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版权贸易中的文化冲突与协调——以文化强国建设为背景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际版权贸易极大地助推了文化传播、文化创新及文化产业的发展。国际版权贸易与文化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的内在有机联系,但因国际版权贸易中可能伴随着文化渗透和文化输出,也会产生一定的冲突。积极解决冲突,正确面对国际版权贸易自由化与文化多样性,构建良好的协调机制至关重要。厘清国际版权贸易中存在文化冲突的根源,有助于深入阐释利益冲突,并进一步探究国际版权贸易中特殊的文化内涵。国际版权贸易中要考量文化因素,通过激励创新来保护和促进文化,通过利益平衡机制对国际版权贸易中的利益进行动态调整。国际社会各成员应遵守国际版权贸易规则、尊重与保护文化多样性,加强国际协调。在文化"走出去"的背景下,中国应主动应对国际贸易规则重构、坚持国际贸易自由化,要坚定文化自信,积极推进文化强国建设,不断增强文化软实力,不断提高版权保护的法治水平,从而促进国际版权贸易与文化保护的有机协调。     

关贸总协定和当代国际贸易秩序

通常的国际贸易秩序是指由一定的国际贸易规则调整和理顺国际贸易交往中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并建议和约束各国采取某种贸易政策所维持的国际经济贸易局面.这种国际贸易秩序是由各国通过制定对外贸易法律将本国的贸易政策落实到本国当事人所参与的每一具体国际贸易交往中而实现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便是当代国际贸易秩序的支柱. 一、关贸总协定在国际贸易秩序中的核心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巨大损失及其导致的通货膨胀使列强各国认识到通过经济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意义,它们将发展经济贸易增强国力作为首要任务.为了恢复本国的生产,转嫁战争所造成的巨大损失和经济危机,它们提倡世界范围内的自由贸易,以便输     

和谐世界构建中国际经济法的新发展

构建和谐世界成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的共识.要构建和谐世界,就离不开世界各国之间的合作,尤其是各国之间的经济合作,实现互利共赢,这就特别需要发挥国际经济法在促进国际经济合作、构建和谐世界中的重要作用.2007年我国的国际经济法学术研究主要围绕构建和谐世界的主题展开,以期将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与维护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相结合,为构建和谐世界发挥作用.     

国际投资与环境保护的法律冲突与协调——以晚近区域性投资条约及相关案例为研究对象

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环境损害已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国际社会已开始尝试运用贸易投资条约防范贸易投资自由化带来的消极环境影响。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为代表的国际投资法立法新模式,在其投资章节中规定了环境条款,试图兼顾投资自由和环境保护两种利益需求。虽然实践表明,该协定仍然没有有效协调投资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并在执行上出现了诸多法律冲突,但该协议所彰显的贸易投资自由化不得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立法理念和原则,可能会成为未来国际经济法中重要的理念和原则,将会对未来国际投资法和国际经济法的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APEC合作模式的法律特征及其国际法意义

各国和地区出于经济、政治特别是地缘政治、经济利益的考虑，而通过优惠贸易安排、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及经济货币联盟等不同形式，加强本地区的经济贸易合作。在此背景下诞生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以其新颖、独特的运作方式，在众多国际经济一体化组织中格外引人注目。本文试图从国际法尤其是国际组织法、多边贸易法制的角度探析APEC作为政府间合作组织，其迥异于一般国际或区域经济组织的特征，从中归纳出APEC模式对破除区域贸易保护主义、维护国际贸易法制的示范意义，以及对传统国际法律秩序的变革、创新的启示意义。     

WTO争端解决过程中的私方参与问题

主权国家及政府间国际组织之外的私人或组织对WTO争端解决的参与,不仅对WTO实体规则的解释与适用产生影响,也对WTO争端解决机制提出了若干改革要求.时代要求WTO争端解决机制进一步走向公开透明,也要求WTO在关注贸易利益的同时关注其他国际市民社会的利益.争端解决中接纳私方参与虽然有利于WTO运做的民主化,但WTO成员也需要慎重思考私方参与的形式、相应的WTO争端解决程序改革以及如何最大限度防范私方参与的消极影响等问题.     

论国际经济制裁对海上保险的影响——以伊朗制裁为例

国际经济制裁是国际社会为实现特定的政治目的而针对特定对象施加的直接或间接限制或禁止其经济活动、资产利益的强制措施.联合国、欧盟、美国均对伊朗实施了经济制裁,涉及贸易、航运领域,相关制裁规则的制定及执行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对海上保险的提供、理赔等环节均产生了诸多障碍.中国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国际经济制裁的影响,欲维持国家能源和经济安全,中国可在制裁规则的框架内或突破制裁规则予以应对.     

