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研究自由权利研究

科学研究自由具有双重性 :作为思想自由 ,它是一项消极的权利 ;作为行为自由与社会文化权利 ,它是一项积极权利。作为积极的权利 ,它需要物质与制度条件的保障 ,由此决定了科技法律制度的基本价值取向应是保障科学研究自由。对科学研究自由权利的保障离不开对权利结构的分析 ,科学研究自由权利包括自由选择科学研究课题的权利、自由从事科学研究活动的权利和自由表达学术观点的权利 ,这三者相互结合构成了完整的科学研究自由权利体系     

美国法语境下公民福利权的证成及其启示

宪法上的福利权在美国宪法理论与司法实践中素有争议。受美国社会心理和文化传统的影响,早期美国社会福利政策被定位为政府公共救助政策。国家福利政策的持续性推进引起了社会文化观念的变革,奠定了福利权生成之社会基础。学术纷争与法官裁判则在客观上充当着"宪法上福利权"推动者的角色,从而促进福利政策向福利权利的转变。迈克曼等学者借助罗尔斯的正义论有力地论证了福利权的宪法正当性,并从建构宪法政治对话机制的角度阐释了"宪法福利权"的宪政功能。美国法上公民福利权演变为宪法权利的进程表明,宪法福利权的创设是历史的必然。在当今中国,这项权利同样为宪法机制的良性运行所不可或缺,我们需要采取积极措施加以应对。     

论公民权的法律保护——从权利与权力的辩证关系切入

当代中国,国家权力推动社会转型,权力对于个人自由和权利的保护起着关键作用。应当建立规范权力运作、强化权力责任的法律制度。与公民权理论与实践的最新发展相一致,中国的公民权法律制度也应当注意＂超越个人主义＂、＂权力适度参与＂和＂全球化发展＂的因素,通过提升利益主张的公共品质、改革政府治理模式,保护公民权利。     

消极权利与立法者的积极义务——以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第二次堕胎判决为例

公民基本权利的义务主体是国家,其实现需要国家履行相应的义务。传统宪法理论把消极权利和消极义务、积极权利和积极义务看作是一一对应的关系,而当代宪政实践表明,每一种基本权利都对应着国家的消极义务和积极义务。在消极权利所对应的国家积极义务中,最重要的是立法者的积极义务。立法者只有通过立法提供组织、程序及财政上的法律保障,公民消极权利的实现才具有可能性。     

“动物权利”概念的法哲学思考

有必要对“动物权利”作认真思考。“权利”是被社会认可的“自由”，而自由是具有理性能的人特有的。不仅如此，自由还具有社会性，人的自由只有在社会中才能产生。因为自由有一个正当性问题，它必须得到社会的承认和限制，权利就是被社会认可的自由，它要求自由的使用者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或义务。因此，权利只存在于社会中，只适用于具有道德责任感的人类。动物不具有理性思维能力，其行为不具有道德性，因而不能成为社会的主体，也就不享有社会主体所享有的权利。虽然每种动物都在自然界中占有一定的位置，因而有其存在的价值，应予以善待，但它们不可能享有与人一样的待遇或权利，否则，就否认了人与其他动物的区别，也会打乱自然的秩序。所以，严格说来“动物权利”这一概念是不科学的，应慎重使用，否则会导致思想混乱。     

宪政是关于秩序的制度

本文通过对宪政三个层面理解的论证,说明宪政就其实质乃是一种关于权力和权利秩序的制度安排,自由平等等价值的实现皆有赖于这种秩序的现实运行。     

论工资集体协商中的政府责任

工资集体协商中政府责任担当的合法性依据何在，具有怎样的法律属性和内容，边界在哪里，运作原则是什么，这一系列法理追问在当下国内学术研讨中尚未得到充分回应。从本体意义上讲，工资集体协商过程中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社会利益与公共利益的二元分化、冲突与平衡，为政府责任担当提供了法理基础；从内在属性上看，通过工资集体协商表现出来的集体缔约权具有消极权利和积极权利的双重属性，与此相对应的政府责任便具有消极责任与积极责任的双重内容；从契约自由的历史演进来看，作为工资集体协商结果的集体合同可以被认为是对普通劳动合同完成否定之否定后的产物，政府的介入在二次否定中发挥了必要的创新功能，但必须严格限定在契约自由的法权要求范围内；从实现路径上看，政府在工资集体协商中的责任担当应当遵循比例原则，在有为与无为、目的与手段、成本与效益、刚性与弹性的二元架构中具体展开。     

