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认识和理解——兼论中国式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角色隐喻及其现状

法律职业共同体对于中国建设法治国家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作用。从理论上厘清法律职业的分类,探讨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意义,分析中国法律职业共同体的现状,对于凝聚法律职业共同体成员的共识,形成一种建立在共同知识训练背景基础上所形成的共同的知识体系、思维方式,以及由此而上升为更高级的共同的理念、共同的价值追求甚至共同的信仰(即对于法治的信仰),有着积极的作用和价值。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最终目的是寻求一种共同的法治理念和法治精神,推动法治国家的建设进程。     

构建平等、和谐的法律职业共同体

法律职业共同体这一概念的提出，在中国还是比较新鲜的。近些年来，随着“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宪法治国理念的提出，明确了我们国家发展的法治化方向，有关法治国家的方方面面都开始为社会公众和专业群体重视，有关研院活动也相继展开，法律职业共同体问题也是其中之一。     

浅谈法律职业共同体

法律职业共同体是法治社会建立的一个重要保证,本文首先明确了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然后分析了西方法律职业共同体形成的特殊条件;最后就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构建进行了探讨。并在法律职业一体化和法官与律师的职业认同上提出了相关见解。     

市民社会驱动：中国法治发展模式的选择

在中国法治化进程中,我们必须以中国市民社会的建构作为法治的前提,以市民社会的建构驱动中国的法治化进程,运用法律维护市民社会的自律、自治与独立,明确国家权力行使的根据、范围、界限和程序,将实现市民社会的自治作为中国法治发展的目标取向。     

从权力角度来推演中国市民社会的现实状态——一种假设命题的真实推论

“市民社会理论”兴起、成长于西方社会,是西方国家经济形态下特有的社会结构形态的理论概括,是现代西方政治、法律理论建立的一大理论基石。那么,追求法治与民主的当代国人,对于国内市民社会的存在与否,曾在上世纪90年代的学界引起过热烈的讨论。对于此问题,在当代中国的社会形态下,本文将从权力的视角予以阐释,来证明中国市民社会应有存在的权力空问,但是发展路径、形态又别具一格,不同于西方的市民社会。     

试述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概念及特征

法律职业共同体问题,是法治理论与实践中“人”的因素问题,重视法律职业共同体理论研究,是我国实施依法治国方略,推进法治化进程的现实需要。本文以法律职业共同体为研究对象,循着职业、法律职业,共同体、法律职业共同体的研究路径,借鉴中外学者对法律职业共同体的研究成果,对法律职业共同体进行了初步探讨,以科学阐释法律职业共同体概念及特征,推动我国法律职业共同体建构为宗旨。     

市民社会与法治观的转向——以“国家—社会”框架为基点的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市民社会理论在中国法学研究领域日益彰显出其重要性,并形成了市民社会法治观。然而,很多中国法学研究者对于市民社会理论和"国家—社会"框架的运用是在承认西方现代性图式的基本假设的前提下进行的,这些研究处于缺乏反思性意识的建构过程中。经由反思可以发现,市民社会法治观存在着自身的矛盾,这种法治观预设了西方实现现代化和法治道路的普遍有效性,忽略了西方市民社会和现代化道路的具体现实情境与中国的根本差异。     

西方法治精神和中国法治之路

<正> 法治精神是西方政治法律文化的核心层的精神。西方社会的发展与法治精神休戚相关。中国传统政治法律文化是人治精神一贯到底。中国古代法家的“以法治国”’、“垂法而治”不是体现民主精神的法治观念,而是专制制度下把法律作为统治工具,仅仅区别于儒家学说的一种思想体系。社会主义的中国发生极端专制的“文革”决非偶然,这种“文革”,西方不可能发生。在中国这样一个历来缺乏法治精神传统的国度里寻找法治之路,需要我们的理论家拿出无畏的批判精神,需要我们的政治实践家的远见卓识。没有怀疑和批判,便不会有争鸣;没有观念的革命,便没有法治意识、法治环境。中国的法治不是一般意义的工程。它的目标既是制度的,也是意识的。这个工程要达到规模效应,首要的是精神的革命。     