国际经济法规则宪法化理论初探

国际经济法规则是调整国家管理其对外经济政策的特殊的国际法律规范,各国际经济法规则以及国家的国内经济法规则存在着既冲突又统一的复杂关系.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国际大背景下,有必要将一部分国际经济法规则宪法化,成为其他国际经济法规则以及国内经济法规则的原规则,以便使国际经济法规则以及国际经济法与国内经济法规则之间达到充分协调统一的和谐状态.     

经济法:经济国家与积极宪政国家的博弈

法与政治密切相关.作为国家公权力调控社会经济领域的经济法更是如此.中性意义上的"阶级"和社会契约论中的"国家"是法产生的政治基础.经济法除了具有法的一般政治基础外,还具有经济法特有的政治基础.市民社会是经济法产生的政治前提,经济国家与积极宪政国家的博弈与平衡是经济法产生、发展和繁荣的政治基础.     

国际人权保护:WTO争端解决机制所面临的新问题及其对策

从一定角度看,人类社会的贸易活动必然体现和反映一定的社会冲突,其中包含了道德、伦理、政治、社会及法律层面的冲突。这一冲突主要体现在贸易规则本身之间的冲突,以及相伴而生的人权保护问题。WTO争端解决机制在解决国际贸易争端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国际贸易中的人权冲突、人权保护问题,而这对我国如何应对“贸易与人权的冲突”亦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大国际私法观"辩正

大国际私法观缺乏学科学理论的支持,对其所负任务的认识也不够清晰科学.国际私法的范围应当根据实际的需要来加以确定.当前,国际私法的主要目的是解决在涉外民商事交往中或在处理涉外民商事争议时所出现的法律问题,因此,它的范围应当从处理涉外民商事案件的过程加以判断和确定.我国传统大国际私法观所包含的内容也应据此作出相应的修正.     

构建国际和谐社会的法学新视野——全球化进程中的国际社会本位理念论析

进入21世纪,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进程迅速推进,全球性问题日益凸显,国际社会组织化程度空前提高,国家本位理念遇到严重挑战,传统的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观念需要作出新的诠释。在这种新的国际形势下,国际社会本位理念作为一种全新的国际法律理念,逐渐为国际法学界所认同。国际社会本位理念强调维护人类共同利益和追求全面可持续发展。它把国家利益与人类共同利益作出了最科学和最合乎正义的结合。利益与正义,是法所要促进的最重要的两大类价值。而提升国际社会本位理念,不但有助于国际法律制度更好地实现其利益的价值,亦有助于其正义价值的实现。因此,它对于维护世界和平、实现共同繁荣、构建和谐的国际法治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国际和国内法律制度越来越多地体现了这一全新的法律理念。     

经济法的利益观

受到以主客观分离与对立为出发点的二元思维模式的影响 ,在社会结构方面形成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分立的二元理论 ,在法学领域中也形成了以规制政治国家权力为主的公法部门和以调整市民社会关系为主的私法部门的二元划分。随着社会的发展 ,传统的关于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截然分开的理论受到挑战 ,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日渐融合 ,经济法的出现是这种趋势在法律上的体现之一。经济法作为贯穿于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领域的一个新兴的法律部门 ,其利益观体现出一定的综合性 ,融合了运行于市民社会中的私法与运行于政治国家中的公法的双重特征。经济法虽然以社会利益作为其首要的保护目标 ,但其对社会利益保护的实质是以个人利益为核心的个人利益、国家利益、社会利益之间协调的结果。     

民法本质追求探究

作为部门法的民法,源自古代欧洲的罗马法,当时叫“市民法”,后被注入“私法”、“私权法”、“市民社会的法”等诸多信息。中国通过日本从西方民法及至罗马私法那里继受了作为表征基本部门法的民法。西方传统理解民法或私法的实质含义,是在个人与国家对立的基础上进行的。民法以人为中心,以权利为基点,以行为手段,以责任为保障。民法上的人即市民、私人和私主体,含自然人、法人、非法人团体等。近代社会的个人是个人主义的个人,而现代的个人是兼顾社会乃至自然理念中的个人。称民法人是“经济人”、“具体人”、“抽象人”等多是用作分析民法问题的方法。兼顾社会乃至自然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是民法的哲学基础。民法并未真正社会化。民法所涉及的领域是有限的。民法在精神方面追求平等和自由。这些都涉及到民法本位即民法的中心任务和价值标准问题。     

