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犯罪构成与证明责任分配的互动关系

推定是犯罪构成体系与刑事证明责任分配中同时存在的范畴,构成了二者之间互动的桥梁。一方面,犯罪构成体系是否具有推定效力,决定着证明责任的分配;另一方面,证明责任分配实践的发展,也会影响犯罪构成的推定效力。我国犯罪构成体系不具有推定效力,导致我国证明责任分配实践的混乱。为此,需要违法性要件纳入犯罪构成体系,以恢复犯罪构成的推定效力,从而实现对证明责任分配实践的指导。     

刑事诉讼证明问题的实体法依据--兼论刑事实体法与程序法的一体化

推定是刑事实体法与程序法中同时存在的范畴,构成了二者之间的联结点。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分配与证明标准选择的依据,实际上源于实体法中犯罪构成体系的推定机能。我国犯罪构成体系源自前苏联,前苏联在改造大陆法系犯罪构成体系时,在内容上抛弃了违法性要件,并在结构上破坏了其层次性,导致该体系推定机能的丧失。为此,需要恢复我国犯罪构成体系的推定机能,以实现犯罪构成对刑事诉讼证明问题的指导功能,实现刑事实体法与程序法的一体化。     

英美法系国家犯罪构成要件之辨正及其启示

我国有学者将英美法系国家的犯罪构成要件分为本体要件与责任充足要件,也有学者分为实体性犯罪构成要件与程序性犯罪构成要件,这些表述的准确性值得怀疑。英美法系国家的犯罪构成要件应分为犯罪表面成立要件与犯罪实质成立要件,且犯罪表面成立要件与犯罪实质成立要件之间存在重叠关系,有时难以区分。英美法系国家犯罪构成理论的实践意义在于为刑事证明责任的分配提供了实体法基础。与英美法系国家的犯罪构成理论相比,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无法为刑事证明责任的分配提供实体法基础,因此,应借鉴英美法系国家的犯罪构成理论来完善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     

论犯罪客体的理论重构

违法性判断的缺失是我国传统犯罪构成理论中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而现有犯罪构成要件中犯罪客体要件并不具备犯罪区分功能,将违法性概念融入到犯罪客体要件之内,有利于现有犯罪构成理论矛盾的解决。考虑到我国刑法中存在罪量因素,改造后的犯罪客体应采用实质违法性标准,在违法性判断过程中应坚持法益侵害说。将犯罪客体置放于犯罪构成体系中最后一个要件,更为合理。     

正当防卫证明责任分配规则的体系性分析

正当防卫证明责任的分配不仅是一个刑事程序法问题，而且是一个重要的实体法问题。普通法传统上要求被告人承担正当防卫的证明责任，20世纪以来英国和美国对传统规则的认可是以犯罪定义的“有罪”推定机能为基础的。区分正当化事由和免责事由可以为20世纪后期英美法系国家大部分司法管辖区将正当防卫的说服责任分配给控诉方提供体系上的解释。大陆法系在正当防卫证明责任分配规则上的分歧根源于对构成要件的性质和三阶层之间关系的不同理解，核心在于构成要件是否具有对“有罪”的推定机能。中国四要件犯罪构成与正当防卫的关系之争是当前正当防卫证明责任分配规则摇摆不定的实体法原因。仅仅区分积极要素与消极要素的分层次体系不足以支持确定的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只有建立“评价对象—对象评价”的犯罪构造，对犯罪构成四个方面要件的内容和体系性功能进行改造，才能稳定地支持将正当防卫的全部证明责任分配给控诉方。     

构成要件与诉讼证明关系论纲

刑事程序法以证据来证明犯罪事实，刑事实体法以犯罪事实符合犯罪构成要件来认定犯罪。构成要件与诉讼证明以犯罪事实为纽带紧密关联，相互影响。犯罪构成要件通过对犯罪事实的勾勒和形塑决定证明方向，划定证明范围，依据不同要件的分类影响证明责任的分配。诉讼证明对犯罪构成要件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实践中惯常性的证明困难倒逼犯罪构成要件就其结构和具体要素作出必要的调整和修正。引入绝对责任和客观处罚条件、构建阶梯型罪名、设立抽象危险犯、建立推定制度以及通过刑法解释合理缩减证明范围，将主观要件类型化为若干客观情节都是刑法为了满足证明的需要就犯罪构成要件作出的完善。     

犯罪构成要件理论对证明责任分配的影响

我国的犯罪构成要件理论以四要件说占据主要地位,但是四要件理论没有发挥犯罪构成要件应有的刑事推定机能。本文从证据法的视角分析了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的弊端,在此基础上通过比较法的借鉴,提出三要件犯罪构成体系的建议,并就三要件说对证明责任分配的影响进行了论述。     

犯罪构成与证明责任

犯罪构成理论与证明责任理论可以互补.三阶层递进式犯罪构成理论可以作为证明贡任分配的合理标准.构成要件该当性具有违法性和有责性的推定机能.控诉方应承担构成要件该当性的提出责任和超出合理怀疑的说服责任,被告方承担构成要件阻却和违法阻却事由的提出责任,且要让人产生合理怀疑.被告方负有提出责任阻却事由的责任及优势证据的说服责任.通过证明责任理论,可以说明主观构成要素的合理性,理清推定故意和过失的本质.同时,本文也对事实错误与禁止错误、修正构成要件与特殊构成要件的证明责任进行了讨论.     