都市社会语境下法治认同模式的构想

城镇化进程的全面启动与依法治国战略的全面推进使得都市社会中的法治认同成为一个重要论题。一方面,都市社会的发展消解了传统法治认同模式赖以存立的共同体,另一方面都市化的进程又塑造了一种新型的社会关系并具有独特的精神气质,进而构成了一种新型的共同体——媒介型共同体。媒介型共同体以异质性的不断生成为其正当性基础,以多重空间分配与构造为其基本特征,并且超越传统的依托于民族国家的共同体模式,形成了一种依托于都市和全球的新型共同体。都市社会中的法治认同要求利他主义的都市法律主体,立基于"都市—全球"的互动结构,以空间分配促进都市法律主体对于都市法治的认同,最终指向都市法治的实现。     

法治理念下的律师文化建设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哈罗德.伯尔曼)没有法律文化支持的法治,形同沙滩楼阁。没有律师文化的律师事业,形同无本之木。从“依法制国”到“依法治国”,中国法制建设进入了一个重要的历程。而“依法治国”必然要以“法治理念”和“法律文化”为根本,孔子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作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律师更应该适应法治社会发展的要求,在法律文化的基础上建造起律师文化的基柱,以共同支撑法治中国之大业。律师应该是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大力弘扬法律文化的当今时代,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律师文化是律师事业发展的哲学…     

合同效力状态及其转化

合同效力问题属于合同的价值判断问题,已成立的合同所处的效力状态不同,对于当事人的约束力也有所不同。准确把握合同目前所处的效力状态及其转化条件,不仅对合同当事人在合同实践中作出正确的合同行为具有指导意义;而且有利于法院和仲裁机构在审理合同纠纷案件时,准确认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及责任,作出正确的判决或裁决。     

论作为行为规范的告知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16条兼具行为规范与裁判规范的属性。从行为规范的角度看,告知义务的主体仅限于投保人而不包括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履行告知义务的期限止于提交投保单或类似文件,告知范围以保险人明确的询问为限而兜底性问题一般应认定无效,对于未知事项投保人负有一定的调查和告知义务。对告知义务规则的解释应当体现保护被保险人利益的原则和以实现人权为发展路径的发展理念。     

马锡五审判方式是成功的审判方式

马锡五审判方式是一种在我国抗日根据地产生、发展、广泛传播的巡回审判方式。它与能动司法联系在一起,是一种成功的审判方式。它的成功性表现为:能够及时、公正地解决纠纷;能够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能够不断被发扬光大等。马锡五审判方式能够获得成功的原因有多个,其中的三个十分突出。它们是:弥补了抗日根据地司法资源的不足;提供了优质的司法服务;帮助实现抗日根据地的安定与和谐。马锡五审判方式的成功之处至今仍有其现实价值,主要是具有理念、审判方式和审判结果的价值。     

转型期群体性骚乱问题探析

转型期群体性骚乱属于群体性事件的一种特殊类型,以特殊的动员方式、组织化程度低、参与者与事件本身没有直接利益诉求作为其主要特征;民众不满情绪的酿积与地方政府管治水平较低是转型期群体性骚乱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要有效防治群体性骚乱事件必须多管齐下:一方面要从体制上消解民众的不满情绪;另一方面要强化地方政府处置群体性骚乱事件的管治能力。     

关于吉林省科技人才队伍建设的思考

培养人才，增强科技人才队伍的后续力量，开发吉林省科技人才队伍潜能，全面提升其综合素质，是振兴吉林老工业基地战略目标实现的重要保证。本文结合振兴吉林老工业基地的实际需求，对吉林省科技人才队伍建设，提出以下三个方面的建议和思考。     

论公司清算人的地位与责任

清算是依法定程序清理公司债权债务、处理企业剩余财产并最终终止公司法律人格的必经程序。在公司进入清算期间,清算人既有对外代表“清算公司”②的权利,也负有依法履行清算义务的职责。在清算人拒不履行清算义务或者履行义务不当时,清算公司以及公司的债权人均可追究清算人相应的法律责任。     

关于重大责任事故罪若干问题之检讨——以《刑法修正案(六)》为视角

重大责任事故罪的适应范围不应该表述为"在生产、作业中",而应修改为"在生产、经营中";"强令违背冒险作业罪"的罪名未能准确揭示该款犯罪行为的实质特征;将"强令他人违章冒险作业"作为重大责任事故罪的法定从重情节而不是设立一个单独罪名更具有合理性。     

简论行政行为说明理由制度

行政行为说明理由制度深嵌于现代社会的权力治理结构之中,它的说服、自律、证明等功能皆指向制衡行政权力以保障人权这一法治的终极价值追求,而建构良好的制度设置以承载其诸项功能,已成为我国行政程序法律制度的急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