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刑事诉讼制度变迁的多重逻辑：一个分析框架

中国的刑事诉讼制度正在发生深刻的变迁。这种变迁来自于中央司法机构、地方司法机构与民间主体这三类群体具体行为的推动,而这些群体的行为受各自所处场域的制度逻辑支配。支配这些群体行为方式的制度逻辑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中国刑事诉讼制度变迁的制度逻辑。中国刑事诉讼制度变迁的轨迹与方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参与其中的多重制度逻辑的作用。从＂多重制度逻辑＂来解释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变迁,不仅可以更好地把握这一复杂的变迁过程,也具有一定的方法论意义。     

刑事诉讼制度发展的三种模式：一个概要性的分析

从各国刑事诉讼制度变迁的基本事实出发,大致可以概括出三种不同的刑事诉讼制度发展模式,即立法修律模式、司法判例模式与试点实验模式.这三种模式具有不同的内在特质,在推动刑事诉讼制度发展上各有其独特优势与内在局限.各国刑事诉讼制度变迁的历程表明,刑事诉讼制度发展不能只依赖一种模式,应是多种模式的组合或交替使用.目前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发展主要依靠立法修律和试点实验,司法判例还未被有效运用.未来应该根据各国刑事诉讼制度发展的经验以及上述三种模式的实际价值与内在局限,合理确定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发展的模式组合。     

刑事诉讼文化的当代变迁

刑事诉讼文化的当代变迁与刑事诉讼的制度变革相伴共生、交互影响,深刻反映并体现了现代化与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中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在与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和司法实践相互适应、有效互动的过程中,刑事诉讼话语体系实现了以阶级为核心到以人权为核心的转变,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社会心理也发生了相应的转变。刑事诉讼文化的未来发展不仅是对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等普遍适用的刑事诉讼观念的进一步认同,还需要对实质正义理念等传统诉讼文化中合理因素进行继受和对刑事和解等当下司法实践经验进行总结与提升,追求中国特色的刑事诉讼话语体系,实现刑事诉讼文化的转型创新。     

中国道路与全球价值:刑事诉讼制度三十年

1979年刑事诉讼法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确立了当代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基本结构。1996年刑事诉讼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对1979年刑事诉讼法的拓展与推进。纵观中国刑事诉讼制度30年,可以明显地看到其变迁的独特性。在继续推进司法改革的当口,我们应该基于客观与科学的立场,明确中国刑事诉讼制度建设道路的独特性,总结其间的经验教训。这不仅有利于推动刑事诉讼制度法制化建设的继续前进,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为后发性国家的刑事诉讼制度建设提供一条具有借鉴价值的中国道路。     

论刑事诉讼证据制度与犯罪嫌疑人权利保护

证据是法院审判刑事诉讼案件时的重要依据,刑事诉讼证据制度是一个国家刑事诉讼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保护犯罪嫌疑人权利的重要途径。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刑事诉讼证据的调查和识别进行了若干规定,这些规定初步构成了我国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主体。本文通过对现有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研究,结合刑事诉讼证据制度与保护犯罪嫌疑人权利的关系,就如何进一步完善我国刑事诉讼证据制度进行了研究。     

刑事诉讼的制度变迁与理论发展——从《刑事诉讼的中国模式》切入

根据《刑事诉讼的中国模式》一书展示的两个理论命题（合作性司法模式和案卷笔录中心主义）,以一种制度变迁的大历史观和理性行动者视角,站在社会科学研究的立场,分别从刑民边界模糊还是清晰、两种司法正义观的冲突以及时空交错背景下的刑事诉讼制度变迁三个角度对刑事诉讼法学中的一些重要的学理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基于此,对于未来的刑事诉讼制度变革,＂拿来主义＂式的法律移植效果恐怕不佳。在司法实践层面,我们可能需要更多地方性的制度创新和试错;在理论研究层面,则需要更多扎实的实证研究和基于中国问题的理论创新。     

