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各论的理论建构

从刑法史的角度看,刑法规定存在着一个从个别立法到一般立法的演变过程。刑法总则和刑法分则的分立是人类经验积累的结果,是人类对犯罪和刑罚的认识不断提高的结果。刑法总则固然重要,但离开了刑法分则,对不法行为定罪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刑法分则规范是犯罪分类的表述方式,刑法分则体系不仅是技术性问题,背后包含了一定的刑法价值理念。我国刑法分则除了对罪状和法定刑的规定以外,还包括一些刑法适用的引导性规定。     

刑法分则对总则排除适用现象探析——刑法总则与分则关系的重新梳理

从当今世界各国刑法体例安排来看,均由总则与分则两部分组成.其中,总则规定犯罪与刑罚的一般原则、原理,分则规定具体的犯罪及其法定刑.对于刑法总则与分则之间的关系,学者们普遍认为,是一种抽象与具体、普遍与特殊的关系,进而认为既然总则规定的是一般性规定,那么理应适用于所有分则条款,由此导致司法实践中总则条款的滥用,司法人员动...     

危险驾驶犯罪减轻处罚的三重分析

《刑法修正案(八)》第二十二条规定:"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考虑到醉酒驾驶和飙车行为均是在没有酿成交通事故的情形之下,立法对该罪设置了较轻的刑罚。但是,危险驾驶罪是刑法中唯一主刑为拘役刑的犯罪,对此,刑法总则之中的减轻处罚制度是否适用于危险驾驶罪的问题日益凸显。一、从刑法理论上考量,减轻处罚制度应当适用于危险驾驶罪。刑法分则仅涉及具体犯罪的特殊性,而很少规定犯罪的共性问题;总则是对关于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一般原理、原则的规定,抽象概括刑法分则中各个犯罪的共性问题。刑法总则和分则的这种关系决定了刑法总则对刑法分则具有一定的规范和制约作用,因此,对刑法分则之     

论我国刑法分则规范的完善--以总分则之关系的合理定位为切入点

以刑法总则与分则之关系的合理定位为切入点,我们不难发现:刑法分则的不少条文并不符合刑法总则"但书"的规定;刑法分则的不少条文不符合刑法总则第14条、第15条的规定;刑法分则的不少条文不符合刑法总则关于数罪并罚的规定.另外,刑法分则将预备行为、教唆行为、帮助行为纳入到分则规范之中;具体犯罪的法定刑以犯罪既遂为模式;刑法分则规定特别自首制度、累犯制度,所有这些都不符合刑法总则与分则之关系的合理定位.相应地,这些分则条文应予完善.     

法定刑的立法原则与新刑法中法定刑的立法缺陷探微

法定刑是具体犯罪的刑罚标准,是刑法分则规定的刑法规范的基本内容之一。立法者在对具体犯罪配置法定刑时应当贯彻一定的指导思想和共同准则,这就是法定刑的立法原则。本文认为法定刑的立法原则有：明确原则、公正原则、谦抑原则、协调原则和稳定原则。并且结合这些原则,作者对我国现行刑法中法定刑的立法缺陷进行了初步探讨     

试析刑法分则中的“可以”

我国刑法分则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有关规定,对各种犯罪规定的法定刑,除规定了“应当”判处的主刑、附加刑以外,许多条文中,还规定了“可以”判处的刑罚,包括可以判处重刑直至死刑、各种附加刑和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分。为了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和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争取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的根本好转,全面运用刑罚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在审判工作中,应正确认识和准确适用“可以”判处的刑罚。 所谓“可以”判处的刑罚,就是根据犯罪的各种具体情况,刑法分则等规定的可用或可不用的刑罚或其它处分方法。“可以”判处的刑罚是“应当”判处的     

论刑法修正与刑罚结构调整

我国《刑法》自1997年全面修订以来,又进行了九次修订,犯罪化和刑罚攀比化仍然是修订的主要内容,其中废除经济犯罪的死刑是刑罚修订的亮点。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形势发生重要变化,我国刑罚结构需做出根本性的调整,罪刑均衡原则不应仅体现于总论刑种的设置上,更应体现在刑法分则具体罪名、罪刑结构的设置上。在下一步的刑法修订中,应着力解决经济犯罪与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犯罪刑罚设置倒挂的现象,真正实现"以人为本"的刑法观。     

