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律效力——关于法律上的力的一般原理

<正> 一、定义 效力一词的基本语义有二:其一指效果,即“由行为产生的有效结果”,“由某种动因或原因所产生的结果”。其二指一种力,即“事物产生效用的力量”,“使某种行为发生效果之力”。作为学理上与法律实践上的专用术语,法律效力一语的含义有四:其一,法理学上用以指法律规范的适用范围。这与效力一词的基本语义不相一致,是对法律效力一词的误用。其二,指法律上的力,本文所论即此。法律效力既用以指称法律上的力,则其定义中自然应包含何种法律上的事物(合法行为)产生何种法律上的效果(肯定性法律后果)以及该力在法律上的性质(强制性保证力)。本文对法律效力的界定正与效力一词的基本语义相一致。     

司法裁决中的后果论思维

杜德利案说明,后果主义既作为一种评价行为正当性的道德推理模式，又作为评价裁判正当性的法律推理模式。在知识谱系上，后果主义作为一种决策方式来自于伦理学，根据行为结果评判行为的正当性，功利主义是其典型版本，因其理论局限而分化为行为后果主义和规则后果主义；对于司法裁判而言，规则后果主义更具应用价值。作为裁判思维，后果主义根据裁判后果对裁判理由进行调整，追求个案裁判结果的实践合理性，其理论形态为法律实用主义的裁判哲学，其实践表征为结果导向的法律适用方法。后果主义审判出于对概念法学或形式主义法学的反思而具有合理性，但在司法实践中后果主义具有因“后果”之名而越法裁判的风险。为此，须对后果主义审判进行方法论意义上的控制。     

论“歧视”的法律概念——兼论“男领导不得配女秘书”的合法性

反歧视法理论是我国法学研究的一个空白点。“歧视”一词由于受到英文的影响 ,在汉语中含义并不确定 ,在学术研究和立法中需要加以界定 ;对人加以“区别对待”的行为可由于三种原因而构成为法律所禁止的“歧视”行为 :行为建立在错误判断的基础之上 ;行为的目的不道德或具有严重的社会后果 ;为了从宏观上保护弱势群体、减少社会不平等而被法律规定为“歧视”。据此 ,四川省出台的“男领导不得配女秘书”的规定是典型的“性别歧视” ,应当由法律予以制止。     

试论社会法的行为体系

随着社会法学在法学领域的预热,社会法理论体系的构建已经成为目前社会法学领域探索社会法的首要任务,社会法律行为体系的构建在社会法中举足轻重。本文在对社会法律行为基本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参考法律行为的划分标准,以行为内容为标准对社会法律行为体系进行构建。希望通过本文对社会法律行为体系的构建进行初步的探索。     

“法律制度”与“法治”

“法律制度”与“法治”是法学中最常见的两个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术语。如何科学地理解这两个术语所反映的意义并正确地使用它们,对法学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一、法律制度“法律制度”的简称“法制”在我国古已有之。我国的法学著作和文献对“法律制度”的意义有几种不同的解释:第一,专指调整某一类社会关系的规范总和,是具体的、小的     

潘得克吞法学中的行为与法律行为理论——民法典总则诞生的序曲

法律行为理论体系是潘得克吞法学的产物。早期潘得克吞法学中的法律行为理论栖身于行为理论体系之中,萨维尼、普赫塔、温德夏等人的研究成果使法律行为理论走向系统化、精细化。法律行为理论的观念史背景是古典自然法学,方法论基础是以形式逻辑为核心的“科学”方法。法律行为理论的勃兴促成了现代民法典总则的诞生,其价值不可低估。     

论民事法律行为内容之要件

<正> 我国《民法通则》在继民事主体(公民、法人)之后,规定了“民事法律行为和代理”一章,使之成为连结民事主体和其所要求实现的各种民事权利的桥梁和纽带,这不仅使我国民法形成内容完整、结构紧密的科学体系,而且也真实地反映了我国客观经济生活的要求。民事法律行为制度本身,不过是法律对民事活动的一种高度概括和科学的抽象,它是社会经济生活高度集中的反映,是衡量人们的行为是否为法律承认即取得法律上效果的依据和尺度。法律行为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它作为一个法律事实,不是自然产生,而是通过行为人的意志把他们各种经济上的需要体现为他所期望得到的法律后果之中,从而实现个人意志和国家意志的统一。     

公序良俗与基本权利

基本权利在私法领域的功能及适用是和公序良俗原则关联在一起的。就民事法律行为而言，违背公序良俗将导致该行为的无效，并进而引发其它间接后果。基本权利虽然不是对法律行为施加限制的强制性“法律”规定，但是，它是判断是否构成违背公序良俗的重要标准。就侵权行为而言，违背公序量俗之侵权属于侵权行为的重要形式，具有“权利型”侵权和违反“法益”型侵权所不具有的功能。基本权利对侵权行为的影响主要通过“公序良俗”这一制度性平台，对侵权行为之构成产生阻却的功效。在民事审判中，公序良俗原则具有适用的必要性，它事实上也是基本权利在民事审判中得以适用的管道。     

