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官情结：法治的腐蚀剂

本文并没有否定清官＂守道、爱民、无私＂优良品质的意思,只是对非理性的清官情结做了相关的思考与批判。文章从清官的概念开始考证,继而对其特点、阶级本质、历史作用等做了阐释与评价,最后提出：清官情结,会减损程序正义,削弱民主意识,是与现代法治不相融合的,以期人们打破对清官政治的幻想。     

清官法律文化现代启示录——清官与职业法律人

清官是中国特有的法律文化现象,本文从分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清官的特征入手,试图探求在中国民众心目中法律人应具备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素质。     

司法行为及其选择的文化注释——以转型司法中的中国法官为例

转型司法中的中国法官,其司法行为不仅会受当下中国特定的社会--文化情境的影响,而且还更多地要受到一种"清官文化"的因素制约;也即在公共的法律生活中,其任何司法行为的做出,除了回应特定的社会--文化情境系统的要求之外,也更反映出了法官对自身名誉的特别爱惜以及对社会评价的特别注意,同时也是为了尽可能好地完成司法任务并尽可能少的给自己惹麻烦.正是在"清官文化"这一文化容器中,不仅社会--文化的情境性因素作用到了法官的身上,而且,也正是在这一文化的信仰网络里,达致了纠纷中的民众以及其他社会力量对于法官角色期待的均衡.     

当代中国法治建设思想的文化基础与历史资源

中国法治思想源远流长,有着深厚的文化基础和历史资源,尤其在现代,法治社会建设已经成为了我国的重要任务。本文从法治概念的探讨入手,罗列出我国法治建设思想的文化基础和历史资源,包括权利换和谐—中国传统法律的秩序路径、道——中国法共通原理和清官司法的出场,最后指出该文化基础和历史资源对我国现今法治社会建设的借鉴意义。     

清官廉吏为何能流芳百世——简析普通百姓心目中清官廉吏的标准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进一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在贯彻落实十七大精神当中，我们不得不提清官廉史的故事。清官廉吏，百世流芳，这是不争的史实。然而，清官廉吏为什么能够流芳百世？     

廉洁，让人格闪光

古往今来，有多少清官廉吏名垂青史。他们克己奉公，心系天下，深受百姓的拥护和爱戴。他们的形象深入人心，他们的故事久久流传，他们的精神熠熠生辉。     

清官亦有腐迹

将封建社会的官吏分为“清官”与“贪官”两大类，大致还是靠谱的。前者受到人们的赞颂和期盼，后者则遭到人们的谴责和唾弃。当年，“文痞”姚文元在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时曾断言：“清官比贪官更有危害性”，说清官善于伪装，有着极大的隐蔽性和欺骗性。这纯属扯淡！要不然，现如今“清官戏”怎会如此受到追捧？百姓中怎会依然存有“剪不断理还乱”的“清官情结”？     

民众心中的“清官”与“青天”情结辨析

“清官情结”一直被认为是信访产生的文化成因之一。如有学者认为：“在传统中国民众的眼里，清官是可亲的，但他们总在遥远的地方，只有上访才能找到。清官抽象地存在于人们的生活当中，而身边更多的是贪官污吏，这才是具体的存在。因此‘小民’希望有明君和清官出来为他们‘做主’，以便民间的冤情和疾苦能上达天庭；又如应星教授在其对信访制度的调查中将下层民众心中的国家形象归纳为：“闪着神奇光辉的党中央＋损公肥私的多数地方贪官＋为民做主的少数清官”；     

简析传统法文化与现代法治的冲突

法制的现代化需要社会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但是,从我国目前的现状来看,与法制现代化息息相关的现代化的法律意识并未普遍形成,人们心目中仍大量存在着对“清官”和权力的崇拜、对权利和个体的漠视;人们对法律的认识、认同还存在某种程度的缺陷,法律的尺度往往被道德的标准所取代;法律的公平精神和理性责任精神并未深入人心,民主法治精神的培育和建构仍任重而道远。所有这些,     

以史为鉴 心存百姓——读《南京历史上的清官》有感

在中国历史上,老百姓将清官称为好官。那清官的标准是什么？司马迁的标准是：行教、清廉、守法。在崇尚法家思想的战国、秦及汉初,守法是最主要的清官标准。到了＂独尊儒术＂时期,推行教化又成为清官的标准。但因教化的成效很难考核,从三国末年开始,根据司马懿的思想,＂清、慎、勤＂成为正式的为官标准,清官也就逐渐成为好官的代名词。     

论法政治学的创立

法政治学在中国的创立具有现实和学理的双重依据,是历史发展的时代要求。创立法政治学学科的根据,在于法律与政治之间的密切关系,尤其是二者之间的交叉重叠关系。这种关系为法政治学的创立提供了最坚实的基础。本文拟对这一关系予以法政治学视角的初步研究,并进而论证法政治学的学科定位,历史发展和学科意义,以期为中国法政治学的创立,提供最基本的理论解说。     