保障性住房制度的宪政原理

保障性住房制度蕴含着重要的宪政原理,即公民的积极权利和国家的积极义务。住房权是一种积极权利,在学术界已无异议,在实践中也得到了国际社会和各国立法的认可。国家的住房保障义务包括立法义务、行政义务和司法义务。中国的保障性住房制度有其宪法依据,伴随住房改革而产生,现在已经形成了以经济适用住房、廉租住房和公共租赁住房为核心的初步体系。然而,从宪政视角观之,尚存需要检讨之处。     

后代人权利：何种权利？——一种权利视角的考察

＂后代人权利＂直接保护的对象是地球环境,而不是后代人的人身和财产利益;与地球环境这一权利客体相对应的＂后代人权利＂的真实主体是整个人类,而不是所谓的后代人;并且,＂后代人权利＂的重心及其实现都在于人们普遍承担的环境保护义务。如果从权利视角观之,＂后代人权利＂实质上就是人类整体对地球环境所享有的权利,即人类权利,而非＂后代人＂的权利。认清＂后代人权利＂的人类权本质,对环境法理论的完善和可持续发展实践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我国宪法应明确规定沉默权

沉默权首先应是一项宪法权利,这可从沉默权的渊源、沉默权的国际化保护、沉默权与言论自由的关系以及宪法与程序法的关系等几个方面得到论证.我国宪法应明确规定沉默权,这是人权保障的要求,也是宪政实施的需要.文章并设计了一套我国沉默权宪法保护的规则.     

论发展权的实现途径

发展权既是一项国际人权,同时也是一项国内人权.作为国际人权,为保障发展权的实现,各国应努力创造一个有利于发展权实现的国际环境.作为国内人权,国家应采取积极的措施来保障和促进发展权的实现.包括设立促进与保护人权的国家专门机构;完善立法;完善宪法审查和宪法诉讼制度.     

人权法语境下的气候变化损害责任:虚幻或现实

由人类活动导致的气候变化不仅影响全球生态系统,而且对包括生命权、健康权、财产权在内的各项基本人权的享有和实现构成了严重威胁.在现行多边气候变化体制缺乏损害责任承担机制的情况下,人权法语境下的气候变化损害责任开始进入国际社会的视野.尽管环境损害的人权法救济在实践中已获得了各人权机构的广泛支持,但由于气候变化损害的跨界性和累积性特点,与之相关的人权法责任之构建仍将面临难以逾越的障碍.不过,即便气候变化损害的人权法责任在目前不具有现实可行性,气候变化与人权的挂钩对于多边气候变化体制的发展仍具有积极意义.     

权利的社会本原——在社会冲突与社会合作的视野下

在权利产生、存在与发展的动态过程中,权利的实现能吸纳或者消解相当一部分社会冲突, 促成一系列社会合作,使社会秩序得以形成、维系并协调发展。社会冲突在伸张主体利益的同时,有利于提升权利意识;其在重划利益格局的同时,有利于创设新的权利规范。社会合作所具有的消除社会冲突、促进社会有序的功能为权利的实现提供了可能性,安全、和平、有序的社会状态有利于权利的实现。而且, 社会合作为权利的实现增加了有效性。在社会合作中,行为规则的确立和行为理性的运用使行为结果具有可预测性,从而降低了行为成本,增加了权利实现的顺畅性和有效性。     

自我救济的权利

权利救济是在权利被侵害后对权利的恢复、修复、补偿、赔偿或对侵权的矫正,它是一项实现权利的权利,争取权利的权利。权利救济是自我救济的权利,即权利人或权利主体对其权利的自我判断和自我实现的资格和能力。私力救济、公力救济和自力救济,是自我救济权利的三种外在表现形式。从自我救济权利出发,当代权利救济问题的实质是以自我救济权利为基点整合公力救济和自力救济。塑造合格的权利主体、倡导司法节制观和建构正义的社会结构有助于权利救济理论在中国的发展。     

