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反腐败公约》预防机制透视及其启示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提出,治理腐败犯罪必须建立一套科学的、可行的、综合的社会预防机制。这一机制的提出,对于健全和完善我国反腐败机制,特别是对反商业贿赂犯罪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我国惩治腐败犯罪立法之完善

已开始对我国生效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迄今为止第一个关于治理腐败犯罪的最完整、最全面的国际公约。但是,我国目前在惩治腐败犯罪方面的立法与公约之间的差距已经严重削减了我国反腐败斗争的力度。在我国刑事立法中吸纳公约的内容,已是势所必然。面对现行反腐败斗争的立法与反腐败公约之间的差距,应当及时修订刑法、刑事诉讼法,以实现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对接。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视域下我国反腐败法律举措的完善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联合国历史上通过的第一部指导国际反腐败斗争的法律文件,也是迄今为止第一个关于治理腐败犯罪的最完整、最全面而又广泛、创新性的国际公约。该公约已在我国生效。国际公约的国内法化是落实公约内容的最佳路途。以该公约为衡量标准,重新审视我国刑法关于腐败犯罪的规定,可以窥见在罪名、犯罪主体、实行行为、刑种设定及预防举措等方面存在着一定差距。剖析该公约关于反贪污贿赂法律的规定和适用,以此为鉴,提高我国反腐成效。     

论国际反腐败犯罪的趋势及中国的回应——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参照

从国际反腐败犯罪的历程回顾中可以看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集中体现了国际反腐败犯罪的发展趋势。这种趋势表现为高度重视腐败犯罪问题;主张建立健全的腐败犯罪预防机制;设立严密的腐败犯罪刑事法网;针对腐败犯罪的特点设置特殊的诉讼规则和处罚措施;强调打击腐败犯罪的国际合作;注重腐败犯罪中的资金追回等六个方面。中国应当顺应国际反腐败犯罪趋势,参照《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从立法与司法两个方面完善反腐败犯罪的刑事法治。     

中国反腐败立法的战略转型及其体系化构建

中国正处于现代化转型以来腐败治理的重要转折点与战略机遇期,积极推进国家反腐败立法战略转型与体系化构建,实现反腐败立法由形式治理向实质治理功能的转化,是破解当下"中国式"腐败治理困局之关键。科学评估反腐败立法治理能力的状况,确立"积极治理主义"理念在国家腐败治理体系中的首要地位,创新由国家法与政党法"二元"规范体系与衔接机制,创立国家腐败治理基本法、分步推进体系完善,是推进中国反腐败立法战略转型的必然选择。明确立法原则,实施功能立法,公布立法清单,实施重点化构建、系统化推进、协同化衔接,形成以《反腐败法》为中心,重点预防性立法为支撑、控权性法律相配合的多层次、立体化、综合化的反腐立法体系,是中国反腐败立法之体系化构建的核心。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我国反腐败立法取向的影响

当前我国反腐败立法缺乏系统性,中国已经签署并将加入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将推动我国反腐败理念的转变,并推进相关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应着重借鉴《公约》中关于腐败犯罪涵义的定位,案件管辖权的划分,犯罪侦查新理念以及预防腐败的相关规定,制定出一部集反腐、防腐于一体的反腐败法律。     

论我国贿赂犯罪立法完善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之衔接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以权钱交易为特征的贿赂犯罪越来越呈现跨国特点，贪官外逃、赃款迅速转移、司法协助乏力，单纯依靠国内法打击贿赂犯罪已显得力不从心。为满足国际社会治理腐败的共同意愿与决心，2003年10月31日在第58届联合国大会上通过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下简称《公约》），首次构建了国际打击腐败犯罪的法律框架。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我国国内法的腐败犯罪主体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我国刑法有关腐败犯罪主体的规定存在差异。我国《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的定义与公约中公职人员的定义相比较更是南辕北辙。本文的目的是为了推动反腐败公约在我国的实施,更有效地打击腐败犯罪,完善我国国内法中有关腐败犯罪主体的立法。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中国反洗钱立法的现实考察

当今世界腐败犯罪猖獗，洗钱已成为维护腐败的重要手段，反腐败必须反洗腐败必须反洗钱，反洗钱就是在反腐败。为了遏制世界范围内猖獗的腐败犯罪势头，130多个国家开展了较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第五十八届联合国大会于2003年10月31日通过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久中国亦已签字加入并表决通过批准该《公约扎本文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参照，梳理了中国现行的反洗钱立法体系，指出了中国在反洗钱立法方面存在的缺陷和不足，并提出了完善建言。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跨国商业贿赂犯罪的法律控制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联合国历史上第一部关于指导国际反腐败斗争的法律文件,它以联合国公约的形式规定了预防、禁止和惩治腐败行为的定罪、刑事司法程序和国际合作,虽然贿赂外国公职人员犯罪只是作为腐败犯罪其中的一种予以规定,但是,探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有关控制腐败的规定,对于完善跨国商业贿赂犯罪的法律控制是极其必要的,也有利于中国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机制。     

罗马法形式主义衰落的原因探析

早期罗马法极重形式主义,凡为法律行为必依一定形式进行,否则不具法律效力.形式重于实质内容是早期罗马法形式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但随着罗马社会的发展,罗马法的形式主义经历了一个由盛及衰的过程.从罗马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然法对罗马法的影响及罗马民族的务实精神等方面对其衰落的原因作了系统的探讨.     

