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法》中的“共同犯罪”：“犯罪共同说”抑或“行为共同说”

“ 行为共同说”所宣扬的较之于“犯罪共同说”的一系列“比较优势”不仅是无以立足的，而且司法实践中所出现的有关共同犯罪的疑难问题，运用“犯罪共同说”是同样能够迎刃而解的。在此意义上，我们大可不必有悖于司法实践中的通行理解与做法而去倡导所谓的“行为共同说”。如果真的以“行为共同说”作为认定共同犯罪成立与否的依据，还将面临着一系列的“风险”。该风险大体上来自于两个方面：与相关的刑法理论存在着冲突、与我国的《刑法》规定存在着冲突。我国刑法中的“共同犯罪”体现的应当是“犯罪共同说”。     

论海峡两岸和平协议的性质——中华民族认同基础上的法理共识

海峡两岸之间签订和平协议,既需实践推进,也需理论研究。在有关和平协议的理论体系中,和平协议是什么,即和平协议的性质尤为关键。两岸关系的复杂性决定了分析方法的多结构性,其中两岸认同和两岸共识之定位是主要的分析方法。两岸认同包括政党、政权、国家和民族四个层次,而两岸共识之定位包括临时协议、法理共识和重叠共识。考察两岸关系的历史、现状和前景可见,中华民族认同是和平协议的现实基础,而法理共识是和平协议的历史定位。因此,海峡两岸和平协议是中华民族认同基础上的法理共识。     

听书记“说”文“解”字

不久前，在福建高院举行的“司法公信建设年”动员大会上，福建省委常委、纪委书记陈文清作了语重心长的讲话，特别是他对法官工作的“说”文“解”字。     

论作为民法法源的“法理”

我国《民法典》第10条未将“法理”规定为第三位阶的法源。在理论上,除少数学者反对设立第三顺位法源外,多数学者赞同规定第三顺位法源,惟对其原因基本未详尽展开。无论是从法源条款的性质、使法源条款真正具有实益、为法律“续造”提供合法性基础的角度来看,还是从《民法典》已赋予法官较广泛司法权、我国民事法官依“法理”填补法律漏洞成为较为普遍的现实来看,抑或从发挥法理的“学科沟通功能”来看,确立第三顺位法源均有其必要性。从立法技术来看,将第三顺位法源表述为“民法基本原则”并非最优,仍以“法理”的表述为宜,因为“法理”的内涵与外延比“(民法)基本原则”更为丰富。除民法基本原则外,“法理”可能是非属民法基本原则范畴的民法基本原理、未明定的民法原则;此外,“法理”也可能是制定法乃至习惯法上的法律原则。     

调解从“听”、“说”开始

调解员是什么?他是“准律师”加“准法官”。它既帮助双方当事人调查取证,又公证地调处纠纷。举法律利剑,播传统美德,踏乡间小道,化千家纠纷,解万户争端,这就是人民调解员。     

关于“廉政账户”制度的刑法分析

“廉政账户”从其产生到撤销 ,理论和实践中始终存在许多争议。“肯定说”认为 ,这项制度是“反腐倡廉”的一项有力举措 ,必将对我国“反腐败”工作有着很大甚至重大的贡献 ,应该大力推行。“否定说”认为 ,这项制度弊大于利 ,它会给“反腐败”工作增加难度 ,而且它带来了一些“尴尬”的法律问题。客观评价说则认定 ,这项制度虽然从其出现的一开始就存在有许多问题 ,但简单地加以废除也并非完全合理 ,最好的方法应该认真对待“廉政账户”制度这一“违法现象” ,不仅不能简单地将其废除了之 ,而且要将其“法律化” ,进一步在具体操作上加以完善 ,使其能够更好地实现其所要和所能达到的目的。笔者运用刑法理论对“廉政账户”制度进行了分析和透视 ,认为“廉政账户”制度的设立不仅违反了刑法的基本原则 ,而且违反了犯罪的基本特征原理和犯罪形态理论 ,同时违反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职责规定 ,进而后移了反腐倡廉的防线 ,理应予以废除     