证明困难解决体系视野下的刑事推定

变更待证事实方式、严格责任、阶梯型罪名体系都具有解决犯罪构成要件证明困难的功能,它们与刑事推定一起构成解决犯罪构成要件证明困难的体系,三种方式的存在为准确定位刑事推定提供了坐标系。通过分析三种方式解决犯罪构成要件证明困难的有效性、适用范围、正当性,可以初步勾画出刑事推定在解决证明困难体系中的定位。     

“犯罪客体不要说”之检讨——从比较法的视角考察

在不同法系的犯罪构成理论中,规范评价是必不可少的一个要素。我国犯罪构成理论中的犯罪客体要件相当于大陆法系犯罪构成理论中的违法性。犯罪客体要件不但具有规范评价机能,而且具有出罪机能。任何不要犯罪客体要件或者将犯罪客体要件与其他犯罪构成要件合并的犯罪构成理论,都将有严重的缺陷。     

环境侵权视野下的因果关系推定

古典因果关系理论不适应现代社会,在环境侵权领域,因果关系之调整以及因果关系推定之确立乃属必然.因果关系推定要素包括受害人初步证明、推定以及加害人反证三项,就立法体例而言,因果关系推定各国规定有以免责条款规定式和直接规定式两种,在未来民法典中,我国不妨一并采纳.在适用上,因果关系推定应扩大至特殊侵权领域,并辅之以规范设计.     

论民事举证制度的完善

行为责任和结果责任共同构成举证责任的完整涵义 ,其中结果责任属于实质性涵义 ,反映了举证责任的本质 ;举证时限与证据交换的内容完善了法院在审前程序的功能 ;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范围与条件厘定了当事人和法院权利和职责各自行使的边界。《证据规定》无疑完善了民事举证制度 ,但在许多内容上构成对现行民诉法的突破 ,使两者间存在着矛盾与冲突 ,为此应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相应的修改与补充 ,以解决《证据规定》与民诉法的协调与效力问题。     

也论推定规则适用中的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兼与何家弘教授商榷

中国现行法不仅存在转移“完整证明责任”的推定规则，也存在类似于美国法上仅转移“举证责任”的推定规则。在中国，对推定事实进行有效反驳的证明标准不应该是统一的“优势证据”标准，而应该根据诉讼类型、推定类型不同而有所区分。     

也论推定规则适用中的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兼与何家弘教授商榷

中国现行法不仅存在转移完整证明责任的推定规则,也存在类似于美国法上仅转移举证责任的推定规则。在中国,对推定事实进行有效反驳的证明标准不应该是统一的优势证据标准,而应该根据诉讼类型、推定类型不同而有所区分。     

三论被告人承担客观证明责任——应用于刑事辩解和刑事推定的知识论阐释

“被告人的客观证明责任”作为分析工具,可以对被告人的刑事辩解问题和刑事推定问题进行知识论的解释。解释结果分别是,被告人刑事辩解可分为纯粹的权利型和纯粹的义务型两种,认为刑事辩解既具有权利性质又具有义务性质的观点,似是而非;违法阻却事由和责任阻却事由的刑事辩解,是否需要被告人承担客观证明责任,由我国特有的犯罪构成要件理论和刑事诉讼结构来确定;确定刑事推定的合理语义,需要分析我国刑事推定特有的语用环境,刑事推定的语用分析是其语义分析的充分必要条件。应当把刑事推定的转换证明责任规范功能,作为刑事推定规则的主要功能定位．以此确定刑事推定的合理语义。对此有两种理论选择,激进的做法是直接取消刑事推定的概念,因为此概念既无用也有害,可以用“被告人的客观证明责任”概念来代替有关刑事推定问题的分析：温和的做法是改变学界多数学者遵循的从“语义”到“语用”的研究路径,应反其道而行之,由“语用”到“语义”来进行研究．这是克服学界在刑事推定问题上众说纷纭、确定刑事推定合理语义的适当办法。作为分析工具的“被告人的客观证明责任”,有着自身的理论适用范围以及相应的理论分析局限。     

论诉讼模式对推定的影响——以台湾地区法制和法学研究为例

从台湾地区法制的变革和相关理论研究成果可以看出,诉讼模式对于推定产生着重要影响。具有转移证明责任效力的法律推定,只在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下存在;而事实推定则在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和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下都有存在的空间。这对中国大陆学者开展推定制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恐怖犯罪中的推定

恐怖犯罪属于故意犯罪,按照我国法律规定,故意犯罪必须证明犯罪嫌疑人主观上具有明知、故意或目的,而明知、故意、目的属于内部证明对象,很难用证据证明。为了依法打击恐怖犯罪,必须借助推定的方法,根据犯罪嫌疑人携带的物品、接近的地点、是否受过恐怖组织培训等因素,综合推定其是否意图实施恐怖犯罪。     

论中国台湾地区刑事法中的推定

鉴于中国台湾地区刑事实体法师承大陆法系而刑事诉讼制度转投英美法系的现状,其推定制度有其独特性,作为分析的样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本文从推定与犯罪构成的关系、法律推定与事实推定、推定的限制等方面,详细阐述了中国台湾地区相关的法制和法学发展,并提出对于中国大陆相关法律制度建立和完善的借鉴与启示作用：中国的犯罪构成理论亟待完善．事实推定与间接证据证明的关系需要厘清,推定的设置和使用都应当有所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