法律交易论

在一部民法典中对“民事法律行为”作出专门规定,这在法律逻辑上是有问题的。考察所谓“民事法律行为”的由来及其本质,可知产生这样的问题是必然的。因为我们在上个世纪初接受西方法律,特别是德国民法时,并没有完全把握《德国民法典》中法律交易的实质及其整个理论体系,一开始就将法律行为与法律交易混淆,从而导致了一系列理论上的混乱。在德国民法中,法律行为与法律交易是明确区分的,前者的法律后果是法律规定的,而后者的法律后果则是交易人意思指向的。就此而言,法律交易的合法性乃毋庸置疑的题中之义。与此同时,它又必然是民法的核心。因为它既从根本上体现着私人自治和意思自治的法律理念,又从技术和制度上表明着最基本法律活动的最一般抽象。从法律史上考察,这种思路早在古代罗马法中就已现端倪,但最终形成于19世纪德国法学。至于现今我们民法中所谓的“法律行为”或“民事法律行为”,其实就是德国民法中的法律交易。它原本是民法中的一个专属概念,但由于我们原始的概念混淆与误解,才不得不用“民事”加以限定,以至于造成不用“民事”限定就无法区别于法律行为,若用“民事”限定就导致逻辑问题的尴尬与两难。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只能是:从整个法律理论,特别是民法理论体系上梳理把握法律交易和法律     

契约制度——发展商品经济的法律选择

在我国,树立商品经济的法律观,须对传统法学理论和法律体系进行认真的反思。应摈弃功能上的“专政法学”、本质上的“纯意志法学”和方法上的“注释法学”。调整适合商品经济发展的法律规范,关键不在于法律保障上的提供,而在于法律制度上的选择。契约制度是商品经济最适宜的法律外壳,它瓦解了因血统的贵贱而形成的人际关系的障碍,推动了社会生产力一次巨大的能量释放过程,并导致了法律观念的更新,使法律成为“人民自由的圣经”     

《左传》训诂丛札

<左传>文辞古奥,义蕴深微.由于时代悬隔,虽经历代训释,疑义犹夥.本义湮没,通假不明,指代不清,诸般情形,在在多有.本文就襄公时期若干训诂问题予以新的探讨.     

Grouping of ammunition types by means of frequencies of occurrence of GSR

An attempt was made to build a classification scheme for gunshot residues (GSR) samples originating from four types of ammunition, collected from shooters' hands immediately after shooting. The secured material was examined with the use of SEM-EDX method in the automatic manner. The obtained results were expressed as frequencies of occurrence of particles assigned to various chemical classes. In order to establish the most discriminative of these features the Mann-Whitney test was performed. Cluster analysis was performed for grouping the analysed samples according to their origin, i.e. the type of ammunition. It has been found that samples of GSR originating from Browning 7.65 mm and Luger 9 mm ammunition can be fairly easy differentiated from the remaining samples, whereas samples of GSR originating from of Makarov 9 mm and these of Tokarev 7.62 mm could not be differentiated using frequencies of occurrence of particles in the selected chemical classes.     

建立我国行政复议听证制度之构想

本文主要阐述了建立我国行政复议听证制度的必要性和主要内容。     

中国法治政体的始创辛亥政治革命的法治论剖析与省思

法治政体理论在根本上把法治理解为,只有立宪政体才会要求并实现法律统治的一个政体问题。建立民主立宪的法治政体是辛亥政治革命的目标。为达成这一目标,民国初年的《临时约法》等法律初步构建了中华民国法治政体的雏形,但这一政体也陷入多重困厄之中。孙中山等人对这一政体及其困厄进行了富有价值的探索与反思。从法治政体理论及民初缔造法治政体的实践出发,可以对治法型法治的思想观念进行比较性的检视。     

非法狩猎情节严重的认定

【裁判要旨】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狩猎,同时还是在禁猎区或者禁猎期范围内,才构成非法狩猎情节严重的情形。架设蛇网的行为虽属于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狩猎,但应审查其行为是否符合在禁猎区或者禁猎期的前提条件,在认定构成非法狩猎罪时,应当遵循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     

程序正义论——一种法社会学的反思

本文旨在从社会学的视角分析论证程序正义在我国的可适用性问题。通过分析程序正义在我国的价值,及对社会现状的剖析,揭示程序正义的形成障碍,进而对存在的问题探索较为稳妥的解决,建构了程序正义从观念到制度的立体体系。     

贪污罪概念重构

贪污罪的概念是关系到贪污罪的认定的重大问题。然而刑法界对贪污罪的概念的表述各不相同,对贪污罪概念的重构已成为当务之急。结合实践,通过比较研究,对贪污罪作出了新的界定。     

论合同生效要件之证明责任分配

民法教义学中,合同履行请求权至少应包括合同生效要件。其中,合同的特别生效要件由原告承担证明责任,学说及实践中已无异议;合同的＂一般生效要件＂,并无＂符合＂与否的问题,而只有＂违反＂如何的问题。私法自治原则要求,证明责任分配在参与民法外部体系的构建时,将合同效力要件规定为＂效力阻却要件＂,交由被告承担证明责任,所以,应对《证据规定》第5条规定之＂生效要件＂作目的性限缩。此种以证明责任为解释目标的进路,表明证明责任分配也是法规范之关联脉络的一种,解释论亦应以证明责任分配为解释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