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管理创新的法治体系建设研究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当前我国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一个重要而紧迫的时代课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时代背景下,坚持以法治为主导推进社会管理创新,使法治成为社会管理创新所必须坚持的基本理念和重要基点,实现社会治理的法治化,是社会管理创新持续有效推进的重要保障。因此,本文在对社会管理创新和法治建设内涵、两者关系分析和法治理念之下,提出了一些关于社会管理创新领域的法律体系建设路径,从而为实现社会管理创新的法治状态和依法治国奠定基础。     

律师服务社会管理创新的职能定位与路径选择

当前,中国的社会控制机制正在经历由意识形态控制向法律控制的转变,这一过程,也正是中国法治生长和发育的过程。法治不仅是一种治理国家的方式,更是一种社会管理的方式。律师与法律密切相关,既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要力量,与社会管理创新息息相关,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中具有独特的职能作用。     

社会管理创新的“地方性知识”维度——以“法治中国”语境下的法治重庆建设为例

“法治中国”命题是中国法治建设的最新理论命题,亦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最新理论成果,还是社会管理创新研究最新的问题域之一。法治重庆建设必须接受“法治中国”语境的“规训”,并贡献出重庆关于“法治”的“地方性知识”。以长江经济带建设为契机,国家主导型区域法治建设是社会管理创新研究新的“理论试验田”。     

试论社会管理创新与法治建设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南l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关键时期，对社会管理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社会管理必须适应新的社会变化，积极创新。社会管理创新是现今理论界和实务界的重大课题，本文试从社会管理创新与法治建设的关系角度来加以研究，从而为形成社会管理创新与法治建设良性互动局面提供些许参考。     

发挥法治保障作用,推进社会管理创新

社会管理创新与法治国家建设密不可分,通过法治保障来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具有巨大的优越性,也是人类社会的成功经验.法治可以为社会管理创新提供价值支撑,为社会管理创新设置合理的行动界限,引导民众理性表达诉求,制度化地促进社会矫正正义的实现.法治化保障社会管理创新的具体举措主要是,完善社会管理立法,促进社会结构优化;保障新型社会管理体制的合理有效运行;坚持法律原则,尊重和保护人权,依法化解矛盾.     

创新社会管理与构建中国特色法治主导型社会管理模式

推进、加强和深化社会管理创新工作,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以法治为主导的理念和原则,建立健全中国特色法治主导型社会管理模式。当前,我国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工作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括:理念观念落后,主体定位模糊,方式方法陈旧,体制机制不畅。为此,需要借助和发挥法律手段在创新社会管理中的作用与功能,真正树立科学发展和以人为本的理念,实现由政府统管向与社会协同治理的转变。具体而言,一要加快法治政府建设进程,营造宽松良好的社会发展环境;二要不断完善有关社会组织的法律法规体系,促进其规范发展;三要发挥政法部门的作用,夯实社会管理创新的法治基石;四要努力实现社会管理过程中公众参与的制度化转向。     

推进法治社会理论与实践创新

法治社会是在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之后提出的一个关涉法治全局的概念;法治社会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概念,它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甚至还有法治政党等概念相联系,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将其视为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整个法治的基础;法治社会是一个发展着的概念,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政党的理论和实践相比,法治社会的相关理论和制度尚不成熟.推进法治社会理论与实践创新,在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逻辑中,理解法治社会的基本内涵与特征,在社会治理、社会自治、社会法治一脉相承的逻辑中,寻求法治社会的构成体系和基本路径,从而在学术上拓展社会法学、公法学和整个法学理论及学科体系,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的完善和发展,在实践中形成党内法治、国家法治、社会法治同步发展的局面,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法治中国.     

在法治方略下寻求社会管理创新

社会管理创新是我国社会建设事业推进过程中回应现阶段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在法治方面成为国家根本治国方略的当代,在法治方略下寻求社会管理创新具有现实正当性和优越性;依法适度培植社会组织和规范引导社会组织发展、在立法模式上改过去的行政主导立法为博弈立法、完善税收法制、立法中更多地吸收社会生活中形成的习惯和惯例、构建政府与社会分工合作各司其职的适法格局等是法治方略下寻求社会管理创新的根本性举措.社会管理法治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和法治发展之逻辑必然.     

社会管理创新的法治保障

十八大报告要求,必须加快推进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目前在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前提下,社会管理创新必须依法治为核心,也必须在法治的范围下进行。     

地方政府社会管理创新的法治路径选择

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重大战略.地方政府社会管理创新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应以尊重和保障人权等基本法治理念作为其理论指引.要实现地方政府社会管理创新需要积极推进社会组织的健康有序发展,加强和改进社区管理,健全应急管理体系.     