司法实践的追问：审视刑罚在遏制洗钱罪中的作用

针对严重的洗钱活动，我国已在刑罚方面做出相应的立法反应，可是我国极低的洗钱判决数量与严峻的洗钱态势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因此，需要审视我国洗钱罪的法定刑设置。调整洗钱罪在我国刑法分则中的体例之设想，虽然可以在立法技术上降低洗钱罪的法定最高刑，但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洗钱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利益罪之问的立法旨趣和逻辑联系。目前更为现实和可行的法律对策是审视刑罚与遏制洗钱的互动关系，充分发挥刑罚遏制洗钱的作用，同时严密反洗钱的刑事法网。     

中国行政刑法的立法缺憾与改进

行政刑法之概念为德国学者所首创,但在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内涵与外延.中国的行政刑法是指国家为了维护正常的行政管理活动,实现行政管理目的,规定行政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的法律规范和劳动教养法律规范的总称.中国的行政刑法立法存在着缺乏与一般行政法条款衔接、缺乏行政违法责任与行政犯罪责任竞合的明确规定、法定刑设置过高、对于法人犯罪的刑罚措施过于单一、劳动教养制度弊端丛生等诸多问题,需要相应地加以改进.认为应当在立法上对行政刑法和行政法规范进行衔接、明确行政违法责任与行政犯罪责任竞合的处理方法、降低行政犯罪的法定刑并废止其死刑、增加对于法人犯罪的刑罚措施并将劳动教养制度司法化.     

关于减轻处罚若干问题的分析

减轻处罚是我国刑罚裁量中从宽处罚的一种情形。根据我国刑法第六十三条，减轻处罚是指犯罪分子具有刑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的，应当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但在具体的适用中，在很多方面存在争议，例如减轻处罚的幅度究竞是依据刑法分则规定的法定刑幅度，还是根据我国刑罚中的格来减轻处罚；减轻处罚是否及于附加刑，是否能够减为附加刑，能否由刑罚处罚减轻至行政处罚等。本文拟从立法目的，可行性，刑法的体系解释等角度来分析减轻处罚，以期对这些问题有一个较为合理的解决。     

经济犯罪之犯罪既遂与未遂——以我国刑法分则立法模式为视角

我国刑法分则对于许多经济犯罪采取了定量的立法模式,并且,对于诸多经济犯罪,还根据量的不同规定了不同的刑罚.这种立法模式给犯罪既遂、未遂的认定带来诸多争议.在承认我国刑法分则是以犯罪既遂为模式的前提下,应当认为刑法分则关于经济犯罪中所规定的"量"是犯罪既遂的标准.对于刑法分则中关于经济犯罪的"量"的理解,不应仅仅局限于客观方面,而应当结合主客观来认定.应当将犯罪既遂、未遂在刑罚适用上的区分,贯穿于我国刑法分则的定量、多档次量刑模式,以期更好地实现罪刑相适应.     

刑法的正确解读方式:在总则指导下理解分则

在罪刑法定原则获得普遍认可的时代,犯什么罪和判什么刑都应当根据法律确定。因此,读懂法律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自1810年《法国刑法典》颁布以来,现代刑法就开始采用“总则”和“分则”的划分方法,对犯罪和刑罚问题加以规定。总则,是对刑法的基础概念、基本原则和基本原理的系统性说明,也是对整部刑法的基本概念、任务、原则、制度所做的规定;分则,是对具体犯罪和刑罚所做的系统说明或者法律规定。总则和分则的区分,是刑法科学和立法技术的进步,但也对正确理解法律提出了较高要求。     

司法实践的追问:审视刑罚在遏制洗钱罪中的作用

针对严重的洗钱活动,我国已在刑罚方面做出相应的立法反应,可是我国极低的洗钱判决数量与严峻的洗钱态势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因此,需要审视我国洗钱罪的法定刑设置.调整洗钱罪在我国刑法分则中的体例之设想,虽然可以在立法技术上降低洗钱罪的法定最高刑,但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洗钱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利益罪之间的立法旨趣和逻辑联系.目前更为现实和可行的法律对策是审视刑罚与遏制洗钱的互动关系,充分发挥刑罚遏制洗钱的作用,同时严密反洗钱的刑事法网.     

