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民商分立制与民商合一制

我国法学界对于如何处理民法与商法的关系、如何处理或建构我国商事立法模式存在着较大的争议和分歧。本文试就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这两种观点做一简单的比较分析,笔者主张我国应实行以《商法通则》为统率的实质商法主义的民商分立。     

商法通则:民商关系立法的最佳选择

民商分立认识到商法的独立性,但其要求民法典与商法典的并存,于实践中并不合理;民商合一虽为目前通说,强调民法与商法的密切关系,但将商法规范并入民法典也有诸多不宜,民商分立与民商合一均难以解决民商关系立法的现实需要。民商关系立法的最佳选择是制定一部《商法通则》,与民法典、商事单行法共同构成完备的私法体系以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合同法民商合一的规范实现——一个历史比较的视角

从大陆法系关于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的历史发展上看,不仅民商合一的实质是民法的商法化,而非商法的民法化,并且民法本身的发展就是一个不断商化的过程。商法的不断扩张适用使得其逐渐被纳入一般私法之中,民法的不断市场化则使得其持续地将作为市场开路先锋的商法规则纳入其中。在采民商分立的德国,其民法典中的合同规则其实是原为商事所用的;在采民商合一的意大利等国,其民法典中的合同规则则直接将原商法中的规则纳入其中。     

论现代商法的独立性——从商法的发展历史看我国民商分立理论

2008年以来,美国金融危机开始席卷全球,使我国法学界不得不开始重新思考如何处理民法与商法的关系、如何建构我国商事立法模式等问题。本文通过对近代商法的出现与发展,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现代商法存在价值的阐释,并对我国商事立法模式抉择的争议等方面进行了评析,主张建构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商法体系,实行以《商法通则》为代表的民商分立制度,以应对当前国际国内的新形势、新问题。     

我国民商分立模式的可行性研究

我国法学界对于如何处理民法与商法的关系、进而建构我国商事立法模式存在着较大的争议和分歧。本文通过对民法和商法两者的比较,就商法发展的历史分析了其与生俱有的独立性,并结合我国的国情以及具体的立法实践,主张我国应实行民商分立的立法模式。     

通则上的民商合一与各商事单行法独立并行--中国商事立法模式的选择

在商事立法模式的选择中,各国的特定历史背景占据了重要地位.同时,民法与商法的关系发展也不容忽视.中世纪商人法的出现使民商分立立法模式的建立有了可能,但即使在大陆法系国家对民商分立也并非得到贯彻,民商合一模式成为当前的立法主流.有没有形式意义上的商法丝毫不会影响商法学科的发展,而有没有实质意义上的商法才是商法存在与否的关键.在我国,制订<商事通则>不具有必要性与现实性.     

民商分立与民商合一的理论评析

民商分立与民商合一的理论评析郭锋一、民商分立的缘起民商分立的渊源可追溯到中世纪时期。近代资本主义国家民商法的来源主要有三个：罗马法、教会法和中世纪商法。中世纪商法出现以后，由于它形成了专门的概念和体系，它具有了与罗马法、教会法相独立的地位。这样，商法...     

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民商立法模式的选择

民法和商法构成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私法的主要内容,但立法模式却迥然不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同时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法律体系。我国的民商立法,既要大胆借鉴西方国家民商立法的经验,又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跳出民商分立、民商合一的窠臼,走新的路子:将商法“一分为二”,分别纳入民法和经济法,构建既与国际通行做法接轨,又符合当代民商立法发展趋向和我国国情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     

论现代商法的特别法地位

民商分立与民商合一的讨论自商法典制定就已存在,但民商分立还是民商合一与其说是立法技术和体制问题,不如说是法律的历史沿革造成的。本文认为中国自古就没有形成商人这一阶层,缺少商法形成的条件,所以中国宜采民商合一的立法例,商法是民法的特别法,适用民法的一般规定。     

我国“民商合一"立法借鉴的新选择——由《俄罗斯联邦民法典》引出的思考

《俄罗斯联邦民法典》是世界上最新的一部民法典,也是融民商分立国家的民法规范和商法规范于一体的民商合一法典。根据该法典中大量的商事规范分析这种民商合一存在的合理性及其缺点,就我国来说,应该对我国民商立法有借鉴意义,我国民商立法问题应从宏观统筹的高度解决, 选择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民商合一”的立法道路。     

