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初论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受国际公约保护的又一崭新领域。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范围、类型、保护目的、法律保护机制等,是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体系所要明确的首要问题和基础理论,也关系着保护标准和水平,以及法律实施效果等实际问题。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探讨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工作是国家坚持可持续发展与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通过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实状况进行宏观分析,针对当前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规范性文件和地方性法规进行仔细梳理,并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进行思考的基础上,从民事法律保护、行政法律保护的角度出发,对如何完善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提出了建议,希望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体系能够早日完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一个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思考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受国际公约保护的又一崭新领域.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范围、类型、保护目的、法律保护机制等,是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体系所要明确的首要问题和基础理论,也关系着保护标准和水平,以及法律实施效果等实际问题.     

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发展路径的法律思考——以贵州黔东南苗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例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产业化发展之间并不冲突,选择适合的产业化发展路径,并加强产业化过程中的法律监管,必定能用适合的产业化成果反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问题研究

本文从分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入手,确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外延,指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存在的法律问题,提出了有效保护与合理利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对策。     

浅谈民间文学艺术的法律保护——以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比较为视角

本文将民间文学艺术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以对比,确认二者为同一种社会关系。但针对该同种社会关系的法律保护模式却大相径庭,民间文学艺术主要采取著作权保护模式,而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行政保护模式。就民间文学艺术的法律保护而言,由于法律法规的不健全导致实践中适用法律的不明确,因此,本文提出了完善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的路径。     

知识产权视角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模式探究——以浙江省为例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中,公法有其自身的局限性,私法的引入则可以弥补这些缺陷。知识产权与非物质文化遗产间的特性和关系决定了知识产权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必要性和正当性,但现行知识产权制度在主体和客体保护上存在着诸多的问题,对此,本文结合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实际,提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综合保护模式构建的设想。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以知识产权法为中心的思考

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2届会议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国于2004年8月加入该公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是维护中华文明之必须,也是我们所应当承担的国际法上的义务.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相对,是人类既有精神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以精神成果为保护对象的知识产权法的关系如何,我国知识产权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怎样,知识产权法以外的其他法律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是本文着力探讨的问题.笔者也希望可以借助这种探讨促进理论界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整体性思考.     

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之法律保护

本文首先介绍了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其次论述了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法律保护中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了完善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法律保护制度的建议。     

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与立法完善

本文拟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含义分析入手,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法律保护的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了有效保护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对策.     

罗马法形式主义衰落的原因探析

早期罗马法极重形式主义,凡为法律行为必依一定形式进行,否则不具法律效力.形式重于实质内容是早期罗马法形式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但随着罗马社会的发展,罗马法的形式主义经历了一个由盛及衰的过程.从罗马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然法对罗马法的影响及罗马民族的务实精神等方面对其衰落的原因作了系统的探讨.     

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定位——从法律监督分类的角度

人民监督员制度是实践中的新生事物。从法律监督分类的角度,应当对人民监督员制度做出如下定位:一是人民监督员制度是对人民检察院自侦案件进行的外部监督;二是人民监督员制度是一种权力监督;三是人民监督员制度是人民监督员对人民检察院自侦案件进行的事后监督。     

从善治的视角强化政府回应

在日趋信息化、透明化的时代,政府的回应行为对于树立政府形象显得越来越重要。政府不积极回应势必会给社会、公民带来不理解甚至激烈对抗,使得政府在市场经济中也难以发挥主导作用。本文从善治理论入手,采用实证的方法,探讨树立一种新型政府形象的行为之一就是强化政府回应。     

Defining the Job of the Member of the Knesset

In Israel, as in other democracies, there is no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its parliamentarian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refusal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and the reasons why such a definition ought to be considered, both in Israel and elsewhere, even if the chances of doing so are slim. With regard to Israel, the main reason why a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Knesset members (MKs) is required is related first and foremost to three provisions of the Knesset Members’ Immunity, Rights and Duties Law of 1951. The issue of remuneration for MKs and the problem of mistrust in the Knesset are additional reasons. The article explores those elements of the job that have nevertheless been defined in Israel in a piecemeal fashion – both in terms of what the job excludes and what it includes. Some of these partial definitions appear in laws, the Knesset Rules of Procedure, and the Rules of Ethics for Members of the Knesset. However, the most significant definitions have been provid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verdicts of the High Court of Justice, which has on occasion been called upon to deal with various issues connected with MKs’ rights and immunities.     

论诱惑侦查之合法性标准

诱惑侦查的核心问题之一即是其合法性的标准问题.本文在对国内外所提出的诱惑侦查的合法性标准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各个标准的利弊,提出了修正应立足客观,兼顾主观的标准,建立一种首先考察客观,然后考察主观的两步判断标准,以达到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权的目的.     

论环境犯罪严格责任原则之有限适用

环境犯罪是否适用严格责任是刑法理论界长期存在较大争议的一个理论难题。严格责任引入环境犯罪固然有助于严厉打击环境犯罪、减轻检控机关证明责任、提高诉讼效率等司法效益,但同时也必然带来扩大对环境犯罪的打击面、突破传统刑法罪过理论以及随意出入罪等司法弊端。而现代刑事法治的一个基本要求是要在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之间保持平衡,以牺牲人权保障来换取惩罚犯罪的司法成效是得不偿失的。环境犯罪中引入严格责任同样必须合理平衡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这两大诉讼目的,应当严格控制环境犯罪适用严格责任,即只能为了有效保护被害人和社会公共利益而在有限的范围内使用,必须受到法定条件的严格规范,且必须重视推定等证明方法的贯彻和运用。     

论CAFTA争端解决机制的完善

若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的自身需求为依托,可以发现学界所认为的其存在的"缺陷"中有许多并非真正缺陷,如未将运用争端解决机制的主体扩展到私主体、临时仲裁庭的设计不合理、争端解决机制的执行力度及惩罚措施不适当等。而该争端解决机制在仲裁员回避、仲裁裁决形成方式及仲裁裁决的复核等方面确实存在不足,应当予以完善。     

侵占罪犯罪对象要素之解析检讨

关于“遗忘物”要素,应当正视立法规定上的不合理性,根本解决办法应当是尽快修订刑法的规定,将侵占遗失物、漂流物、失散的饲养物以及其他所有“脱离占有物”的行为予以犯罪化,以全面有效地保护公私财产所有权,减少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针对区分遗忘物与遗失物界限所带来的分歧与迷惑。关于“埋藏物”要素,应当坚持侵占罪中的埋藏物与民法上的埋藏物在概念和外延上的“区分论”立场,并注意针对埋藏物进行有效控制持有的“风险性判断”所具有的重要刑法意义。     

Edict of the Presidium of the Supreme Soviet of the USSR

In consequence of the regular commission by A. D. Sakharov of acts casting discredit upon him as a decorated individual, and in the light of numerous proposals from the Soviet public, the Presidium of the Supreme Soviet of the USSR, on the basis of Article 40 of the "General Statute on Orders, Medals, and Titles of Honor of the USSR," decrees     

渎职犯罪主体的界定

渎职犯罪主体是特殊主体,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这种特殊性,使人们在适用法律时,往往碰到诸多的困惑与尴尬。渎职犯罪主体可分为纯正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非纯正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二类,非纯正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须作更进一步的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