪法中的权力秩序

宪法是国家权力秩序的基础;从现行宪法的规定来看,我国存在着统治权力与自治权力、政治权力与法律权力、意思性权力与执行性权力、全国性权力与地方性权力四对权力关系。如果说这四对权力及其相互关系构成了中国宪法权力秩序的基本内核,那么理顺这四对权力关系,并保持各对权力之间的某种程度上的动态平衡,则构成了未来中国宪政体制改革的核心任务。     

政治体制改革与法制建设

政治体制改革与法制建设有着密切的关系。政治和法律同属上层建筑的范畴。经济基础的发展变化,必然会带来政治和法律的发展与变化。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经济体制改革对政治体制的要求,不但要体现在法律上面,而且要借助法律来实现。由于法律是具有国家强制力和普遍约束力的国家意志,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依靠法律来实行更为有效。因此,国家需要依靠法律来巩固政治体制改革的成果,并促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     

国家与社会:权力控制的法理学思考

由于社会与国家的二重性，人类不得不面对既需要权力又怀疑权力的二难困境。法律是现代文明社会的最高调整系统，运用法律维护市民社会的自律、自治与独立，明确国家权力行使的根据、范围、界限和程序，协调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实现法治社会与法治国家的整合，是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关键问题。     

论法治的政治性

法治与政治的关系是法学领域的经典论题。一方面,法治必然难以脱离政治而存在;另一方面,对于法律自治的追求又必然会排斥政治权力。本文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中的服务大局谈起,沿着上古到后现代法哲学的视角,探讨法治与政治的关系,进而对法治的政治性进行了基于现实的分析。政治是法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同时,法治的推进始终离不开政治制度。     

通过合法性的正当性——实证主义法学的正当性思想研究

现代性下事实与价值二分的法律实证主义割裂了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古代的正当性被转化为合法性:一个行动或公权力,只要是符合实在法的,即可称为正当。通过合法性的正当性要想成立,还必须解决法律自身的有效性问题,这样才能彻底摆脱道德的证成。以纯粹法学为代表的法律实证主义通过法律体系内的效力授权链回答了这个问题,从而完成了通过合法性的正当性的整个拼图。但是,割裂了法律与道德之间的联系,通过合法性的正当性又面临着新的正当性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