让旁听者“旁说”好

时下,公民旁听人大常委会会议在一些地方开始由“热”变“冷”。这些地方的旁听公民普遍反映：“只能旁听,不能旁说,打不起精神来”。     

“对不起”不能随便说

我刚到美国时，朋友就告诉我：“对不起”（sorry）这个词，在纽约不能随便说。你遇到麻烦时，首先要分清责任，如果责任在你，你可以说“对不起”；如果责任不在你，你却说了“对不起”，就意味着你承认自己有责任。如果你遇到了涉及经济赔偿的绊纷（如车祸等），你的一句“对不起”很可能成为法庭上的证据，证明你有“错”并使你破财。     

从国际法原理驳李登辉的“两国论”

最近,李登辉公然提出两国论,说什么两岸关系是“国家与国家,至少是特殊国与国的关系”。李登辉的言论不仅激起了海内外中国人的强烈批评与指责,国际社会亦为之哗然。“两国论”的要害是彻底否认一个中国的原则,分割中国领土主权,破坏两岸的和平统一,从而达到分裂祖国的目的。李登辉多次声称:他的“特殊国与国关系”主张,只是在陈述一个历史与法律的事实,让两岸关系的实质回复历史真貌。①李登辉的缪论与历史事实和国际法原理根本相悖,必须予以批判,以正视听。应当指出,在两岸关系５０年的演变中,无论是两岸军事对峙时期,或是两岸对峙下的交…     

劳动规章制度法律性质之“法律规范说”检讨

用人单位劳动规章制度是用人单位组织社会化劳动所必需的制度。2007年6月通过的我国《劳动合同法》的规定令人难以判断其对如何认定劳动规章制度法律性质所持的基本立场。我国劳动法学界倾向于将劳动规章制度归结为具有法律规范性质的行为规范,从而契合了"法律规范说"的见解,但是,"法律规范说"存在着逻辑矛盾,不符合我国劳动法制发展和劳动用工实践的现状,而从"契约说"的视角认识劳动规章制度性质应当是可行之道。     

试论李贽“童心”说的理论基础

李贽《童心说》把“童心”界定为最初一念之本心并予全面肯定,然而在中对其肯定“童心”的依据全无论证。有的学在古代中国的人性论中,寻找其理论基础。但假如考虑到李贽的理论体系,则荀子、孟子和程朱的主张都不足为其依据。其实李贽这种理论的依据主要是禅宗学说。但李贽所说的“佛”是入世的、能够帮助人解决各种世俗困难,也就是使人的世俗生活更为顺遂的明灯;并且他所说的“学佛”是要人从外在的“闻见道理”中解脱出来,从而达到一切任其自然的境界。因此,这是经过李贽改造了的佛家之说。     

董事与公司关系的法理分析

从法理角度分析“委任说”、“代理说”、“代理与信托兼有说”三种有代表性的关于董事与公司关系的观点 ,从而探寻界定我国董事与公司关系的最佳途径。     

“需要国家干预说”的法哲学分析

“需要国家干预说”是 20世纪中国经济法学最重要的学说之一。有限理性假设、国家适度干预、经济民主、社会公平、经济法治是其基本的法哲学叙事立场。国家是干预需要的满足者,“需要”是通过干预重建经济自由秩序的法律理由。国家超越市场利益关系对经济进行干预调节,国家干预由此构成经济法的基本哲学范畴与法理标志。经济宪政哲学是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哲学进路,通过经济民主机制设定的干预才能避免经济专制,国家与社会成员共同分享经济权力才能保障干预的社会性与民主性,干预的达成并非一定为了公共,公共中的个体主义是结成公共的价值指引。     

