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董事薪酬的程序控制

董事自定薪酬引发了正当性危机,其侵犯了公司和投资者利益,违反了法治社会的公平正义原则.正当程序的引入,使得董事薪酬在透明可视的过程中确定,从而能够使社会公众对其予以监督.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保护股东和公司长远发展的利益,本文从三个方面来谈控制董事自定薪酬所带来的危机:第一,构建董事薪酬决策中的利益冲突的隔离机制;第二,激活公司股东监督机制;第三,完善董事薪酬信息披露制度.     

经营者薪酬:正当性危机与程序控制

对经营者实行年薪制已是大势所趋,但经营者自定高薪,已引发了正当性危机,而程序公正对于经营者薪酬的正当性具有决定性意义。建立以公司价值最大化为价值取向,具有独立性、公平性和透明度的薪酬程序规范,以遏制经营者自定高薪,使其具有公信力。     

高管的薪酬要置于阳光下

不久前,南方某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发布的省情调查报告指出,当前该省国有企业薪酬管理总体上处于无序和失控状态,有的企业以强调"经营者个人贡献"为由自定高薪酬,有的企业实行"股权激励",高管几年间获得几千万元甚至近亿元报酬,企业却亏损……一时间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本期,我们就来聊聊高管的薪酬问题。     

试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和少数股东的利益平衡

现代公司是经济生活最为普遍的企业形态,是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的集合。公司规模的扩大急需从社会上募集资金,于是发行股票的上市公司便变成为公司发展中最高级和最典型的组织形式。公众的上市公司因吸收大量公众资本,对社会影响较大,关乎股东、员工、经营者、债权人、供应商、消费者、政府等众多利益,而且易形成各种不同类型的利益冲突,其中控股股东与少数股东、股东与经营者、股东与债权人、股东(或经营者)与员工之间利益矛盾最为典型,而控股股东与少数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因我国的原有的产权制度特点尤其突出。因此,深刻分析控股股东与少数股     

欧陆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治理机制比较

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治理重点因股权结构而异,英美等少数股权分散国家为管理层,包括我国在内的多数股权集中国家则为控制股东。鉴于控制股东所主导的关联交易具有利益冲突与经营效率的双重属性,欧陆国家的法律对其采取兴利除弊的治理策略。通过董事会和监事会审批机制确保决策效率,依靠司法任命特别检查人和派生诉讼机制维护少数股东权益,在公司集团中引入特别规则以提升公司价值,实现了公平与效率的动态平衡,值得我国借鉴。     

浅论股东代表诉讼

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建立源于公司内部机制难以平衡的两个利益冲突:大股东与中小股东的利益冲突,股东与经营管理者的利益冲突.本文认为对股东代表诉讼应采取激励机制,对原告的资格限制应放宽,法院受理案件后,应当公告通知公司的其他股东可以作为共同诉讼人参加诉讼,并通知公司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     

控制股东义务基础的比较法研究

控制股东义务基础的考察有两个法律视角,一是信托关系视角,二是合伙关系视角.信托关系的视角是美国法上分析控制股东义务基础的主要路径,其缺陷在于其强迫控制股东承担了"利益冲突防范"的受托义务,这是对作为内部利益参与者的控制股东的非理性歧视,压迫控制股东应有的比例权利;合伙关系的法律视角缺陷在于该关系只适用于封闭公司的控制股东,不具有普适性.英美国家新近开始了用客观违法行为标准作为认定控制股东压制行为的法律尝试,而德国、日韩国家则主要用权利行使的一般边界--诚信义务来规制控制股东的压迫性行为.     

公司股东现金选择权制度构建探析

我国现行公司法规定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回购请求权适用条件不一致;适用情形不适合中小股东在其利益受公司股权及其他重大变动影响时以公允的股权价格退出公司;回购业务主体单一,也不利于中小股东利益保护。构建法定化保证小股东以公允的股权价值退出公司的现金选择权制度来取代现行公司法上的股东回购请求权,有利于中小股东公允价值现金退出和监管利益冲突行为双重功能实现,从"一补一阻"两个方面实现对中小股东利益的有效保护。现金选择权制度的权利主体是对公司普通股或者优先股享有法律上或者实质上商业利益的人,义务主体为公司。合并、股权互换、公司所有的资产的实质销售、对任何股东的权利会产生不利影响的公司章程的修改等是现金选择权产生的条件。如果不存在经营者或控股股东与公司之间的利益冲突交易,则不产生现金选择权。应明确规定以"第三方价格"定价方法来指导定价。     

亮剑国企高管畸高年薪

中纪委近日发布规定:国企老总违规自定薪酬,可开除党籍;对偿付能力不强的保险公司,保监会也要求控制高管薪酬等"七项要求"。这些举措直指国企老总的畸高年薪。人们普遍认为,"七项要求"的针对性、及时性和促进社会公平、遏制腐败的重要性引人注目,社会充满期待。     

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制度的自治与强制——以股利代理成本理论为逻辑基础

控制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是我国上市公司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我国股利分配失衡问题归根究底在于公司内部缺乏适当的权利制衡机制,存在内部人特别是控制股东侵害小股东合法利益的问题,这是公司治理机制不完善不健全的结果。我国与再融资行为相挂钩的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制度具固有缺陷。依据股利代理成本理论,公司现金分红是小股东利益保护机制的结果,只有小股东利益保护机制得以有效执行,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失衡问题才能迎刃而解。应当尊重公司自治原则,通过契约设计和制度创新来增强公司股东对现金分红决策的参与度,对大股东权利的行使形成有效的制衡;同时,强化特定情形下控制股东的诚信义务,发展股东强制股利分配之诉,对上市公司控制股东滥用控制权侵害小股东利益的行为进行责任追究是我国解决股利分配失衡问题的必然出路。     