刑事诉讼制度的地方性试点改革

地方司法机关围绕刑事诉讼制度进行的试点改革,其兴起并趋于活跃不是偶然的,而是中国特有的刑事司法环境所形塑出来的多种因素与多重机制综合作用的结果。由于这些试点改革由地方司法机关主导,所以,它们在具体的实施中表现出了一些体现中国司法管理与司法制度的运行特点。实践中各种类型的试点改革共享类似的制度逻辑,具有共通的内在特质。它们最大的价值在于可以充当全国层面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实验室",为刑事诉讼立法提供实证依据与经验素材。作为一种高度技术化的法律改革活动,地方司法机关的试点改革存在诸多必须为我们所正视的技术缺陷。未来应该突破价值论的意识形态藩篱,采取有针对性的弥补措施,促进地方司法机关试点改革的发展。     

关于我国侦查人员作证制度的探究——从作证范围和作证方式两方面分析

在刑事诉讼诉讼过程中,侦查人员作为某些案件证据最初的接触者以及取证活动所形成的程序法事实的证据来源主体,由其充当证人参与法庭质证活动具有重要意义,不仅有利于案件真实的发现和实体法律的正确适用,而且有利于激发刑事诉讼各方参与者的主动性,彰显程序自身的公正性,还可有力约束侦查人员的非法取证行为。①因此,侦查人员作证制度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文章拟在相关法律规定的基础上,从作证范围和作证方式两方面对我国侦查人员作证制度进行探究。希望通过对以上两者的探究,提出完善侦查人员作证制度的建议,以促进该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落实,真正发挥该制度应有的诉讼价值。     

刑事诉讼的正当程序理念之我见

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两方面不可或缺，即正当程序观念的建立和诉讼制度立法上的完善。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的对诉讼程序的轻视与我国的法律传统与文化背景紧密相关，因而有必要认清程序自身的独立价值和正当程序对于刑事诉讼的重要意义。正当程序应是刑事诉讼制度的理念基础，其对刑事诉讼的具体要求为：程序合法、主体平等、多方参与、过程公开、裁判中立。并应以此为基石进行刑事诉讼制度改革。     

当代中国刑事诉讼模式的变迁

刑事诉讼模式变迁是指刑事诉讼模式所发生的新变化。从刑事诉讼历史发展来看,伴随着社会变迁的刑事诉讼模式变迁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微型变迁,其中有的表现为潜移默化,难以察觉;     

Criminal Mediation in Mainland China: A Leap from Judicial Endeavor to Legal Norm

The use of mediation in the public prosecution of criminal matters has had a nation-wide impact since being introduced by China’s Judiciary. After almost 10 years, mediation in criminal prosecution cases has, in 2012, now been adopted by the newly revised Criminal Procedure Law 2012 (NPC 2012).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criminal mediation, and its introduction and development, by analyzing the empirical data collected from the practice. The ineffectiveness of collateral civil proceedings to criminal procedure to compensate victims, the resulting complaints and petitions argued by them, and the need to resolve the disputes in a way that promotes social harmony, were seen as important reasons to bring criminal mediation practices to China. Varying from ‘western’ restorative justice practices, China’s criminal mediation is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China’s powerful state criminal justice apparatus, which itself is restricted by the rigidity of the law.     

刑事抗诉实证研究——以海淀区人民检察院五年来的刑事抗诉案件为视角

本文依托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近五年来的抗诉实践,在比较借鉴国外部分国家刑事抗诉制度的基础上,对我国目前的刑事抗诉制度及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梳理,进而提出了完善我国的刑事抗诉制度的合理化建议。     