试论减轻处罚的幅度

减轻处罚是我国刑法规定的从宽处罚情节的类型之一，它是指人民法院根据犯罪人具有刑法明确规定或概括规定的情节，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正确适用减轻处罚的关键是正确理解“法定刑以下”的含义，即在什么法定刑基础下减轻处罚。这里所说的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我国刑罚理论认为是指判处低于法定最低刑的刑罚。只有这样理解，才能将减轻处罚与从轻处罚完全区分开。如果刑法对某个犯罪只规定了一个量刑幅度时，刑法学者对法定最低刑的理解是一致的。但刑法条文中同时规定了两档或两档以上量刑幅度时，法定最低刑如何确定，我国刑法学者则…     

对构建贪污贿赂犯罪量刑平衡机制的思考

一、贪污贿赂犯罪量刑失衡之现实表现 第一，存在罪刑不均衡及“同罪异罚、同罚异罪”的情况。我国刑法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根据我国刑法分则关于贪污贿赂罪的有关规定．贪污、受贿罪的犯罪数额和量刑一般成正比关系。     

减轻处罚的幅度与限度

减轻处罚是我国刑罚裁量中从宽处罚的一种情形。根据我国刑法第六十三条规定,减轻处罚是指犯罪分子具有刑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应当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但在具体的适用中,在很多方面存在争议。     

恐怖活动犯罪刑事立法评析*--以《刑法修正案（九）》为重点的思考

晚近以来,国际反恐公约以及各国反恐刑事立法在惩治恐怖主义犯罪的范围方面呈现出三个重要的趋势：一是由实行犯扩大到非实行犯;二是从作为犯扩大到不作为犯;三是从实害犯扩大到危险犯。在《刑法修正案（九）》通过之前,与国外反恐刑事立法相比,我国刑法分则中规定的专门惩治恐怖活动犯罪的罪名屈指可数,恐怖活动犯罪的法网不够严密,对涉及恐怖活动犯罪行为的罪名和法定刑设置存在疏漏。《刑法修正案（九）》贯彻了“严密防范”的反恐刑事政策,这具体表现为刑事法网的严密化。《刑法修正案（九）》也坚持对恐怖活动犯罪采取“严厉惩治”的态度,这具体表现为对恐怖活动犯罪配置了财产刑。然而,在此次立法修改中也存在概念界定不清、过度犯罪化、罪名增设疏漏、刑罚配置不合理等缺陷,因而,对恐怖活动犯罪的刑事立法应予以进一步完善。     

论处断刑的立法模式

在刑罚裁量中,德国、日本刑法以及我国台湾、澳门刑法都规定了处断刑,希望通过处断刑架构起法定刑通向宣告刑的桥梁.立法者通过处断刑的规定,不仅可以有效地控制法官的刑罚裁量权,还能指引法官寻找一个比较适当的量刑幅度,并在该量刑幅度内找到与犯罪相适应的具体的刑罚点.但德国、日本刑法与我国台湾、澳门刑法在处断刑的立法模式上存在着一些差异,前者采取总则式立法,后者采取总则与分则相结合式立法,二者对我国量刑规则的改造均具有启发意义.     

我国刑法中“兼有型罪过”立法问题研究

我国刑法总则有关罪过形式非犯罪故意即犯罪过失的规定在我国刑法分则中并未完全落实。我国刑法分则规定的罪过形式除犯罪故意、犯罪过失之外,还存在兼含犯罪故意和犯罪过失的形式。这种状况的存在给司法机关认定和处罚相关犯罪带来了极大的困惑。为了解释这一现象,我国刑法学者提出了"复合罪过说"、"客观的超过要素说"、"罪量要素说"、"严格责任说"等多种学说,但是这些学说都存在不足之处。"兼有型罪过"立法是指立法者将两种不同罪过形式的犯罪行为糅合在一起共用一个复合的法定刑的情形。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方案是修改相关的法律。在相关法律被修改之前,最高司法机关可以出台司法解释对"兼有型罪过"犯罪的量刑问题作出明确的规定,各级人民法院应根据具体案件中行为人的实际罪过形式适用相关的规定定罪处罚。     

论我国银行业的刑法保护

<正> 一、刑法介入的适切性与银行业的刑法保护 新刑法增加了大量金融犯罪的规定。1979年刑法中只有投机倒把罪等5个条文涉及到金融犯罪,而在新刑法分则第三章第四节和第五节中,至少有31个条文专门就金融犯罪做了规定。在1995年《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之前,金融刑法的内容主要包括伪造货币、逃套外汇、伪造有价证券等方面的规定。而在新刑法中,除证券、保险等方面的专门规定以外,还规定了货币、金融机构设置、信贷、集资、票证、外汇、洗钱、有价证券等方面的犯罪。