论高管“问题薪酬”的董事问责

如遇高管薪酬,董事就可能基于互惠和群体思维等情景以及单纯接触效应和框定效应下的生物本能,无意识地"董董相护",高管"寻租"如愿以偿,自应对董事问责。理性回路下的注意路径不能对情感回路下的"董董相护"对症下药,实际上放纵了高管"问题薪酬"。以诚信路径予以涵摄,则可以不枉不纵。是否构成"董董相护",需借助于高管薪酬的合理性进行推论。基于高管薪酬合理性边界的模糊性,拿捏高管薪酬的合理性,需以企业价值最大化为指针,借助高管薪酬的标准、水平和结构的合理性,厘定相应的参照系。     

公益法人董事薪酬控制研究

公益法人的本质决定了对其董事薪酬实施控制的必要性。目前各国立法对董事薪酬的调整模式主要有三种类型：所有董事一律不得领取薪酬、可以获得相应报酬以及区分专兼职董事实施不同的薪酬政策。总的来看,董事领取合理报酬是董事薪酬立法的主要方向。合理薪酬的决定主体为公益法人权力机构,对于专职董事和兼职董事给予标准不同的薪酬,董事补偿并不必然受制于董事薪酬。     

船舶救助报酬的法律性质

船舶救助报酬不是债,而是物。船舶救助报酬既不是船舶的附属利益,也不是船舶所生之法定孳息。船舶所有人享有的救助报酬是使用船舶和船上人员劳动所带来的收益,是一种使用利益;船长和船员救助报酬的性质是劳动报酬;承租人船舶救助报酬的性质是租金损失的补偿。     

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录音制品付酬问题探析

《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录音制品支付报酬暂行办法》的出台虽然对于解决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录音制品付酬问题有重要的意义，但制定该办法的理论依据不充分，没有解决《著作权法》第43条和第44条的内容重合问题，没有明确付酬对象，也没有设计合理的付酬计算方式，付酬减免的范围也有限。为了在保护著作权人利益的同时兼顾社会公共利益，促进广播影视业的发展，应当根据我国的国情，参考国际经验，对《著作权法》及该付酬办法的规定进行修订和完善。     

我国宪法公共利益原则的实施路径与方法探析

公共利益原则是一项重要的宪法原则,其涵义和意义在宪法文本中以多种方式进行表达。公共利益原则在实践中的运用不是某一个国家机关独享的权力,需要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相互配合,因此,这一原则的实施路径应该与国家机关的权力分工相耦合。其中,公共利益类型化、利益衡量与司法审查分别是国家三机关适用公共利益原则的主要方法。     

无因管理人的报酬请求权问题研究——兼论民法制度设计中的“人性预设”问题

中国民法理论不承认无因管理的报酬请求权,但欧洲大多数国家都承认在特定情况下无因管理的报酬请求权。究其缘由,主要是中国民法以一种固定的人性预设作为制度设计的前提,而欧洲国家是通过适当的权利义务配置,去激励当事人从事社会所期许的行为。中国民法理论必须克服传统思维中模式化的＂义利之辨＂,以一种更加现实的态度去设计民法制度。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rporate governance characteristics and credit risk exposure in banks: implications for financial regulation

This article analyses board structures in listed Danish banks in the years prior to the financial crisis by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rporate governance characteristics and credit risk exposure. The article presents a novel approach as it relies on a newly developed risk metric entitled the “Supervision Diamond” introduced by the Danish FSA, which “external” board directors must address. It contains five thresholds for measuring a bank’s exposure to credit risks i.e. the proportion of large customers, lending growth, the ratio of lending/deposits, liquidity buffer and the proportion of real estate loans. By employing quantitative governance variables the article finds that increased executive director remuneration is associated with increased credit risk posed by the bank’s borrowers. On the other hand, increasing the number of executive/“inside” directors is associated with a lower credit risk exposure. It is argued that more “inside” directors on the executive board constitutes a stronger “checks and balance” system. The article also documents that the probability of obtaining state capital from the Danish credit bailout package is negatively related to larger boards as well as higher executive director remuneration. The policy implication is that financial authorities should be increasingly aware of insufficient corporate governance characteristics in order to prevent excessive credit risk exposure. Moreover, the article provides important insights on which corporate governance variables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a bank’s credit risk exposure. This knowledge is valuable for financial authorities/policy makers considering future regulatory initiatives and how they should administer bank monitoring.     

从代理理论看对高管报酬的规范

从效益角度看,对企业高管报酬的数额讨论是没有意义的,要想制定一个理想的企业高管报酬数额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标准,将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对企业高管报酬方法规范的重点,应该是提高报酬与企业业绩的正相关关系。相比而言,企业高管报酬的披露制度更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也更有利于资本市场的完善。     

对《刑法修正案（八）》新增的“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若干问题探讨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是刑法修正案（八）的新增罪名。这对规范劳资关系、稳定社会公共秩序将起到一定的作用。但仍有一些问题如本罪罪名的确立,其客观方面的模糊性等等需要探讨。建议将本罪罪名确定为“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明确其客观方面的规定,将“数额较大”的标准规定为5000元,将“经有关政府部门责令支付而不支付”改为“应付款项2个月期限届满时不予支付”等。建议将本罪改为亲告罪,并期望通过增设本罪能够促进我国劳动保障制度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