“行为说”与“罪名说”之辨

《刑法》第17条第二款的规定，在用语上有的是以罪名方式表述的．如“投毒罪”．有的是以行为方式表述的．如“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因此，理论上和实践中在理解该条款时，有“罪名说”和“行为说”两种基本观点。笔者较为赞同行为标准说，即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者只要实施了“该条款”所罗列的八种犯罪行为．就应当负刑事责任．其触犯的具体罪名是什么则在所不问。     

两岸和平协议之历程及障碍

自1979年以来，大陆领导人不断推进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进程。近年来，随着海峡两岸经贸交流的不断深入，两岸和平协议的签署进入了两岸交流议程。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两岸应商谈建立军事安全互信机制和协商两岸和平协议。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也对两岸和平协议问题做出最新的回应。两岸和平协议签署的法理基础是主权和治权可以处于分离状态，两岸分裂属于治权的分离。和平协议签署过程中存在的政治障碍在于台湾地区领导人提出暂缓政治谈判的主张，法律障碍在于台湾地区“公民投票法”导致的和平协议被否则的后果。和平协议的性质和使命应得到重新认识，“一个中国”的解读更应具有灵活性，同时台湾地区“公民投票法”的修订应得到关注。     

解字说“法”

“法”字，古体为“瀵”。古人仓颉造字的一个大致规律有两条．一是从音，一是会意。“瀵”字是会意的，左偏旁从“水”，表示法令应当如水一般公平，右半部从“庸”（zhl）、“去”，表示法令的另一层含义为“去不直”。许慎所著《说文解字》的经典释义：“漳，刑也，平之如水，从水；麂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平如水”是法的特征．“去不直”是法的使命，二者构成“法”的基本含义。     

保护伞条款与“后ECFA时代”两岸投资协议

在两岸政府各自签署的投资协议中,有不少协定已经规定“保护伞”条款。为了保护两岸投资,促进两岸双向投资持续、稳步地发展,在ECFA之后,正在磋商中的两岸投资协议也应该纳入“保护伞”条款,但是不能将“任何义务或承诺”或“与投资有关的一切争端”或“就投资产生的任何争端”等宽泛措词列入“保护伞”条款项下,关于“保护伞”条款项下政府所承担的义务应限定为“与本协定义务有关的投资争端”。     

“两国论”的社会基础与台湾政情

“两国论”不但有特殊的背景,而且有相当的社会基础,值得忧虑和警惕。但是,台湾的安全与稳定,台湾民众的福祉皆系于坚持“一个中国”的基本原则:因此,虽有人妄言修宪定国,却未敢冒险付诸行动;各“总统”候选人在竞选白热化之际打“两岸关系”牌,恰恰说明了台湾民众对“两国论”没有信心。     

法定犯违法性判断“从属性说”之坚守

持传统观点者认为,法定犯的构成要件和违法性从属于前置行政法,但近年来,法定犯的违法性判断独立于前置行政法的观点日益盛行。“独立性说”既存在诸多理论上的问题,在实践中也难以推行。法定犯的刑法违法性判断从属于前置行政法的立场应当得到坚守,因为刑法违法与行政法违法的本质相同,刑事处罚与行政处罚的目的和任务相同,刑法保护的法益与前置行政法保护的利益相同。坚守法定犯违法性判断“从属性说”,并不否定刑法与民法违法性关系的相对性,因为刑法与民法的违法性关系不同于刑法与行政法的违法性关系,两者在不同的轨道上并行不悖。在坚守法定犯违法性判断“从属性说”的基础上,应根据“但书”、违法性认识错误不可避免性等对法定犯积极出罪。     

“仰观俯察”说识德

时下，一些干部出问题，主要不是出在“才”上，而是出在“德”上。平心而论，相对于考量干部的“才”而言，要考量好干部的“德”，还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德”具有隐蔽性、复杂性的特点，既难看得见，又难摸得着。加上一些干部善于伪装自己，把“才”的光鲜面充分放大，把“德”的丑恶面蓄意掩藏，以假德乱真德，更增添了识德和考德的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