商主体登记法律价值的冲突与统一辨析

商主体登记具有保护交易安全与提高交易效率的法律价值。一般认为,交易安全与交易效率是一对矛盾,是冲突的。但是,在商主体登记法律制度中,由于商事交易双方共同的法需要和具备同向相关的价值实现机制,交易安全与交易效率不仅不是冲突的、矛盾的,而且是和谐统一的。     

德国商法法典化、去法典化与现代化:历史脉络与启示

在德国私法法典化的过程中,历史法学派、学说汇纂法学与法学实证主义均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此过程中,商法也逐步实现了法典化,但却未能像民法那样实现体系化。由于自身的体系缺陷及商法的发展变迁,德国商法逐渐走向了去法典化,并在努力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证实了其难以有效体系化。这也给我国商法立法模式的选择提供了重要启示,即不必追求我国商法的法典化,而制定《商法通则》即可。     

2002年民商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2002年是中国社会继往开来的一年,也是中国民法学界承前启后、气象峥嵘的一年.中国共产党十六大胜利召开,"到二零一零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成为既定目标,作为市民社会基本法的民法典无疑倍受瞩目.随着立法进程的深入,以民法典为中心,就若干重大理论焦点,短兵相接,论战迭出,……     

论商事公告主体的变革

本文从商事公告的定义开始分析,抓住商事公告制度设计的核心目的——保障交易安全,并结合历史和哲学的角度以及商事公告的效力问题得出将商事公告主体由国家机关转向商主体是大势所趋的结论。     

论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

文章从分析秘密入手引伸出商业秘密,并对中外商业秘密的概念进行了必要的比较,侧重讨论分析了商业秘密的构成条件,尤其是提出了商业秘密不易破解性的条件及其观点。     

中国商法及商法学三十年

1978年以后中国的商法及商法学从空白到快速发展,在立法、学术研究、教学等方面均取得了空前的成就,逐渐形成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商法体系和独立的商法学部门,但仍然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值得我们认真地回顾与总结。     

侵犯商业秘密罪“重大损失”的认定研究

重大损失是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必要要件,《刑法》和刑事司法解释未能明确重大损失的具体内涵及计算方法。目前我国司法实践中认定重大损失的方式较为混乱。出于统一司法实践的迫切需要,必须明确重大损失不等同于商业秘密自身价值等基本前提。在此基础上,尽快确立以权利人的损失、侵权人的获利、商业秘密的许可使用费的先后顺序作为侵犯商业秘密罪重大损失的认定模式,当然,在特殊情形下,亦应考虑商业秘密的自身价值。     

论民商法的演进性

相对于政府试图建构经济秩序规则的经济行政法、民商法是一种在历史长河中逐渐演进的秩序规则。尽管在民商法的发展历程中,政府和立法者的意志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总体而言,民商法是在社会经济发展中逐步演进而内生的。演进意味着它是在习惯、习俗和人们之间一次次交往中产生并发展起来的。所以,民商法的制定和实施首先必须尊重习惯、习俗,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     

商事能力制度初探

既存的商事活动吁求特有的商事能力制度,商事能力制度的宗旨系谋求商事交易的效率与交易安全。受民商合一立法体制的制约,我国立法及学理均否认商事能力制度。商事能力包括商事权利能力、商事营业能力及商事责任能力。商事能力制度中不存有商事行为能力。不同的商主体,具有平等的商事权利能力,拥有不同的商事营业能力。商事责任能力系能够承担多种责任的资格和能力。     

反思商法的法律地位——在制订《商事通则》的语境下展开

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商事立法硕果累累,但由于深受大民事立法思维影响,零售式立法对于规范日益复杂化的商事交易仍有局限。为此,在《商事通则》的制订呼声日涨之语境下,反思商法的法律地位问题重又浮出水面。笔者在辨析近乎公理式的民法特别法说基础上,提出了应以具有私法性质的商事基本法理念来指引《商事通则》的制订,并对其如何贯彻作了建设性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