我国刑事被害人社会补偿制度之构建

以犯罪人为中心的刑事政策使被害人权利遭到严重忽视,尤其在经济上难以获得充分赔偿,易于导致被害人的"二次伤害"。建立刑事被害人社会补偿制度,将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护纳入社会保障法体系范畴已被世界多国选择。我国应引入社会补偿制度,重新审视国家与社会、救助与补偿之间内涵与区别,明晰刑事被害人社会补偿制度的性质,构建补偿对象清晰、补偿条件明确、资金来源充裕、管理机构权威的刑事被害人社会补偿制度,以实现我国刑事被害人权利的充分保障。     

论我国刑事司法模式的回应型改造

司法实践过程中出现的诸多困境反映出我国当前的刑事司法改革在目的观念、价值选择、组织结构和裁判理念上面临着一系列冲突。作为一种法治发展范式,回应型法理论主张以契约关系作为回应的逻辑前提,以开放和参与作为权威的构成要素,以目的作为规则和制度的评价标准,以司法审查作为公共政策形成的重要途径,其所蕴含的价值取向为我国的刑事司法改革指明了一个新的方向。回应型刑事司法模式在目的、主体、角色分化及其对应的实现方式上呈现出显著的发展优势。长远来看,增强司法的回应性是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必然选择,但短期内回应型刑事司法模式在我国的发展空间却较为有限,在模式改造过程中还存在压制性增强的风险。     

论新《刑事诉讼法》中的判决前财产没收程序

2012年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在特别程序一章增设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但该程序在修改过程中和新法颁布后都引起了一些质疑,其中最大的疑问就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未经人民法院审判,其财产即被没收是否有违《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不得确定有罪"的基本原则。回应上述疑问的关键在于从法理层面厘清概念、归纳特点并界定性质,这样我们才能准确理解和适用该程序。     

论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的不足与完善——兼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相关规定

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是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专章规定的程序,其中有许多进步之处,但与国外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的一系列原则制度相比我国该程序还存在不足。在未成年人诉讼程序中应该严格遵守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全面贯彻教育感化挽救方针、确立未成年人法庭的合法地位、严格逮捕标准、完善法定代理人制度与监护制度、完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与案卷封存制度,以达到更好的规范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保护未成年人诉讼权利的目的。     

中国特色刑事诉讼制度的重大发展

刑事诉讼法修改在坚持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循序渐进地推进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坚持统筹处理好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关系;坚持着力解决在惩治犯罪与维护司法公正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原则下,贯彻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对证据制度、辩护制度、强制措施、侦查程序、审判程序、执行程序等方面作了完善,是中国特色刑事诉讼制度的重大发展。但在取得很大成绩的同时,问题与不足也是客观存在的,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并通过司法解释的出台和实施细则的制定加以弥补。     

论我国刑事司法鉴定权配置的困境与突破

我国刑事司法鉴定权由公检法机关主导,当事人仅有申请补充鉴定和重新鉴定的权利。这种鉴定权配置方式导致刑事司法公正性不足、效率低下以及权威性缺失的困境。与我国刑事诉讼模式的转型格格不入。借鉴域外经验,我国刑事司法鉴定权配置应以公正高效权威为目标,赋予辩方司法鉴定启动权、保留侦控机关自行启动鉴定权、限制法官的鉴定启动权以及建立鉴定处分的司法审查制度,逐步形成与我国刑事诉讼模式相契合的刑事司法鉴定权配置方式。     

Relativism and Universalism in Interrogation Fairnes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Between Europe and China

This paper addresses Chinese interrogation rules from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by relating them to the very different development of interrogation procedure in Europe. A fuller understanding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rules in both contexts is relevant to the present day controversy concerning the universal versus relative nature of interrogation fairness.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reveals that, in fact, the influence of ancient Greek and Chinese civilizations resulted in a great difference between Europe and China regarding legal cultures and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for criminal interrogation procedure. Considering future legal reforms in China, and given the very different historical and institutional context, the likelihood seems low that an ‘autonomous version’ of the right to remain silent and the privilege against self-incrimination will develop on China’s very different soil. However, traditional native resources are also available to legal reformers to ensure a cooperative interviewing style in criminal questioning, and eliminate police-coerced confess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