请求权在民事权利结构中的性质与地位

请求权的合理性根本上决定于权利实现与保护之现实诉求,其存在具有重要意义。作为基本权利实现与保护的技术性手段,请求权是从动态角度对权利作的观察,与基本权利相比较,是一种"工具性"概念。在民事权利体系中,作为物权的保护性权利,物权请求权与债权请求权在逻辑上是处于一个逻辑层面的以物权保护为使命的权利。     

分配关系的法律调整论纲

分配关系不仅是一种特定时空条件下的财产和利益在不同社会主体之间的分取与占有关系的直观表现 ,更是依存于特定社会制度的法律权力和权利在相关主体之间不同配置结果的集中反映。分配规则的正当性、分配过程的秩序性和分配结果的公平性等价值目标的实现 ,离不开法律的确认、维护与矫正功能的发挥。其中 ,分配权在国家、企业与居民之间的合理配置与行使 ,则是法律调整分配关系的作用机制和路径选择。我国社会分配公正目标的实现有赖于以分配权为核心的分配制度的不断改革与完善     

论行政规划利害关系人的权利保障和法律救济--兼从公益与私益博弈的视角分析行政规划的法律规制

行政规划的频繁运用是现代行政的一个重要特色之一。必须防止行政规划利益配置的异化,实现公益、私益博弈的良性动态平衡。在充分保障公共利益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保障利害关系人权利和利益的实现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是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必须克服各种因制度性因素和非制度性因素造成的影响规划利害关系人权利实现的现实问题,改进权利实现路径,完善制度设计,重点是完善和加强规划确定裁决前的程序保障和确定裁决后的法律救济。     

论民法典中人格权的实证概念

尽管我国民法典以独立成编的方式规定了人格权,但是,由于对人格权的概念存在巨大争议,所以,从民法典人格权编的具体内容和规范来反观人格权的实证概念对于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更具有意义。从我国民法典的内容看,我国民法典人格权编实际上包括了两个部分:一是对人格权的保护,二是对人格尊严的保护。隐私权与信息的二元保护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问题。因此,不能认为人格权编中保护的都是人格权。必须把人格权的概念与人格利益区分开来,从而决定其保护程度与救济措施的差别。另外,从表面上看,虽然看起来都是相同的权利(人格权),但是,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的人格权与自然人的人格权建立在完全不同或者说完全不相关的基础之上--自然人的人格权是以人的自由和尊严为核心的,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所谓人格权完全是技术处理的结果。当然,这种处理方式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处理。荣誉权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不具有人格权的特征;虽然民法典对其予以了明确规定,但是,荣誉权确实不应该是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的表现,我们在实践中应当将其作为一种特殊权利对待。总之,人格权可以定义为:自然人享有的人之所以为人的主体性权利,包括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等权利,是个人自由、尊严在民法上的具体体现。法人仅仅享有与自由和尊严无关的名称权、荣誉权和名誉权,但法人的名称权、荣誉权和名誉权在实质上不是人格权。     

关于农民宪法权利的几点思考

农业、农村、农民是我们当今社会面临的问题。中国要建设和谐社会,就必须解决农业、农村、农民的问题。而要解决这些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必须赋予农民以真正的宪法关怀,保证农民基本权利的实现。迁徙自由、接受教育、平等选举、结社自由就是这样的基本权利。     

可持续发展与人权的时空耦合及动态演进——兼论中国消除贫困和其国际法意义

从寻求保护地球机会的“另外之路”到破解全球性问题的金钥匙,可持续发展逐渐登上国际舞台,并与人权在一定时空邂逅。其关乎人的自身发展问题,包括消除贫困以及平等、人权等诸多领域,而人权是加快取得更公平和可持续发展进展的明智方式。两者相互耦合、相互促进,可持续发展因人权因素的渗透而使其内涵不断扩大,人权的内涵也因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介入而更加丰富,两者在不断深化内涵、增添时代内容中悄然演进。贫困是不可持续的根源,阻碍了可持续发展;贫困状态严重妨碍人权的充分实现和享有。中国消除贫困的国际法意义深远,不仅为国际扶贫脱困提供中国样本,而且在维护世界稳定、和平安全、人权保障、消除恐怖主义等方面均有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