电子商务中知识产权纠纷的可仲裁性

现代社会中电子商务活动日渐普遍,电子商务中知识产权的纠纷也逐渐增多。具体到知识产权纷争的解决途径,除司法审判和行政查处外,仲裁将成为解决知识产权纠纷的第三条有效途径。电子商务知识产权纠纷的可仲裁性,不但有程序法和实体法的依据,也有现实社会发展的紧迫需要。电子商务中涉及私权处分的知识产权纠纷,通过传统的书面仲裁协议或者在网络上明示并经交易对方认可的仲裁条款,都将赋予仲裁机关管辖权,使得该知识产权纠纷具有可仲裁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仲裁机构应当与时俱进地加以改革。     

论国际贸易领域中的“私法行为公法化”

2017年夏天以来美国在中美贸易之间频频制造摩擦并对中国的相关立法和企业行为发起挑战,其表象是美国政府作出的决定,但实际上背后私人企业是始作俑者;它们所涉及的问题实质是私法行为公法化现象及其理论。历史地看,"私法行为公法化"自近代国际贸易出现之日起,就已经存在,只不过美国政府将其表达的更为直接而已。私法行为公法化意指私人将蕴含营利性的动机、目的等意志的行为通过特定形式变成国家意志的行为或过程,它影响或干预国际贸易,以实现其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之目标;通过它,私人部门对国际贸易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并体现为国际贸易的国内与国际法律规范,进而对后进的国家之国际贸易产生制约。应对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不能仅限于政府之间,企业等私人部门的参与也至为重要。     

德国国际私法渊源的新发展

在传统上,德国国际私法的渊源包括制定法、德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各种国际私法条约、习惯法和判例法,但是随着欧盟国际私法统一化的深入发展,尤其是欧洲共同体在公司法、合同法、物权法、知识产权法、破产法和国际民事诉讼程序法等领域的立法不断加强,欧盟法中的国际私法规范逐渐渗入德国国际私法,从而使德国国际私法的渊源突破了传统的范围,越来越多地打上了欧盟法的烙印,呈现出“欧盟化”倾向。     

论作为国际经济法体制结构性基础的公民社会

古典自由主义的方法论个人主义是一种真个人主义,它强调个人的理性不及与公民社会传统的秩序支撑。古典自由主义主张有限政府,反对干预主义,强调多边主义只是一种补充保障,自由国际经济法秩序必须从国内市场经济、单边自由贸易及其制度化法治开始,但最终植根于国内公民社会及其道德、习俗、宗教和传统。自治型公民社会的衰落与干预型公民社会的兴盛表征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国际经济法体制及其自由国际经济秩序的合法性危机。在古典自由主义基础上复兴公民社会及其非正式文化传统秩序,是国际经济法合法性危机的根本解决之道。     

Rule‐Intermediaries in Action: How State and Business Stakeholders Influence the Meaning of Consumer Rights in Regulatory Governance Arrangements

The boundaries 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 actors are increasingly blurred via regulatory governance arrangements and the contracting out of rights enforcement to private organizations. Regulation and governance scholars have not gained enough empirical leverage on how state actors, private organizations, and civil society groups influence the meaning of legal rules in regulatory governance arrangements that they participate in. Drawing from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t consumer law conferences and interviews with stakeholders, my empirical data suggest that consumer rights and, in fact, consumer law, mean different things to different stakeholders tasked with adjudicating consumer rights. Rights afforded consumers who purchase warranties are now largely contingent on first using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structures, some created and operated by private organizations with soft state oversight and others run by stakeholders but with greater state oversight and involvement. Using new institutional sociology and regulatory governance theories, I find that stakeholders involved in overseeing and administering these dispute resolution systems filter the meaning of consumer rights through competing business and consumer logics. Because consumer laws mean different things to stakeholders tasked with adjudicating consumer rights, two different rights regimes simultaneously exist in this field. I conclude that how rule‐intermediaries administering private and state‐run dispute resolution systems conceptualize what consumer laws mean in action may have implications for regulatory governance and more broadly, consumers' access to justice.     

论国际私法规范的柔性化与刚性化

晚近国际私法规范的发展呈现出两大相互对立的趋势 :柔性化与刚性化。前者在美国国际私法领域广为盛行 ,后者则在欧洲大陆国际私法领域暗流涌动。国际私法规范的柔性化主要表现为确立弹性规则 ,对传统冲突规范和机械规则进行软化处理 ;而刚性化的主要表现是国家对国际私法领域的介入 ,撇开冲突规范而将强制性法规范直接适用于涉外民商事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