社会管理创新要求加强行政决策程序建设

社会管理创新已成为时代特征和科学发展的要求。社会管理创新必须以民生为先导,以公平正义为基础,加强行政决策制度建设,通过相关决策内容和决策目标的调整,推动政府职能有效转变。行政机关应当运用法治、规则和程序,以"行政公开"与"行政参与"的程序理念为内核,建立具体的正当性行政决策程序规则,推进社会管理理念、方式和机制的创新,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试论电子政务与政府管理创新

互联网的冲击使政府行政环境发生了变化,政府管理创新是适应这一变化的唯一出路,而电子政务是适应互联网条件下政府管理创新最重要的促进器。这一点已被西方国家政府管理创新的发展实践所证明。西方国家电子政务在政府管理创新过程中的实践经验,为我国政府实现管理创新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为适应新的行政环境,我国政府应尽快发展电子政务,实现政府管理创新。     

行政救济制度之完善

行政救济最重要的三项法律制度: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和国家赔偿,已建立实施多年,随着社会和经济建设的发展,三项制度很多方面都已不适应实践的需要。《国家赔偿法》已于2011年修改,《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法》也亟需改革和完善。作为同是解决行政争议、化解社会矛盾的两项制度,有同有异,但具有内在的联系,应该对之作比较性研究,以期这两项制度在保护公民权利、有效化解社会矛盾中更能实现其积极效应。     

浅析行政听证——兼论我国行政处罚听证程序之完善

行政听证是二十世纪社会民主化进程的产物,其涵义是“听取对方的意见”。我国已逐步确立了行政听证制度。英国行政听证的理论基础源于古老的自然公正原则;而正当程序原则构成美国行政听证的基石;在中国,行政听证理论上源自依法行政原则。在听证蕴涵的所有价值中,保障公民权利是其首要价值;但是人们往往忽视听证制度更深层次的价值即:节省行政资源,提高行政效率。我国行政处罚听证程序存在诸多立法上的缺陷,实践中也产生许多条文理解上的争议,需要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构建和谐社会与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

依法行政与构建和谐社会是同一主题的不同层面。依法行政能否以公平正义为价值尺度,调整社会关系,平衡社会利益,整合社会资源,维护社会秩序,直接关系到构建和谐社会的成败[1]。抽象行政行为作为政府进行行政管理的一项最重要手段,是依法行政的起点和基础,但在依法行政实践中,抽象行政行为与宪法和法律相抵触,规章之间、规范性文件之间相互矛盾,政出多门,各自为政,甚至出现了超越自己立法权限进行立法的现象。抽象行政行为的不规范及监督机制的不完善是直接影响社会和谐的体制性因素之一。本文在分析我国抽象行政行为现有监督机制局限性的基础上,论述了将其纳入司法审查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以保障抽象行政行为的合法与规范,为依法行政奠定良好的法律基础,为构建和谐社会创造良好的行政法制环境。     

论行政法的合作理念

行政合作是行政机关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之间共同行动的实践理性活动，是对传统公私法划分理论和管制行政法的超越，是一种新的行政法理念和模式。行政合作是行政法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趋势和市场经济的要求，具有科学的理论依据。行政合作具有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多重价值，对建立和谐、信任的官民关系和服务型政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应加强对行政合作的法理研究，创新行政合作制度。     

行政学本土化：历史、生态和哲学的途径

行政学本土化是中国行政学发展的必由之路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不仅是行政学自身学科体系建设的需要，而且是中国历史转型时期社会发展的要求。从行政学历史发展、行政学生态分析、行政学哲学思考等三种途径建构行政学本土化的理论平台、切入点、突破口，将有助于中国行政学本土化的进程。     

社会管理创新与行政法的完善

社会管理创新要求我国传统行政法主体、原则、理念、体系和价值目标等都要做出相应的变革,以适应社会管理法治化的需要。回应社会管理创新要求,本文提出构建与社会管理创新相适应的现代行政法的建议。     

行政法发展的理论反思

行政法是密切关注社会现实的法律。中国行政法的历史发展受着宗教、道德、理论与意识形态的综合影响。由于在效率观上存在的误区,当代中国的行政法制发展受到阻滞。由此,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行政法的发展历史,深入分析行政法制建设的病灶所在,反思制度设计的弊端与法律实践的问题,重塑法制系统的研究范式,更新效率观,并最终以此推动行政法学步入哲学思考的发展进程。     

食品安全领域黑名单管理措施的可诉性分析

近年来,各地陆续开始在食品安全领域使用黑名单管理措施,通过对黑名单的管理来加强对食品安全生产经营者的重点监管.但在黑名单管理措施受到食品安全监管部门青睐的同时,我们应思考这种管理措施的性质,特别是经营者对于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将其列入黑名单的行为,能否提起行政诉讼,尤其需要探讨.根据各地关于黑名单管理措施的规定,可以将食品安全领域的黑名单管理措施分为两种,一种是行政处罚行为,另一种是行政事实行为.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行政事实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但是根据《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可以对行政事实行为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行政处罚行为属于我国《行政诉讼法》明确列举的受案范围,可以对此种类型的黑名单管理措施提起行政诉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