实现“新农村法治化”的若干问题浅析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涵盖了农村经济、民主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要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法治是支撑和保障。没有法治的支撑和保障,我们进行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会出现“跛脚”现象。农村法治化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保驾护航。本文阐述了新农村建设中加强农村法治建设的重要意义,推进农村法治化进程的制约因素以及实现农村法治化的路径选择。     

关于西方刑法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中国近现代刑法是一个舶来品,因此,要使其真正本土化,让理论和实务各界真正熟悉它、理解它,并运用它来为新时期中国的社会发展服务,就必须进一步了解西方刑法的基本内容,了解西方刑法中各项理念和制度、原则的起源及其流变.然而,到目前为止,我国虽然已经出版了众多的刑法学著作和教科书,但关于西方刑法史研究的论著还非常少.因此,分四个部分对西方学术界关于刑法的定义、西方刑法的历史起源、近代西方刑法的变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刑法的发展趋势作初步论述.     

中国传统“公之于法”特质探究

本文旨在对中国传统之“公之于法”力图做一个较为全面的文化探究。文章认为 ,“公之于法”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一个基本特质。本文在对“公”、“私”字源以及古人对它们的褒贬态度进行考察的基础上 ,系统阐述了古代语境中“公之于法”这种法文化特质形成的理论和现实根源 ,着重剖析了“公之于法”在古代统治阶级的扭曲下被其“公”的形式所掩盖的“私之于法”的异化景像和内容。同时 ,通过与西方对应物的比较 ,论述了中国传统“公之于法”的不足之处及其在现代的不适应性。论文指出 ,中国古代“公之于法”有着它自己的历史长河 ,其历史内容虽然被统治者扭曲而变异 ,但其一直在民间社会传承的“大公无私”精神则应予肯定 ;同时 ,对西方之对应物所体现的“公而有私”原理则应予吸收 ,从而使“公之于法”之精神理念从中国传统意义中走出 ,从而成为中国当代和未来法律文化的基本特质。     

废除南京国民政府"六法全书"之思考

废除南京国民政府"六法全书"在当时是必然的,这是由共产党人的法律观、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以及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等方面的原因决定的."六法全书"的废除,对新中国法制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既有正面的经验,也有反面的教训.其最大危害就是中断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强化了中国社会蔑视法律的民族传统心理,为新中国政策治国、以党代政、以党治国开了方便之门.     

侵权责任法的中国特色

我国侵权责任法不仅批判性借鉴了两大法系在法制发展史中形成的先进经验,更是对我国近几十年来侵权立法、司法和理论发展经验的总结和发展,其诸多具体制度彰显了鲜明的中国特色。深入揭示侵权责任法的中国特色和立法经验,有助于为进步一推进我国民法体系化进程提供经验,促进法学理论和实践从继受主导模式向自主创造主导模式转化。     

当代中国法治进程中的文化阻滞力

当代中国的法治进程正处于特殊的历史情境中,社会转型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文明冲突和文化碰撞,不同的文化精神同时影响着这个寻求现代化的国家。以理性化、契约化为核心文化精神的现代法治,要在有着千百年宗法伦理文化积淀的中国社会扎下根来,需要克服来自传统之中内在的文化阻滞力,这种阻滞力通过个体的行为和社会结构表现出来,通过人们的日常生活潜移默化地渗透到政治、经济、法律等各种非日常的社会领域,阻碍了法治社会的形成。中国在寻求适合自己发展道路的过程中,越来越意识到自身文化问题的重要性。在法治发展的现阶段,要真正打破困境,必须从根本上逐渐限制和消除来自于中国社会内部的具有结构性特征的文化阻滞力,变不利为优势和特色,从而为法治建设的进一步深化创造条件。     

论行政公开原则的地位

行政法基本原则应当体现行政法治的时代精神。现代民主政治对政府行政的基本要求之一就是行政公开。行政公开理应成为现代开放型政府的法律理念。行政公开原则应该视为现代行政法的要旨,即行政公开原则是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之一。     

体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中华法文化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源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中华法文化的历史发展也证实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科学性。一是中国法律的起源摆脱了宗教神学的束缚,反映了法是表现统治阶级共同利益的国家意志;二是中国法制历史的发展体现出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的统一,需要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三是法律作为社会意识形式能动地作用于社会存在;四是红色政权与法制的发展充分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     

Making Law in Mid-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Legal Statutes and their Application in the Justicing Notebook of Phillip Ward of Stoke Doyle

This article analyses the notebook of an eighteenth-century magistrate, Phillip Ward. As Ward was especially diligent in recording the rationale behind his decision-making, it offers some unique insights into the summary process. The article considers the nature of the business that Ward dealt with and the amount of discretion he exercised in making his decisions. Throughout it draws upon the growing body of work on the role of the magistrac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while also engaging with the long-standing debate about the use of the law in the period. Importantly, since Ward was operating before Richard Burn published the first edition of his guide for JPs this particular magistrate drew upon his own legal experience and his father's extensive law library. So while Ward was not making up the law as he went along he was working out how to apply it to the hearings that came before him. Thus this article will be of interest to historians of crime and the law as well as those interested in the social relations of the peri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