陌生人社会与法治构建论略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对外贸易的扩张促成了西方的契约文明和契约社会,农业立国的中国则选择了伦理文化与家族社会。随着社会交往与社会流动逐渐增加,熟人关系网络与熟人信任的作用力和作用范围正表现出弱化的趋势。中国正处于由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过渡的阶段,而加强制度建设、培育制度信任,是维持新时期社会关系、实现由"熟人信任"走向"陌生人信任"、建设法治社会的必由之路。     

论熟人社会的人情

人情是农村社会的普遍现象,具有重要功能。随着现代性的侵蚀,农村人情普遍出现了异化。人情异化的程度与方式与村庄社会结构有密切关系——原子化程度高的中部农村,人情异化最为迅速。人情异化表现出来的是人情的繁荣,但当人情被榨取性利用之后,剩下的只是名实分离的人情空壳,人情循环中断,村民之间基本的人际互动难以维系,农村熟人社会失去了润滑剂,农村熟人社会甚至会因此解体。这是目前中国农村和农民难以承受之重。     

"熟人社会"中的行政伦理建设

熟人社会是我国著名学者费孝通先生提出来的,他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其特点是人与人之间有着一种私人关系,人与人通过这种关系联系起来,构成一张张关系网。客观地说,中国社会至今也没有走出熟人社会。熟人社会的存在给社会风气和政治文化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对我国的行政伦理建设提出了严正的挑战。因此,积极地应对这一挑战,对于推进我国的行政伦理建设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从分析我国熟人社会的现状入手,剖析了其对行政伦理的冲击,在此基础上尝试探讨了熟人社会中加强行政伦理建设的路径。     

中国法治进路的根本面向与社会根基--对市民社会理论法治观质疑的简要回应

市民社会理论早已突破了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元对立"的传统范式,实现了重大发展并对当代法治变革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是西方的经验和逻辑,也展现了对人类现代性命运和前途的深层关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同样展现了国家与社会分离的现实进程,这说明市民社会理论可以用于中国的分析,培育和构建中国市民社会也是可能和必要的.法治的历史发展和当代变革表明,市民社会是法治得以生成和运行的必要社会土壤,依法治国进程中法治"表面化"倾向的根本症结就在于忽略了这一土壤,因此,必须把市民社会的培育和构建确立为中国法治进路的根本面向和社会根基.     

论法治的社会基础

市民社会是法治的社会基础。自治是市民社会的内在要求,法治需以社会自治为基础。市民社会蕴含的公民意识是法治精神的基础。只有大力推进市民社会建设,才能从根本上实现法治。     

市民社会与法治观的转向——以“国家—社会”框架为基点的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市民社会理论在中国法学研究领域日益彰显出其重要性,并形成了市民社会法治观。然而,很多中国法学研究者对于市民社会理论和"国家—社会"框架的运用是在承认西方现代性图式的基本假设的前提下进行的,这些研究处于缺乏反思性意识的建构过程中。经由反思可以发现,市民社会法治观存在着自身的矛盾,这种法治观预设了西方实现现代化和法治道路的普遍有效性,忽略了西方市民社会和现代化道路的具体现实情境与中国的根本差异。     

构建法治文化的探析

我国传统上缺乏法治文化,儒家忠孝等级伦理和乡土社会的人情关系无法为现代化的中国提供制度支撑和文化底蕴.法治文化构建应成为当代中国文化大繁荣的重要内容,是法制建设的基础性工作.法治文化构建面临诸多障碍,如传统文化中的法治因素薄弱,熟人社会与人情关系阻滞法治文化生成,社会生活中法律权威尚未形成等.因此构建法治文化的过程中应明确如下几个问题:第一,政府守法是法治文化构建的关键；第二,法律规则成为社会生活准则是基础；第三,法治精神成为全社会的核心价值是归宿.     

破解“熟人社会”的反腐难题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在“熟人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私人关系构成了一张张“关系网”。在求人办事时，人们往往倾向于寻求已有的和正在建立的各种“熟人”关系。“有熟人好办事”便是“熟人社会”的经典话语。“人情网”对制度执行的干扰，是无法回避的社会现实。因此，当我们在对反腐败制度设计与实践进行反思时，就不能不研究这一深厚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及其对廉政制度建设的影响，并设法破解这一难题。     

市民社会驱动：中国法治发展模式的选择

在中国法治化进程中,我们必须以中国市民社会的建构作为法治的前提,以市民社会的建构驱动中国的法治化进程,运用法律维护市民社会的自律、自治与独立,明确国家权力行使的根据、范围、界限和程序,将实现市民社会的自治作为中国法治发展的目标取向。     

论社会管理创新与中国法治发展模式变革的契合促动

由政府推进型法治发展模式向政府与社会互动型法治发展模式转变是当下中国法治变革的基本方向。市民社会的成长发育,既是法治发展所需的条件,也是法治模式变革的基本要求。社会管理创新与中国法治发展模式变革之间构成的条件式契合关系,不仅能够促进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改良和市民社会的健康成长,而且对中国法治发展具有积极推进作用。同时,社会管理创新在推进中国法治模式变革过程中依然存在困境,其对法治发展的推进作用受到诸多因素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