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定位——从法律监督分类的角度

人民监督员制度是实践中的新生事物。从法律监督分类的角度,应当对人民监督员制度做出如下定位:一是人民监督员制度是对人民检察院自侦案件进行的外部监督;二是人民监督员制度是一种权力监督;三是人民监督员制度是人民监督员对人民检察院自侦案件进行的事后监督。     

从善治的视角强化政府回应

在日趋信息化、透明化的时代,政府的回应行为对于树立政府形象显得越来越重要。政府不积极回应势必会给社会、公民带来不理解甚至激烈对抗,使得政府在市场经济中也难以发挥主导作用。本文从善治理论入手,采用实证的方法,探讨树立一种新型政府形象的行为之一就是强化政府回应。     

Defining the Job of the Member of the Knesset

In Israel, as in other democracies, there is no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its parliamentarian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refusal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and the reasons why such a definition ought to be considered, both in Israel and elsewhere, even if the chances of doing so are slim. With regard to Israel, the main reason why a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Knesset members (MKs) is required is related first and foremost to three provisions of the Knesset Members’ Immunity, Rights and Duties Law of 1951. The issue of remuneration for MKs and the problem of mistrust in the Knesset are additional reasons. The article explores those elements of the job that have nevertheless been defined in Israel in a piecemeal fashion – both in terms of what the job excludes and what it includes. Some of these partial definitions appear in laws, the Knesset Rules of Procedure, and the Rules of Ethics for Members of the Knesset. However, the most significant definitions have been provid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verdicts of the High Court of Justice, which has on occasion been called upon to deal with various issues connected with MKs’ rights and immunities.     

论环境犯罪严格责任原则之有限适用

环境犯罪是否适用严格责任是刑法理论界长期存在较大争议的一个理论难题。严格责任引入环境犯罪固然有助于严厉打击环境犯罪、减轻检控机关证明责任、提高诉讼效率等司法效益,但同时也必然带来扩大对环境犯罪的打击面、突破传统刑法罪过理论以及随意出入罪等司法弊端。而现代刑事法治的一个基本要求是要在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之间保持平衡,以牺牲人权保障来换取惩罚犯罪的司法成效是得不偿失的。环境犯罪中引入严格责任同样必须合理平衡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这两大诉讼目的,应当严格控制环境犯罪适用严格责任,即只能为了有效保护被害人和社会公共利益而在有限的范围内使用,必须受到法定条件的严格规范,且必须重视推定等证明方法的贯彻和运用。     

论CAFTA争端解决机制的完善

若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的自身需求为依托,可以发现学界所认为的其存在的"缺陷"中有许多并非真正缺陷,如未将运用争端解决机制的主体扩展到私主体、临时仲裁庭的设计不合理、争端解决机制的执行力度及惩罚措施不适当等。而该争端解决机制在仲裁员回避、仲裁裁决形成方式及仲裁裁决的复核等方面确实存在不足,应当予以完善。     

论诱惑侦查之合法性标准

诱惑侦查的核心问题之一即是其合法性的标准问题.本文在对国内外所提出的诱惑侦查的合法性标准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各个标准的利弊,提出了修正应立足客观,兼顾主观的标准,建立一种首先考察客观,然后考察主观的两步判断标准,以达到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权的目的.     

《海域使用管理法》的修订与海域使用权制度的完善

我国《海域法》实施九年多来成绩斐然,但该法与其他法律之间仍然存在冲突,尤其是《物权法》颁布实施之后,《海域法》与现代物权法理论的矛盾更加突显,因此,有必要在《物权法》的架构下,全面梳理与完善《海域法》中对海域使用权制度的规定,修订内容主要涉及海域使用权的取得方式、登记制度、流转制度、海域使用权的终止与收回,以及与海域使用有关的其他权利类型等。     

侵占罪犯罪对象要素之解析检讨

关于“遗忘物”要素,应当正视立法规定上的不合理性,根本解决办法应当是尽快修订刑法的规定,将侵占遗失物、漂流物、失散的饲养物以及其他所有“脱离占有物”的行为予以犯罪化,以全面有效地保护公私财产所有权,减少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针对区分遗忘物与遗失物界限所带来的分歧与迷惑。关于“埋藏物”要素,应当坚持侵占罪中的埋藏物与民法上的埋藏物在概念和外延上的“区分论”立场,并注意针对埋藏物进行有效控制持有的“风险性判断”所具有的重要刑法意义。     

司法公信力的意义阐释

司法公信力源于司法的自治力、司法的说服力和司法的确定力。司法公信力是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理性沟通的产物,是一种归属于社会资本的制度性资源,是司法在发挥纠纷解决功能、权利救济功能和法律发展功能过程中建构起来的任用和信用关系,是司法权威历史演化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